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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5.做官不如做事
“职道每念及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有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市场初开,“红顶企业”与“红顶商人”泛滥,现在来看,这也许是中国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弯道没有直径。 “红顶商人”原指“官商”,兼具官员和商人两种角色,以寻租为特征,以获取利益为目的。被后世作为典型代表者即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他甚至成了“红顶”的代名词,台湾作家高阳所著小说《红顶商人》即以其为原型。后来“红顶商人”更泛指本身不具官员身份,但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能够影响政府政策并为自己企业牟利的商界人士。 从一个钱庄小伙计到中国最大的“官商”,胡雪岩的故事并不神秘,简单讲不过“寻租”二字。太平天国后期,左宗棠率军进剿浙江,胡雪岩通过关系谋得拜见左宗棠的机会,他带去的见面礼是10万两现银,称“报效军中”。此笔“租金”最终为他赢得丰厚的实际利润—左宗棠新疆平乱时因军饷不继,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为他筹借洋款、购买军械,胡经手6笔,借款总额1700万两,利息累计达800万两,仅此一项,他个人就从中净赚约200万两银子。 因资助收复新疆有功,左宗棠亲自向朝廷保荐胡雪岩,赏穿黄马褂、赐红顶戴,而此前,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先例。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仅胡雪岩一人,因之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然而胡雪岩显赫一时,结局并不美妙。左宗棠的死对头李鸿章对胡雪岩素不喜欢,得到李鸿章支持的另一位大官商盛宣怀对胡雪岩大肆倾轧,设计挤兑搞垮胡雪岩的钱庄,又使他的生丝生意破产。破产后的胡雪岩被查抄革职,失去了红顶,很快忧愤而死。 相较于胡雪岩,盛宣怀的事业办得更加轰轰烈烈。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获实授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高级官衔,几乎总揽了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多家洋务企业,被喻为“一只手捞十六颗明珠”。其可圈可点的业绩有:有感于“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建立了官督商办的招商局;1879年成立中国第一个电报局;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1897年策划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通商银行;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1911年,策划“铁路收归国有”,引发保路风潮,终致辛亥革命爆发。盛宣怀先遭清廷“著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后遇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抄没家产,一生写尽中国近世商人与政治力量相结合的无奈。 1886年底,盛宣怀在给李鸿章所上的禀帖中,向李鸿章明确表示,要“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如此,“百年之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他认为,“职道每念及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有几人哉?遑论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从这些表述里,大抵可看出盛宣怀有志于当一名杰出商人,他认为即使官做到督抚,姓名得以流传后世者也寥寥无几,因而“做官不及做事”。 当然,不可把盛宣怀与本书重点描述的“九二派”企业家群体作简单类比,但盛宣怀百年前“做官不及做事”一言,却也深得现今多数“九二派”企业家之心,并令部分人感同身受。胡盛之后百年这一从官场集体叛离的现代商人群体,事实上也一度被指称为变异的“红顶商人”,以陈东升为代表者坚决驳斥此为诬言,也不认为这一群体带着他们的上一代企业家普遍存在的“原罪”。 此书前面所述数万言,大致勾勒了“九二派”企业家下海前后几年的具体处境和心理状况,也深入触及了体制关系给他们创业行商带来的便利及烦恼种种,以及他们对于政商关系的不同论述—这一群体是否被理解为通俗意义上的“红顶商人”,读者自有评判,著者亦无须赘言。 ◎朱新礼:如果不干就晚了 说朱新礼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夸张。他和他的汇源集团20年来的所作所为,不过一件事—培养起了中国人喝果汁的习惯。农民出身,身为村长,带领村民创办了27个村办企业,涉及皮包、皮鞋、面粉加工、砖瓦、水泥,甚至服装贸易,让500多户农民成为万元户,再不吃国家救济粮,并成了山东第一个家家通电话的“电话村”。自此,朱新礼认为自己骨子里有一种从商的特质。别人觉得赚钱是一件太难的事,而他说:“只要条件允许,没有什么困难的。” 1991年初,被组织送去进修的劳模朱新礼,刚从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回来,就被调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当时,外经委的办公室有6个人:1位主任,4位副主任,1位秘书。开会,讨论,批文件,看报纸,就是5个主任每天的工作。唯一的秘书扫扫地,打打水,迎来送往。 下了班就去喝酒,完全按照干部的级别排列座次。当官才一年,朱新礼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我老了怎么办?”在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朱新礼再次萌发从商的梦想。他对县委书记说:“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干。”他知道,如果再不下海,就晚了。 朱新礼去了那个“最差的企业”—沂源县罐头厂。他向领导提了个要求:把体制改一改。经县里评估,罐头厂总资产一共450万元。政府答应3年内不要利息。朱新礼把450万元还掉,并承担全部经营责任。 改制完成。1992年6月28日,汇源公司成立。但一开始,资金短缺,银行不放贷,亲友又不宽裕。他虽然看上了德国的水果加工设备及瑞典的灌装生产线,但苦于无外汇支付。在一次聚会上,朱新礼听朋友们谈论起一种商业模式—补偿贸易。朋友说,这是一种理想的筹资方式,可以解决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 最关键的一步,是向银行申请一个五年期信用证。当官一年,在政府有些人脉,这倒难不倒朱新礼。极富戏剧性的是,就在这笔五年期信用证开出后的第十天,就爆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金融诈骗案—美籍华人梅直方、李卓明骗取衡水农行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从那以后,银行再也不开大额信用证。朱新礼出了一身冷汗,如果那张五年期信用证再晚开几天,汇源兴许就没戏了。 1993年4月,中国第一条无菌冷灌装生产线落户汇源,价值上千万美元的德国水果加工设备也同时在汇源安家。当20多个德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沂源调试设备时,小小的县城沸腾了。那是汇源员工“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影子”。1994年10月,朱新礼移师北京,带着汇源23名员工,在顺义安营扎寨。 不到3年的时间,汇源筹备、建立起了北京“大本营”。除了顺义的基地之外,先后在北京的怀柔、密云等地建厂。1996年11月,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招标大会上,北京汇源集团第一次亮相,以7000万元的价位,一举中标1997年度央视新闻联播5秒标版广告权,成为第一家跻身“黄金播段”的北京企业,令行业内外的许多大佬刮目相看。 这时,果汁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更多的人还把它当做奢侈品。朱新礼决心掀起一场“果汁革命”,“要让100%的中国人喝上100%的天然果汁”。 ◎苗鸿冰:体制的五大“遗产” 苗鸿冰曾自嘲,说自己就是一个为女人做衣服的男人,可是这个做衣服的男人所创的服饰品牌连续多年保持国内高级女装市场第一的骄人成绩。产品从不打折,但客户对它仍是情有独钟,众中国品牌,只苗鸿冰的“白领”—“服装卖出了汽车价格”。 苗鸿冰与地产大亨潘石屹是兰州石油技校的同学,前者后来去了北京石油学院深造。1985年大学毕业后,苗鸿冰被分配到石油部,在胜利油田到秦皇岛的一条输油管线上从事共青团工作,一年后回石油部办公厅当了5年秘书。苗鸿冰说这段秘书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一是价值观;二是做事的方法;三是能坚持,培养了把一件事情持续做好的能力和态度;四是积累了广泛的人脉;五是“一旦脱离了体制的捆绑”,生命释放出无穷的能量和想象力—他谓之体制留给自己的“五大遗产”。 1991年苗鸿冰被抽调到新疆参与“塔里木石油会战”,一待就是3年。管线党委副书记苗鸿冰组织员工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学到“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些”的时候,副书记心动了,南方谈话的精神点燃了29岁的他下海创业的冲动。 交了辞职书,官员苗鸿冰即变身为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那位中国商人王启明,只不过王启明在纽约组织生产,苗鸿冰在国内代工。