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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的钱和恐怖的黑死病

研究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正是为了看清人类社会最令人敬畏的成就是如何自我毁灭的。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历史学家中总不乏有一些人偏好歌功颂德，独立学者们却往往对此不屑一顾。假如一位帝王功过相当，按照学院派的逻辑，恰是无功无过，等于一辈子什么也没干。但事实上功就是功，过就是过，绝不可混为一谈，否则就会使历史失去价值。此外，历史是无法还原细节的，例如今天的希腊人身上是否流着斯拉夫人的血液，这是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楚该要记取的是什么，历史的经验在于它的逻辑，而非故事本身。
　　当古罗马帝国因“四帝共治”而产生分裂之后，原本就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愈发地势不可当，再加上官僚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不断加重赋税和稀释货币。到了君士坦丁时代，西罗马已经不存在经济可言了，政权奄奄一息；东罗马由于地理以及军事上的优势，境遇相对西罗马要好一些，但亦处于绝对的危机之中。
　　君士坦丁登上皇位之后，为了保住东罗马帝国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最终废除了“四帝共治”，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一直到他建都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政权总算是被挽救了下来。但好景不长，公元378年，哈德良堡战役使得罗马帝国再次被一分为二。到了公元526年，罗马皇帝查士丁一世去世，他的侄子，一个叫做查士丁尼（此处往后同名者皆指查士丁尼一世）的家伙登上了皇位。此公并非昏君，但也绝不算是什么圣君，他的好大喜功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远大过其修订法典的功绩。他的结局是个悲剧，假如人有灵魂的话，这位帝王恐怕做鬼也不会服气，那场大瘟疫在他脑海中留下的问号是他至死都不能看明白的。如果将这段历史制作成幻灯片，让它一一投射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我们会发现历史总是会成为金钱的木偶，查士丁尼被狠狠地摆了一道。
　　很多时候，历史的轨迹就像骨牌，货币则是制造这些骨牌的工程师，同时，第一张骨牌的推倒也往往是由它亲自动手的。
　　查士丁尼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皇位之后，便开始过起了东征西讨的瘾。此时的东罗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本是君士坦丁堡的原名，后因其成了帝国之都，故而东罗马帝国亦渐渐地被称作拜占庭帝国。
　　言归正传，君士坦丁大帝用那些靠经济改革和四处抢劫得来的钱铸了不少名叫索里都斯的金币。这种货币的特点是成色好，含金量高，但起初发行困难，因为很多铸币厂根本无力去铸造它，直到它诞生15年后，由于帝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它才渐渐变成了主流货币，而索里都斯这个名字亦随之成为了保值的同义词。就这一点而言，君士坦丁在经济上的政绩是值得肯定的，至少他是古罗马帝国唯一一个正确地治理了通胀的皇帝，但注意，这里只是说他治理通胀的办法是正确的，但其最终并未能够成功摘除这颗毒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了公元527年，查士丁尼登基之后，由于君士坦丁时代起积累下来的大量索里都斯金币让这位新皇帝对经济有了安全感，于是他不停地东征西讨，大兴土木。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这是君士坦丁时期开始渐渐形成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使得帝国经济得以休养生息，但其缺点在于既缺乏奴隶社会冷酷暴力的统治框架，又失去了“四帝共治”时期敏感而严厉的封建式政治结构。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是，整个帝国在经济管理上处于被动，而且无法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查士丁尼希望自己能够像君士坦丁那样被后人传颂，继位之后便致力于重新统一罗马帝国的伟业。但他未曾考虑到帝国脆弱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能力支撑统一大业的完成，在这一点上，不可否认他是失败的。当查士丁尼耗尽国库钱粮最终征服了北非、意大利以及西班牙部分区域后，整个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停滞，通货膨胀再次爆发。
　　讲到这里，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而查士丁尼并没有稀释货币重复发行，所以按照常理推断，应该发生通货紧缩才对，但实际上却出现了通胀，这无疑是物资紧缺加上非法铸币的结果。一方面战争导致了劳动力数量和生产力水平的下降，物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查士丁尼疯了似的四处征讨，导致拜占庭帝国诸多邻邦受到牵连，一时间大量人口不得不被迫离开被战火烧毁的家园。这些难民有两个选择，一是往南逃，一部分难民逃到了北非，结果北非也在打仗，大部分人死于战乱，最后有一小部分人命大没有被杀死，越逃越远，到了东非大裂谷，最后还是全部死掉了；另一个选择是往东逃，这一部分难民冒险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们迫切需要栖身之所，于是纷纷拿出自己手里全部的金银送给了当地户籍人口，借此换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这一消息很快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了拜占庭帝国，自然带来了大量的金银。可是东哥特王国以及北非那些地方的钱币在这里无法使用，于是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非法铸币的作坊，但却无法达到官方钱币的成色，结果一时间市面上流通起了两种钱币，一种是成色好的官方索里都斯，另一种是成色差的民间索里都斯。这让人们产生了恐慌。手里揣着官方金币的人都把金币偷偷藏了起来，于是可供流通的官方金币越来越少，成色差的假币横行，这让索里都斯一夜间出现了大幅贬值。
