电子书

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靠谱科学家牛顿的不靠谱货币政策

由于货币创新，货币购买力总能增加，从而改善穷人的命运。这个观念成为后来提倡发展土地银行及其类似机构的设想的理由。
　　——福里斯特·卡皮

福里斯特是一个介于政客与经济学家之间的人，他有为滥发货币辩驳的嫌疑，但这句话却不无几分道理。任何一种货币都有其本身的弊端。当一种货币的弊端开始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时候，它就会被自然淘汰，旧的货币制度亦将随之改变，这种更新是经济规律。从复本位到金本位再到纸币，其中的核心在于信用。任何一种货币都是信用评估下的契约媒介，所以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与货币革命都无外乎是社会信用道德败坏所造成的。当新的信用框架建立之后，总是会出现购买力增加的现象，就像人们总是可以轻易地从新认识的朋友那里借到东西。
　　欧洲进入商业革命阶段之后，货币体系的问题被前所未有的放大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成了统治阶层无法回避的难题。经历了亨利八世的大贬值之后，由于格雷欣与伊丽莎白一世对货币体系努力进行修复，从而使英国的经济有了一个世纪左右的稳定。他们修复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但面临的阻力却非常之大。在格雷欣的辅佐下，统治阶层开始重新树立货币的信誉。格雷欣爵士作为金融顾问，在这件事情上是睿智的，他准确地洞察出了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非数量，所以通过铸造高成色货币和设定一系列防止投机的货币法案稳固了市场状况。但好景不长，17世纪末，一个潜伏在欣欣向荣的市场表象之下的危机在任何人都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然爆发了。
　　这个危机的本质仍然是“格雷欣法则”，与格雷欣改革之前所不同的是，范围和渠道出现了变化。在格雷欣时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出现在英国本土贸易中，而在改革之后，由于货币信用的好转和对投机行为的严厉打击，本土贸易市场趋向稳定。然而那个时代的统治层对经济和金融的认知显然不够成熟，他们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国际货币比价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及的汇率问题。
　　投机者在本土无法利用货币进行投机套利，便开始打起了国际货币市场的主意，这个漏洞成了英国经济的硬伤。虽然在当时亦有不少国家将国际之间的投机行为判定为犯罪行为，但金融领域的犯罪通常都会走在立法之前。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怎样制止，投机者都能从中寻找到漏洞，加以利用。最简单的投机行为是利用他国的自由铸币权进行投机，具体方法是将本国的足值货币融化掉，然后运到一个指定的国家，这个国家需要具备以下三种条件：
　　1.该国货币与本国货币汇率为1∶×（×大于1）；
　　2.该国铸币厂允许从民间收购贵金属或该国贵金属与硬币之间允许自由兑换；
　　3.该国货币与本国货币允许自由兑换。
　　一旦具备上述三个简单的条件，投机商便有了合法的投机渠道，他们是这样做的：将一英镑足值金币融化掉，运到B国，假设本国与B国金银比价与硬币面值比价同为1∶10（在这种理想状态下不存在本土投机行为），那么按照1∶9的比率让利卖给铸币厂或商人，便可得到9先令银币；此时若B国与本国的银币汇率为1∶1.2，用B国9先令银币则能够兑换出10.8先令本国银币，这样再用其中的10先令银币兑换一英镑金币。重复上述方法，便可坐享其成。假如本国贵金属与货币之间不允许自由兑换，那也很简单，将10先令银币直接融化掉，拉去B国让利换0.9英镑金币，再通过汇率兑换成本国1.02英镑金币。如此反复，亦有利可图。只要减去运输成本之后仍然存在利润，这种投机就不会停止。
　　上述过程仅仅是在两国货币完全足值的理想状态下所作出的逻辑分析，当货币足值，则货币面值比价与金银比价理论上必然相同。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投机商仍然有可乘之机。可以想象，当其中的某个参数发生变化时，投机行为将变得多元化且更加复杂难解。长此以往，本国的足值货币将被大量融化并通过合法渠道（或非法走私）流向国外，这会导致本国市场出现货币稀缺的问题，1696年英国的货币危机从本质上讲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导致的。
　　当时英、法大战正酣，军费开支不断增加，而由于上述（或类似）的投机行为导致货币流通量下降，其后的连锁反应使英国货币出现了危机。逻辑很简单：在本土改革遏制投机行为之后，能够从事国际投机行为的个人或团体都有着一定的实力和势力，因此在国际投机行为里，交易数目通常相当庞大，这加速了足值货币的外流；由于足值货币大量外流，导致本土市场货币流通量下降，这种外流主要针对足值银币。由于当时英国在政策上始终坚持银本位，所以当本位币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则意味着挤兑现象的发生。