他的社会资源发挥了作用,海外朋友帮他拿服装订单,他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组织生产,跟单,报关,出口。不久中美贸易产生摩擦,出口美国的纺织品在1994年初开始受限(需要出口配额),商人苗鸿冰决定自创服装品牌。那时候,放眼全国,中国人居然没有自己的知名服装品牌,时尚领域也完全没有形成产业,苗鸿冰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白领”(WHITECOLLAR)应运而生。 “九二派”企业家有一个特点,他们离开体制后之创业多少与此前的积累有关系,苗鸿冰说自己是一个特例,选择时装产业仅仅是因为自己小时候爱“臭美”,比如,把一件好好的毛衣拆了,自己能重新织回去。 “臭美”的苗鸿冰一不小心就开拓了一个大天地,如今,白领时装拥有白领、SHEES、K.UU、GOLDENCOLLAR等品牌,分别诠释着他对时尚的不同理解,并向中国女性传递一种穿着观念和生活方式。白领在全国40多个城市的高档商场开设了生活方式店,有着浓厚“售货员”情结的苗鸿冰会亲自到店里去为客人服务,详细了解客人的意见,他希望客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优质服务,更是一种源自品牌内涵艺术的显现”。 苗鸿冰说自己与陈东升这样纯粹的企业家不同:“我可能在艺术家与企业家中间,艺术家必须是神经病,而企业家绝对不能是神经病,我处于半疯状态。”“半疯”的他常引用冯仑的一句话,“一定要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定要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一定要算别人算不清的账”。长期以来,中国服装行业一直停留在为国外品牌做代工的地位,高额的产业附加值被西方品牌拿走,苗鸿冰肯定不甘心,“中国的服装品牌同样能够做成艺术品,像外国油画一样不断地增值。” ◎王中军:“下海”是一时冲动 王中军从不讳言,华谊兄弟未来的目标就是成为与迪士尼、时代华纳、派拉蒙比肩的世界级传媒公司。华谊刚开始投资拍电影的时候,中国电影的票房冠军仅3000万元,而2010年,《唐山大地震》已经有了6.7亿的票房,市场规模在逐年提升。 1960年,王中军出生在北京一个军人家庭,16岁入伍,转业后借助父亲的关系进入国家物资总局工作。在物资出版社工作期间,王中军利用业余时间读夜大。夜大刚毕业,王中军便开始在外面“不务正业”,与几个朋友合办了一份商品类月刊《购物指南》,并出任主编。杂志出了一期,效果不错,但因为大家都是兼职,很牵扯精力,难以为继。 大伙开会商量的结果是,应该有一个专职的主编,才能把这事做成。可要砸掉国家机关的“铁饭碗”,在20世纪80年代初,需要莫大的勇气。所有人中,25岁的王中军年纪最小,一时冲动,说我辞职吧,专职干这个活儿。也许是一句客气话,但大家都当了真,纷纷支持。“下海”前的王中军其实也没当到“官”的份儿上,所以并没遭到家里人的强烈反对。 可办完辞职手续还不到10天,《购物指南》因为没有刊号,被文化执法部门判定为非法刊物,还没开始创业,王中军便先失业了。朋友们觉得对不住王中军,帮他找了些“零工”,王中军画插画,做设计,出挂历,拍明星照,还在一家红帽子企业打过工,生活很自由,收入也不错。辞职两年后,“个体户”王中军有了第一部汽车,一年能挣30万。 1989年,王中军自费到美国底特律留学,5年后获密歇根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硕士学位,并用业余时间与妻子在餐馆打工,存下了10万美元。1994年5月,回国后的王中军与弟弟王中磊成立了华谊兄弟广告公司。创业的第一个项目是直投杂志《MenuBeijing》,完全复制在美国餐厅学来的商业模式,这本印着城市各种餐厅、酒吧、娱乐场所的读物很受欢迎。 后来,借着帮中国银行15000多个网点建设标准化招牌这一业务,原本只有几个人的华谊兄弟迅速壮大为中国十大广告公司之列,并顺势承接了国电、中石化、华夏银行等标准化设计项目。 1998年,在朋友的推荐下,王中军投资拍摄了英达导演的电视剧《心理诊所》,仍然以广告为主业的王中军发挥了一下自己的特长,拿电视剧跟电视台换广告时段,王中军用这些时段换回了两倍的投资,收益率100%。第一次涉足影视圈子,华谊兄弟尝到了甜头。此后,王中军投拍冯小刚的第二部贺岁片《不见不散》,欲罢不能,开始了与冯氏十多年的合作,成就了中国电影业的一段佳话。 2009年10月30日,华谊兄弟上市,马云、江南春等国内商界大腕成了华谊的股东,王中军打造中国“娱乐王国”的梦想慢慢成为现实。 ◎王梓木:弃政从商是选择自由 从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任上“下海”成立公司的时候,王梓木曾向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汇报。总理问:“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办公司?资金从哪里来?”王梓木讲了一大堆理由,并列出股东名单。总理说:“这不都是国有企业吗,国有企业赚钱也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王梓木诚恳地一一回应,最后他问朱镕基:“您对我还有什么期望?”总理回答:“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公开的履历显示:王梓木,197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1984年获中央党校经济学硕士学位。