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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的最佳筹码

与一种完全不值得相信的谬论不同，不论从理论上，实践上以及历史上看，复本位制都非常值得称道，因为它优于单一金属本位制，尽管并不一定优于金银混合本位制或物价指数本位制。
　　——弥尔顿·弗里德曼

在1976年12月的一天，弗里德曼在无数灯光和镜头的聚焦下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他说道，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无数问题在不断涌向他，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治疗普通的感冒”。这的确令人感到费解，为什么有人会向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请教如何治疗感冒？
　　在早期货币数量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出现了图克等反对派，亦有李嘉图等支持派。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反对派的理由与支持派的理由看上去完全不相干。图克反对早期货币数量论（他也并不支持近代及现代货币数量论。他去世于1858年，假如他活到现在，不知是否会继续做反对派）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价值与资本转移的问题来充当长矛，而支持派则多半是以自由市场为盾牌坚守阵地，这和向弗里德曼请教如何治疗感冒似乎有着相同的幽默元素。
　　前面讲过，在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实践前提下，白银及其铸币由于数量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到这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银本位的货币体系里，任何变量无论是朝正方向运动或是朝负方向运动，政府所考虑的改革一定不会是牺牲自身的利益而达成其目的。事实上，在复本位、金本位或者随便什么货币体系下，这句话都是成立的，所以，根本问题并非是货币改革应走什么样的套路，而是怎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出现货币改革，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出现更多的损失，政府通过货币改革为自身谋取私利的现象也会随之减少，因为货币改革总得先有一个理由才行。
　　要想有效地避免出现货币改革，就必须使货币系统能够长期而稳定地运行。货币体系不是影响经济稳定的唯一因素，但绝对是重要因素。因此，近300年来关于复本位、银本位、金本位、纸币本位孰优孰劣的讨论从未停歇过。
　　可以确定的是，当西方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提出各种新的货币理论之后，按照西方哲学的套路，它们会被严格分类。这样一来，任何一类理论体系与任何一种本位制的结合都会诞生出一个新的模式，这让货币的研究变得异常复杂。因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用实践的方法来论证全部的模式。而现有的，正在使用中的模式总是出现各种问题，它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屋顶，不下雨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它哪里漏水，直到一场暴雨过后，你就会发现你永远也别想将它全部补好。
　　在普遍流通金属货币的时代，按照弗里德曼给出的答案，复本位优于单一贵金属本位制。可是问题在于，通过上千年的实践，我们已经发现了复本位的巨大缺点，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化、逻辑化的表述，即劣币驱逐良币。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出现争论？研究之后你会发现，这一争论当中同样存在着向经济学家请教如何治疗感冒的幽默。
　　对于复本位与单一贵金属本位之间的转换，费雪给出过一个逻辑，弗里德曼曾用自己的语言对这个逻辑进行了阐述，他是这样说的：“在有限金银比价较低的条件下，大部分新生产出的黄金会拿去做非货币使用，复本位制将濒临成为单一银本位制的边缘；在有限金银比价较高的条件下，大部分新生产出来的白银也会被拿去做非货币使用，复本位制则濒临成为单一金本位制的边缘。
　　可以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所有在复本位制与单一贵金属本位制逻辑关系上作出的解释里，最简单清爽的一个阐述。尽管弗里德曼所阐述的并非是自己的创见，但至少让我们明白了一点，即复本位制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货币制度，它就像一个敏感的天平，会随着（一个具有特定前提的）金银比价的变化而出现倾斜。所以这里有一点必须牢记，那就是对于复本位制同单一贵金属本位制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其本质并非是理论论证上的争论，而是不同利益集团以及持不同主义者们之间的争论。这些人多数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出声音，并希望在理论及意识上打败对手，无论何时，请牢记这一点。
　　上述的逻辑致使图克与李嘉图之间的对立出现了真空地带，攻方的矛无法刺到守方的盾，矛与盾在两个互不相干的空间里隔空比画，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这种现象恰恰说明这是单纯的理论争辩。所以在两人的著作中经常可以读到相同的意见，并且其中很多是出自亚当·斯密，而斯密本人在货币的问题上则表现得不那么狂热。他似乎更在意劳动价值与利己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由贸易的问题，而货币在他的眼里并不是国家繁盛的标准。
　　在几种货币制度相互转换的过程里，为了找寻其中的逻辑而醉心于理论研究的人并不是很多，多数参与者以私利为目的，这其中亦存在非人力所能企及的经济平衡问题。在这一点上，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针锋相对便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
　　当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以弗朗斯瓦?魁奈为首的重农主义派开始出现追捧群体的那段时期，恰是重商主义开始渐渐成为众矢之的的时期，这是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因为它看上去不像是人的意志所能够左右的，但同时它又是顺应社会主流意识的。从重商主义大行其道至重农主义诞生并兴起，再至土地银行开始被大力鼓吹，这一系列的转换与复本位、银本位及金本位三者之间的转换如出一辙。这种转换很难被定义为是偶然或是必然。例如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的第6年，英国重新开放纸币与金属币自由兑换的做法，至今仍然无人能够给出肯定性的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假如英国当时没有回归金属货币而继续使用纸币，那么今天的世界经济必定是另一番形态。