　　大量白银外流必然造成银币短缺，一方面，市场贸易需要银币作为基础交换介质；另一方面，老百姓和商人都希望能够储备越来越值钱的银币。在这种情况下，军费开支的不断增加更加剧了民间的恐慌心理，当时甚至有传言（是否属实无法论证）称英国早已负债累累，大量金银在和法国的战场上被挥霍一空。
　　这次危机与亨利八世时期所不同的是，货币信用仍在，政府信用却出现危机。人们会越来越宠爱手头那些因通货紧缩而不断升值的货币，却对政府信用失去信心。在这种状况下，政府采取任何形式的传统措施都是无效的。假如强行对货币制度作出调整，则很容易引发众怒，毕竟在一种制度发生改变的时候，能够保证多数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失是件极难做到的事情。
　　1695年9月12日，鉴于上述种种问题的严重性，时任英国财政部长的威廉?朗兹发表了一篇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论文，叫做《银币改造论》。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货币的大讨论，或者说是大争论，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大争论极具历史意义，它可以被理解为现代货币与古典货币认知上的分水岭，由此往后，人们对货币的理解日趋成熟化，从而对现代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建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这场大讨论里，威廉?朗兹的观点是让货币贬值，并对此给出了具体的9条建议：
　　1.银的市场价值已经上涨到每盎司6先令5便士（旧规定为5先令银币约等于一盎司白银重量），因而所规定的银币价值应该能够确保其不被熔铸成银块；
　　2.除非银的价值增加25％，否则没人会将银块拿来铸成硬币；
　　3.银币的面值越高，货币总量就会越大，从而能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
　　4.由于未缺损硬币的市场价值至少已经比缺损硬币的价值高出25％，因此，含银量与其相等的硬币，其名义价值也应该相同（是指政府应当强力规定有缺损的货币与未缺损的货币同时流通，且流通面值相等，货币不因缺损而贬值）；
　　5.建议将6先令3便士（75便士）克朗的硬币细分为更多的小额硬币；
　　6.虽然新的硬币要赋予新的名字，但是镑、先令和便士的面额应当保留，这就避免了在计算账目的时候出现混乱；
　　7.提高硬币面额将足以吸引人们将窖藏的硬币投入流通，因而无需重铸硬币；
　　8.如果新硬币的名义价值增加25％，那么硬币重铸的成本就少得多；
　　9.除非贬值达到足够程度，否则，如果银价继续上涨，就必须再次进行贬值。
　　针对威廉·朗兹的9条建议，当时的大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约翰·洛克认为白银数量才是市场贸易中起作用的关键，而非硬币的面值，无论将硬币法定面值规定成什么样，都无法改变流通中不足的缺陷。这是约翰?洛克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他在1691年就已经为此作出过相应发言：“不管你说这块硬币值12便士、15便士、60便士或是75便士，或者将其称之为克朗或达克特，它都不可能买到比从前更多的牛奶、盐或面包，因而也就不可能引诱人们将白银送去铸币厂——因为金银不能拿来了就放在那里。而我们的贸易收支平衡则要求所有金银都得再出口，同时还要从原来的库存中提取更多的白银以应付海外的贸易继续下去”。
　　就在威廉?朗兹与约翰?洛克争执不休之际，艾萨克·牛顿登上了这个擂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时的牛顿还未上任铸币厂厂长一职，但他对铸币有一定的监督权。事实上牛顿在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力学的范畴之外，还对货币制度起到过很大的影响。美国作家J.伯恩斯坦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指责牛顿“胸襟狭窄而凶暴，好发狂怒……比起物理学，他至少用同样多或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炼金术和《圣经》编年史上。”
　　当时牛顿提出的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4点：
　　1.由议会立法强行规定一克朗硬币的价值与一盎司白银价值相等；
　　2.改变硬币的法定面值比改变白银价值更合理；“也就是说是将一克朗硬币的价值增加到一盎司白银的价值（6先令3便士），而不是相反将一盎司白银价值减少到一克朗的价值”；
　　3.最大限度降低重铸货币的成本；
　　4.应当维持英格兰和其他国家的金银兑换率相同，以免套利行为冲击国家货币体系。
　　在上述前三条建议中你会发现牛顿在处理货币的问题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既赞同威廉?朗兹提出的贬值建议，却又无法绕开约翰·洛克所提出的“白银为王”的理论，因为他骨子里坚持的是银本位，但白银的流失与黄金大行其道的现世状况令他无法回避。最终这场争论应该算是以威廉·朗兹的胜出而宣告结束，但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真就如此简单吗？