1984至1991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多次参加重要法律的调研和制定。1991年至1996年,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历任处长、副司长,1995年起主持全司工作,参与制定国家宏观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并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作出一定的贡献。 1996年,43岁的王梓木作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下海,发起并组建中国首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公司命名“华泰”,取国泰民安之意。多年后,王梓木还经常被人问起为什么会弃政从商,他在2004年接受《亚洲资本》杂志采访时,即作出了这样的解答:“弃政从商是对自由作出的选择”。 王梓木当年下海还有其3项理论:一是“跳水”理论。他早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跳水。他说:“跳水一定要选择5米跳台。3米太低,没什么意思;10米太高,很危险;5米最好。我选择在司长这一级下海,感觉就像站在5米跳台上,这个时候再不下海,就永远也别下去了。为什么?太早了下去,体制内积累不足,难以做大。职位太高了再跳,动静太大,有失常理,别人会认为你真的疯了。”二是“抵押理论”。王梓木选择下海时,时任经贸委主任的王忠禹说:“你留在委里很有前途,可以让快退休的老同志去干这个活儿。”王梓木回答:“我下海为什么会有企业愿意给钱、相信我,因为我是用未来20年的政治前途做抵押,没有理由不干好,这样股东才更放心。”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59岁现象”,按王梓木的说法,是因为年龄太大,抵押物不足。就像到银行贷款,是有抵押人家放心,还是没有抵押人家放心?当然是前者,下海不能等到老来时。三是“造船理论”,即下海之前不仅要看准时机、选好落点,还得造只好船。“中国商海里风浪依然大,波涛汹涌,这只船得撑得下去,走得出来。要是船太小很容易就会被风浪吞没,你刚跳下去就回头要救生圈,挺没意思。所以,要造船下海,船的规模要尽量大。”在他当时看来,保险业是朝阳产业,保险公司是一条很好的船。 “当时的环境是,经历过几场大的风波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当时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时机也不够成熟。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改革。政府里的年轻人都有一种冲动,希望成为这一波改革的弄潮儿,希望走在时代的最前端。要实现这一目标,当时有两个途径:一是宏观层面上,通过在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积极政策来推动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微观层面上,通过实践,通过对企业制度、管理等的改革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在于企业,微观改革的自由度更大一些,所以我选择后者。此外,选择什么样的行业进入,是机会把握。经过考察与分析后,我选择进入保险行业,因为经贸委都是为企业服务的,所以我构建了华泰财险。 “但由于我并不是从基层做起,管理企业没有任何经验。在自己不是行家,也不是专业人员的情况下,如何将企业经营好?我当时的选择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聘请有经验的人员管理。所以,华泰成立之初,公司治理就比较清晰,既没有一股独大,也没有股权单一,而是相对分散与均衡。当时华泰有63家股东,出资5000万的就有22家,大都为央企,而我只是作为一个打工者出现,并不拥有任何股份。这样一种体制形成了各个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要求企业管理层必须拿效益说话,而不是拿关系说话。” 2005年,以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投资主体的华泰资产管理公司和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开业,2011年成立华泰保险集团,王梓木任董事长兼CEO。 华泰财险与泰康人寿和新华人寿同年成立,华泰的资本金比泰康和新华的总和还要多。不同的是,陈东升以嘉德拍卖作为投资人进入泰康人寿,且股权比例可以不断扩大。而王梓木虽是华泰保险的董事长,但本质上仍是职业经理人,因为他没有投入一分钱的资本金。