　　不同本位制之间的转换受到一种非人为的牵引力的影响，这可以被认为是自由经济体下的自然调节作用，在找不到更加准确的描述前，姑且先这样简单理解。而如果想要证明这种影响的存在，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只要这种影响力存在着，那么经济学家们对于理论及逻辑体系的建立就必然会出现错误。
　　在19世纪的前20年里，李嘉图就曾犯过这种错误，如果将这些错误一一列出来，相信作为21世纪的普通人而言，你也许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但事实上那时期任何一个货币学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犯下同李嘉图一样的错误，所以这里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类错误”，以李嘉图为例，情况如下：
　　1811年，李嘉图以文字的形式公开反对复本位制，并认为复本位制所造成的动荡难以遏止，而唯一的补救方法则是令其中一种金属“成为唯一的衡量价值的标准尺度”；
　　1816年，李嘉图以文字的形式公开支持银本位制，并认为“白银因其供给和需求更为固定，所以其价值更为稳定……”此外，他对于白银在国际贸易上利于黄金的说法亦给予了肯定，原因是因为当时的贸易大国都在以白银作为价值标准，因此“从整体上看，作为货币本位，白银优于黄金，应永远作为本位货币使用”；
　　1819年，李嘉图在一个介于讨论与决策性质之间的会议上发表了其对于金本位制的看法，“我已了解到，机器尤为适用于银矿，因此极有可能导致这种金属的数量增加，并使其价值发生变动，而同样的原因似乎不会影响到黄金的价值。”
　　后来的情况，则再次无情地驳倒了李嘉图的说法，而且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如果按照李嘉图的观点去看，机器以及技术在货币本位的转变中起到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全世界的金属货币体系恐怕会持续动荡乃至相继走向崩溃边缘。然而技术虽不是决定性要素，但在金属货币时期，它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例如氰化法等冶金术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某一货币本位的诞生或被取代。关键问题在于，对一种技术的诞生或更新所带来的后果能否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其中的本质则依然是货币数量论，技术、矿藏、倾销对应天时、地利、人和，它们影响贵金属的数量，数量影响价值，价值影响流通，流通影响政策。这个逻辑看似简单，可当中却存在着一堆无法确定的变量，每一个变量都如同一颗埋藏在地下的定时炸弹。你永远无法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现状况，但每一次都似乎是突如其来，其迅速程度令人咋舌。
　　至此，关于一种金属铸币是否可以成为本位货币的讨论已然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和价值。因为金属货币时期，任何一种货币本位的转换都不是事先可以预见的，而所有的讨论都几乎可以被归为事后的反思。李嘉图屡次预言失败仅仅是这一时期大讨论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无论是复本位、银本位还是金本位，它们都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发生相互的转换。而针对这种转换的讨论，更多的是在追溯其原因。但这是无法追溯的事情，即使可以追溯，一群一群的学者在漫长的过程中耗费心力对每一次的转换作出一种解释，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努力是徒劳的。
　　这正如同向弗里德曼询问如何治疗感冒那样的荒谬，因为真正需要了解的不是转换的原因，而是转换本身。与其问为什么复本位会转换成金本位，不如问这种转换本身是什么，是进步还是退步？是偶然还是必然？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由金属货币转换成不可兑现的纸币，而战争结束之后又再次重新回到金属货币体系中，并建立了金本位制。这种转换的背后一定存在许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这种因素存在时代和体制的局限性，如果生搬硬套的话，结局一定会是悲剧。
　　在18世纪不同货币理论派的相互逐杀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宏观意义上的派系，一个是以稳定为最高或唯一的目标，这里将其称之为“唯稳定派”；另一个是以自由放任为宗旨的派系，这里将其称之为“唯自由派”。只须将这两派的代表人物做一个简单的比较，那么不同货币本位制之间转换的讨论会立刻失去任何意义。因为“唯稳定派”的代表人物、支持者以及参与者几乎全部是学院派及政界人士；而“唯自由派”几乎全部是商人、各种贸易机构以及金融机构。
　　“稳定”显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但在这种比较下，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唯稳定派”实际上代表了他们所处时代及社会背景下的政治经济理论，同时它也是任何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就是要求货币的稳定，包括物价、汇率等。因为在那个货币体系严重动荡不安的时代，稳定且持久的偿付工具是整个社会大众非常期待的一个美好愿景；与之相比，“唯自由派”的论点则是机会主义及功利主义者的心声，他们渴望在一种不足以摧毁整个经济体的动荡中生存，并以各种理由来试图证明放任货币以及金银的好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整个欧洲18世纪对于货币体系的争论完全是政治经济论者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对垒。但历史背景的改变总是很微妙，如果将目光投向19世纪，那么以上对于复本位及银本位的论述则有80%会被推翻。弗里德曼认为复本位是好的，必须承认他是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是19世纪的学者，若问为什么，当你合上这本书后便可意会。
　　“唯稳定派”与“唯自由派”的比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西方在硬币问题上的争论。而当你了解到这一切之后，你也许就会明白，纸币取代金属币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全世界普遍开始接受纸币之后，重新回归贵金属硬币无疑是天方夜谭，除非有朝一日纸张比金银更加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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