　　事实上在往后的日子里，真正令统治层感到头痛的是汇率的问题。牛顿在1696年针对金银兑换率提出过一些看法：
　　“如果黄金在国内比在国外更有价值，那么白银及其铸币将被出口到国外并从那里买回黄金；然而，如果白银及银币的价值增加得太多，同时又不成比例地增加黄金的价值，那么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国际兑换率之间存在的差异使金银及其铸币的动荡起伏难以得到平息。无论是大争论也好，或是英国政府之后的各种举措也罢，在狭义上讲都只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白银与银币的价值不对称。
　　威廉·朗兹的胜利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并非完全由于其理论对货币体系产生的良性影响，相信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这种理论符合了统治层贪婪的本性。他和牛顿的理论加起来就是：让硬币变得更轻，但价值却被强力规定为较过去更高。这样一来，政府由于战争等各方面因素所造成的赤字都能够得到极大缓冲，最终吃亏的是债权人而非债务人，而约翰·洛克当时所代表的一般财团及商会多数归于债权人一列，这就使这场争论的实际意义大打折扣。
　　从实际意义的角度观察，以约翰·洛克、威廉·朗兹以及艾萨克·牛顿三人为代表的货币大讨论并未推动金本位制的建立，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理论无外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解决根本问题。依当时的货币体系来看，如果不触及到货币弊端的根本，则无论什么样的理论或举措都无法解决核心的问题。
　　当时的货币贸易体系在技术上可以说是以下四项比率的随机组合：
　　1.国内金银比价；
　　2.国内金银及其铸币比价；
　　3.国际金银比价；
　　4.国际金银及其铸币比价。
　　即使放在今天，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字游戏，在这个游戏里，存在着最基本的三个不确定因素：
　　1.金银产量的不确定；
　　2.金银铸币磨损量的不确定；
　　3.铸币成本的不确定。
　　由于“三个不确定”导致“四项比率”起伏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跌宕起伏都会从中形成投机空间，对货币与贸易的影响取决于这个空间的大小和渠道的开放程度。如此一来，无论是威廉·朗兹的贬值论，还是约翰·洛克的白银贸易论，其功效都显得很一般，甚至有些蚍蜉撼大树的荒谬感。因为无论你做出怎样的改革方案，都至多只能够维持“四项比率”中的第2项及“三个不确定”中的第3项，况且这种维持并不具备持久性，一旦其中那些你无法掌控的因素出现微小的变化，那么投机浪潮就会立刻兴起，随之某一种货币的信用就会受到打击。假如是本位币的信用出现下降，那么挤兑现象就会出现，政府就会再次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踌躇而抑郁。
　　表2-2-11558年至1649年，年均铸币发行量（单位：英镑）
　　时期白银黄金
　　1558－1649年17196186299
　　1649－1694年83886155853
　　从表2-2-1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币在逐渐走下坡路，金币正大行其道。这说明同时期白银升值，黄金贬值，老百姓把银币藏在家里或是融化掉换金币，投机商在国际金银及其铸币市场上敲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大量白银外流。在金属货币时期，当一种货币被大量储藏、融化或是被大量投入在国际货币兑换中套利，那么这种货币就无法作为本位币。因为由于本土投机和国际投机的难以遏制，会导致它的流通和购买力受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所以会出现一时挤兑，一时无人问津的大起大落。如此起伏不定，国家经济就无法长期稳定发展，这时货币改革就会自然的被推崇。
　　任何一种货币都是信用评估下的契约媒介，所以任何一次经济危机与货币革命都无外乎是社会信用道德败坏所造成的。
　　1695年的大争论事件其本身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但它却史无前例地让人们看到了货币体系中投机行为的扩散，并为此敲响了警钟，悲观主义者亦会将其称之为“敲响丧钟”。
　　过去统治阶层降低货币成色从而满足自己各种贪婪的需要，其中的矛盾主体是统治层所扮演的拾利者和平民所扮演的失利者。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重商主义的兴起，使矛盾主题发生了变化，过渡到了一个政府与投机者对立的局面。当双方的利益产生冲突之后，货币制度的改革就会随之启动，在这种零和博弈的对垒下，无论哪一方胜出，都不影响货币体系的恶性循环。因为无论任何一方所做出的改革提案都额外夹杂着满足其自身利益的需要，所以当货币出现核心革命的时候，就意味着旧货币及其制度已经无法支撑经济体的正常发展。

第

页

关于我们 | 版面设置 | 联系我们 | 媒体刊例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