2007年,华泰保险董事会正式通过了建立长期激励计划,建立5000万股权池子,采取奖励的方式定期给管理层,共同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其目的是让高管层成为华泰某种意义上真正的主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袁岳:不能再等了 杰出的市场研究者在袁岳眼中必定是一个“三合一”的人:“一要能做学问,对研究有兴趣且有一定的研究能力;二要是生意人,如果你不能把它做成一桩生意,提供客户所需的服务,就只能关门;三要有一定的政策意识,因为中国的许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很大,作市场研究时,始终不能忘记非市场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对市场研究人员的角色定位,也是袁岳在开创零点调查公司时基于对行业的理解所提出的。事实上,袁岳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三合一”的角色。 1988年取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后,袁岳放弃了去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机会,只因体会到一点,“中国的大学老师跟农民是一个样儿的,他是一个人在种自己的地,不是一种有影响力的研究,也不是具有规模化获得信息和进行大规模团队现代试验的研究。”一个偶然的机遇,他去了司法部做文秘。 在机关里袁岳是个公认的“刺头”,别人都通过讨好领导希望晋升,而他认为不合理就得指出来,常惹领导不高兴。在国家机关当文秘,给袁岳最大的启发是,领导讲话经常用“广大群众一致认为”之类的套词,不论其有无根据,大抵是形成了习惯,从来不问群众意见,真要搜集群众意见他也犯难,机关里没这套体系。袁岳从中得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是政府若要改进决策,其实是没有信息供其参考的,要从建立新的信息搜集和研究系统开始;二是小平南方谈话提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去研究市场。袁岳敏锐地发现一个商机,它与市场信息调查和研究相关联,直觉告诉他这会成为很大的行业。 这个想法还在心中酝酿,这时美国著名的调查公司盖洛普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计划在中国开办合资公司,袁岳与他们有过简单的接触。他开始琢磨,不能再等了。1992年,袁岳毅然离开司法部,以注册资本13万元人民币,成立了零点调查公司。 “零点调查”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指向民意的收集,为商业决策者和公共决策者服务。在外商大量进入中国的时候,零点作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外商投资环境调查;在下岗大量出现在城市的时候,零点作了中国城市贫困和下岗者调查;当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的时候,零点作了中国第一次系统的中产阶层调查、第一次蓝领阶层的调查;在艾滋病蔓延的时候,零点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地下性工作者的行为危险性调查;面对独生子女一代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设定了常规的青少年行为模式调查。 零点创立之初,作了许多看起来就不赚钱的调查和研究,如中国私营经济状况调查、全国投资环境评估调查等,基本上没有赢利。而今天的零点调查已发展为大规模的信息处理、前沿的深度研究、高效的行动咨询结合的全线知识服务机构,已然成为中国本土信息研究咨询行业中的一个领导者,也成为源自本土而最具有发展锐气的国际性信息咨询机构。零点成立20年来,敏锐地感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足音,捕捉着在剧烈变革时代的民众心理和民众意愿的细小变化。 ◎杜厦:尝尝畅游大海的感觉 回忆起当年为何放弃政界、学界,选择下海经商,杜厦喜欢绘声绘色地讲述两个故事:一个关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总裁泰德?特纳的白手起家;另一个关于1984年美国人评选的年度最优秀的企业家—一个卖香肠的12岁小男孩。 “在美国英雄史里,创造财富的人、企业家们是最首要的,而在中国几千年的英雄谱里却恰恰相反,有军政人物、有土匪,却很少有财富的创造者!我希望通过我的奋斗,改变人们的英雄观。” 下海以前,杜厦一直有着双重身份。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南开大学教了5年书,又做过两年经济研究所所长,同时他还在天津市对外经贸委当着官员。如此拿着“两份工资”的,在当时的天津只有他一人。 但最终,这位“很有经济头脑和商业天分”的教授,却不愿忍受“自己每月120多块钱的工资与香港大学教授4万港元年薪之间的巨大落差”,走出了理论研究的“故纸堆”,“下海”经了商。他后来戏称,“研究游泳的人,都想尝尝在大海中畅游的感觉”。 本来,他只想做个七八年,积累些经验和财富,然后再回到学校里,但生意一下子就做了20多年。在这之中,他只有一次怀疑过下海的决定。那是最开始的1990年,杜厦经历了香港证交所炒股炒汇的重挫,他不但将第一桶金一赌而光,还因此背上了1300多万港币的债务。好不容易还清了债务的杜厦,回到创业初期的原点。“我却开始怀疑自己当初下海的决定。”