　　随着通胀越来越严重，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一次，查士丁尼并没有像过去的统治者那样，采取稀释货币的措施，而是通过加重赋税来增加收益。与此同时，由于版图的扩张使得帝国人口急剧增加，各种贸易也活跃起来，所以当查士丁尼想要通过加大税收来解决军费开支的时候，那些原本从事劳动生产的百姓纷纷放弃耕种生产，跑去做了商人，一时间造成大量田地荒芜。
　　统治层在过去从未遇到过这种状况，即一方面对经济的管理处于被动状态，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方面在应对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缺乏统一而有效的行政程序。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即使意识到问题所在，凭这群权贵们的水平也铁定只有惊慌失措的份儿。惶恐之余，这群傻帽儿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加贸易上的税收。由此可见，称这群人是傻帽并不为过。
　　接下来是这段故事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当贸易税收大幅增加之后，小农经济自由散漫的特性便很快对经济产生了影响。站在商人的立场，同样的商品，一个月前卖1索里都斯，自己可以赚0.2索里都斯，可一个月后由于税负的突然暴增加上从未止步的通胀，就只能赚到0.05索里都斯了。这样一来，商人们将难以维持生计，因此主要商品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这就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相对下降，没过几天好日子的老百姓又再次陷入了经济恐慌中。
　　货币是经济天平的砝码，它总喜欢充当经济危机的马前卒，但同时亦常常扮演所谓“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在沉重的赋税之下，商人们哄抬物价，相对的，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越来越不值钱了。这时候，来自东方的商人带着大量的货物到达地中海，他们中间比较聪明的家伙发现，这个地方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如果用同样的商品，在这里能够交易到更多的金币，回去之后再将金币融解重新铸造，那将会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于是，这些家伙开始廉价（相对拜占庭本土物价）抛售各类商品，一时间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买卖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大便宜。这种贸易热潮很快就蔓延至君士坦丁堡，统治层研究之后认为这是件好事情，一定程度上有效挽救了经济局面，并且那些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亦令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权贵们纷纷掏腰包大量收购丝绸、瓷器、马尾琴等奢侈品，宫廷里一时间添了许多类似于蛐蛐罐儿的物件。
　　当时印度人的卫生意识不强，从以下事件中就足以得到印证。公元541年，一艘由印度驶来的商船到达埃及（这里指古埃及），船上载满了各色新奇的货物。这些商人来自遥远的东方，他们听闻去过的人讲，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做生意，就可以赚到最多的钱，于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希望能顺利将最值钱的东西运到君士坦丁堡。可谁也不曾想到的是，这艘商船在运载了大量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按照现在的研究，这群不速之客应该叫做鼠疫。它们在埃及攻城略地之后，一路向北，随着尼罗河开赴到地中海，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而拜占庭的权贵们还在殷勤期待着来自遥远东方的稀世珍宝，所谓乐极生悲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场瘟疫的杀伤力令人震惊，在瘟疫暴发一个月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用来掩埋尸体了。查士丁尼下令将一些塔楼建筑上面的尖顶砸掉，然后把尸体扔进去，结果不到一周时间，塔楼也给填满了，后来无奈之下只能用船运到远海然后沉掉。结果由于海滩的尸体不断增加，竟然出现了大船被尸体搁浅的状况，现在想来令人不寒而栗。
　　在瘟疫暴发后，查士丁尼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急救措施，例如开仓放粮，缩减教师以及公务员的工资等。但由于疫情太过严重，这些措施虽然正确，却仍未起到明显的作用。在疫情暴发后一年，死亡人数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因为拜占庭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疫情导致田地荒芜，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这和统治阶层加重赋税造成的田地荒芜有着天壤之别。后者是带有幽默感的短期和局部性影响，前者则是真正的大范围荒芜。当下一个秋天来临时，全国几乎80%的耕地颗粒无收。如果这个时候东哥特王国（即意大利及克罗地亚一带）的残党前来复仇的话，那么拜占庭帝国只能坐等被灭。但要知道，病毒旅行是不需要签证的，因而敌人并未能够得逞，这恐怕是查士丁尼唯一感到欣慰的。
　　钱没赚到，奢侈品也没等来，整个帝国却险些被摧毁，这让查士丁尼欲哭无泪。这场瘟疫过后，查士丁尼便信奉了上帝，直到他去世。当这位伟大的帝王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举国的老百姓纷纷表示庆贺，喜悦的丧钟让这具余温尚存的遗体曾经自以为是的伟大顿然坍陷。
　　瘟疫的肆虐使拜占庭帝国滑向了衰亡的边缘，而在那些被查士丁尼耗尽国力勉强收复回来的疆土上，不同民族的人也开始纷纷闹起独立。瘟疫过去了，通胀和战乱又将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这个时候，教会成了老百姓的唯一寄托，在拜占庭政权走向没落的同时，教会顺势崛起，欧洲正式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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