后来,他形容那一次自我怀疑,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耻辱。 就在一年后,杜厦成立了天津克瑞思房地产公司—这也是家世界集团的前身—当时,北方房地产市场几乎还是一片处女地。进入房地产行业,让杜厦掘到了第二桶金:3年赚得5亿元人民币。他还创造了多项纪录:天津最大的别墅区、最大的工业厂房区,中国北方的第一笔按揭业务—当然这些都与他当年积攒下的天津政界和学界人脉不无关系。 后来,有记者问他,一个经济学者,在开始创业的时候,究竟有哪些资源可以整合?杜厦不假思索,用手敲敲脑袋,答道:“我唯一可以整合的资源,就是我的脑袋。” 1993年,中国开始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经济学者出身的杜厦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刚刚兴起的中国房地产业根本不具备抵抗经济衰退的能力。他迅速将手中的房地产项目全部卖光,3个月内实现资金回笼,全身而退。很快,他的判断得到了印证,海南首先出现房地产危机,不少人身陷炒地泥潭不能自拔。 1996年12月6日,杜厦再次转身,成为了中国家居建材连锁零售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在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建起了中国第一家建材超市—家世界家居装饰建材超市。 从那时起,杜厦的家居帝国开始不断扩张。2004年,他以5.3亿美元的身价登上2004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8名,2005年以5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列富豪榜第14位。对此,他在多种场合宣称:“作为一个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我从来没有赚过一分肮脏钱。” ◎郭广昌:复兴的3次机遇 在郭广昌看来,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企业曾有过4次机遇: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搞活,让个体户们发了家;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视察,让知识分子开始下海办公司;之后的若干年里,资本市场从审批制转为核准制,让一些民营企业可以上市;1998年国有企业退出非竞争性行业,让民营企业有了更大的机会。后面的3次机会,郭广昌和他的复星集团都未曾放过。 很多民营企业都是以个人或家族开始,复星却是个特例。1989年,郭广昌从复旦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3年后,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知识分子群体掀起一股下海热潮。同一年,郭广昌和他的大学同学一起用借来的3.8万元下海创业。 其实,这3.8万本是郭广昌准备出国留学的钱,但当时签证还没等下来,他就改了主意。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让他热血沸腾,很快就坚定了“下海”的想法。与此同时,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团委当调研部长的同学梁信军也正陷于苦闷,每天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实现理想。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迅速成立了广信科技,为一些公司作市场调查。 在当时,对于调查和咨询,郭广昌其实已经驾轻就熟。还在复旦团委的时候,他就在统计预测分析中心工作过。不过,以前的调研主要是为了得出一个学术结论,而商场上的市场调查一旦有差错,便可能让企业血本无归。 在那段时间,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摆放着公司最显眼的家当—一台586计算机。郭广昌每天骑着一辆28式大横梁自行车不断找项目。公司成立10个月,竟赚了100万元。 很快,国内的咨询公司、调查公司越来越多,郭广昌开始自己做产品,他先后搞了彩色火焰蜡烛、咕咚健身糖、婴儿尿湿报警器都不成功,最后却凭借房产销售把最初的100万变成了1000万元。 1993年上半年,郭广昌决定将公司的“第一桶金”全部投入基因工程检测产品的开发上。一年后,随着同学汪群斌、谈剑、范伟的陆续加入,“广信”更名为“复兴”,开始迈入生物医药产业的第一步:生产和销售新型基因诊断产品—PCR乙型肝炎诊断试剂。后来,他们被称为“复兴创业五人组”,郭、梁成了复星集团的正副董事长,汪、范、谈三人则分别是复星医药、地产、信息技术方面的掌门人。郭广昌还摇身一变,成了上海首批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1998年,复星实业(复星医药前身)在上海上市,成功融得资金3.5亿。在随后的若干年里,郭广昌的“复星系”形成了涉及生物制药、钢铁、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流通、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庞大产业规模,直接、间接控股和参股的公司逾100家。 ◎王文京:在体制内没有一天是瞎混的 作为用友软件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王文京无疑是中关村精神的极佳诠释者。2001年,他以50亿元的身价成为“中国软件首富”,缔造了股市新神话。 1983年,19岁的王文京被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开始了5年的机关工作。后来他回忆起那段体制内的时光,庆幸自己“尽管思想有这样那样的起伏”,“但没有一天是瞎混的”。 那5年里,王文京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起草了一直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制度;另一件是负责实施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电算化工作—后者,正是为他未来的“神话”埋下了伏笔。 1985年,王文京发现会计电算化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趋势,但各单位却只能自行编写程序,造成大量重复工作,而市场上没有一家软件开发商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于是,王文京和同年分配来的同事苏启强主动找到领导,建议在整个中央国家机关财务部门进行会计电算化工作。 随后,他们花了两年多时间推广这一项目,将项目推广到了上百家单位。这为他们未来自己创业攒下了最重要的阅历和人脉。在90年代,当年推广所涉及的会计电算化的单位,大都在软件升级时成为了他们的客户。后来,王文京也坦言,在最开始的时候,“用友”的服务以政府的电子政务居多,但很快企业客户的比例就超过了政府。 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近10年时间,1988年,国务院批准以中关村地区为核心成立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鼓励专业人员到中关村创办科技企业。 终于,王文京也坐不住了:“在机关待了几年之后,大家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趋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当你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经济建设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焦点,而且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在呼唤一批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24岁的王文京和26岁的苏启强辞掉了工作下海,创办了“用友软件”。 他们花了约两年时间,开发出了UFO财务报表软件,这套软件被认为是用友崛起中最为重要的一笔。1991年王文京重新注册了用友,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用友开始成为中国财务软件的领跑者。6年后,用友软件的销售收入突破了一亿元,为2001年在国内主板的上市奠定了基础。 2008年,王文京在胡润中国IT富豪榜排名第6位,也正是这一年,王文京继第九、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笫三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当年的“两会”上,王文京的提案名为《制定出台18号文件后的新政策文件,继续促进我国软件产业的自主创新和快速发展》,而“18号文件”是国务院第一个鼓励和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专项产业政策,也是中国软件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李国庆:从“翰林院”到纽交所 对于李国庆来说,2010年12月8日或许是商场上最难忘的一天。经过11年的发展壮大,这一天,作为中国最大在线图书零售商的当当网,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 按照事前安排,当天纽交所闭市,由李国庆的妻子俞渝按铃,李国庆敲钟。但在距离敲钟不到一分钟时,李国庆突发奇想,下意识地一边比画一边对纽交所主席说:“我敲两下行不行,寓意当当。”主席欣然同意,纽交所于是有了历史上第一次敲了两下钟的闭市。 纽约,对于李国庆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1988年,作为政府代表团的一员,李国庆第一次去美国纽约,考察当地的汉学研究。那一年,他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了一名中南海的“翰林”。那时的李国庆还觉得搞研究最有机会出人头地,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做“影响中国的100人”。 但现实可能让李国庆有些等不及。在研究室的5年里,他的调查报告有些也被引用给了国务院领导,但他发现:“想通过政策研究达到参政的目的,距离太远;通过做智囊改变社会,速度太慢。”当时,有个老领导问他:“搞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要你寂寞15年,你忍得住吗?”李国庆显然忍不住了。这位中南海的“翰林”、政策研究室的小青年选择了离开。为了出人头地,他调整了目标—要成为“中国富人里面的100人”。 1993年,28岁的李国庆找了几个出版界的朋友,在小西天租了一个总参的地下室作为办公场地,办起了“科文经贸总公司”—“科技”、“文化”、“经济”和“贸易”都包括进去,还得有个“总”字。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大气”的“总公司”,其实做的只是图书出版生意。由于业务一直做不大,最艰难的时候李国庆背着几百万元的债务,到处去搞读书会。而在当时,他的很多同学、朋友,早已当上国企领导、政府高官。大家一聚会,开着面包车的李国庆,在驾着高级轿车的朋友面前灰头土脸。 1996年,纽约,李国庆迎来了他商业上的转机。 这一年,带着“担任跨国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坐着高级车在国贸顶层办公”的梦想,李国庆远赴美国,到纽约寻找机会。然而,频频遭拒的李国庆自己也未曾想到,命运的转折会出现在一个朋友安排的饭局上。饭桌上,李国庆结识了俞渝。俞渝当时已经拥有纽约大学MBA学位,开办了一家财务顾问公司,在华尔街闯出了一片天地—这场相识,让李国庆在纽约终于有了落脚的“一席之地”。 5个月后,两人结婚。俞渝放弃了华尔街的事业,与丈夫一同回到北京打理出版公司。俞渝发现丈夫的图书出版生意不温不火、很难做大。“登报卖书还不够挣广告费,一本邮寄目录也只能推荐100本书,开书店的房租又很贵。各种卖书的方式都试遍了,怎么都不赚钱。” 俞渝想起在一年前,一个名为“亚马逊”的网上书店曾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风靡美国。于是,她在李国庆面前点开亚马逊的网页:“我们在国外买书都这么买。” 商业嗅觉敏锐的李国庆,很快发现网上书店的优越性—在传统出版渠道,出版商与读者之间要经过许多环节,而互联网则建立起了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是一场图书发行渠道的革命!” 这场革命不仅给这对夫妇带来了当当网,也为他们带来了32亿身家。许多年后,当当网在纽约上市之际,李国庆也曾为自己庆幸:“最庆幸的是选择了在中国创业,选择了互联网。” ◎陈琦伟:文科教授的“新实验” 直到现在,陈琦伟依然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系全职教授,所以他不认为自己真正“下海”。在他看来,成立亚商是一个偶然事件:1986年,陈琦伟从美国留学归来,第二年即创办了国内的第一家非政府组织—亚洲研究所。亚洲研究所的经费完全不依靠政府预算支持,理事会提出,长远来看应该有自己的经费来源,提议能否成立家企业来创造经费支持研究工作。这就有了被媒体称为“文科教授的成功实验室”的亚商集团,陈琦伟从此开始了半学半商的道路。 邓小平南方视察后,私人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亚商与其中大多数公司一样,成立后实际经营活动却很少,真正有业务可做是以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出现为标志。其时中国资本市场容量虽小,但一件偶然的小事让陈琦伟感觉股市未来潜力巨大。上交所开锣时,陈琦伟作为专家出席了成立典礼,与普通开业仪式无异,很热闹。锣响之后,股票开始交易,但盘子里只有区区8家上市公司。北京一大批官员也前来捧场,大家看后很好奇,一位北京计委官员问:这8家上市公司都是什么背景?上海一位负责人回答:都是小公司,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在场者纷纷点头,他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和大企业是不用到证券交易所进行股票融资的。 这件事令陈琦伟印象深刻。在国外留学时,谁都知道华尔街对美国经济的重要,从学者的角度来观察,他深知股票交易所的设立在中国经济史上绝对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在上交所听到这样浅易的对话,对他的触动不可谓不大—“社会上多数人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小看和低估了上市公司的潜力,低估了资本市场的潜力,他们认识不到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空间。” 亚商最初并没有什么主业,基于上交所成立的契机,陈琦伟与他的几个同事、朋友经缜密讨论后,认为亚商可以围绕资本市场做业务,于是从90年代开始,亚商涉足上市咨询业务,10年后,亚商转型股权投资。 陈琦伟至今已投资了20多家企业,并有中航三鑫、升达林业、卫士通、圣农发展等多家企业成功上市。仅有的两个失败案例,也并非产品、项目不对头,而更多是因为创业者对现代企业制度不认可,公司治理出现瑕疵而导致失败。 ◎陈峰:每段经历都不会白费 媒体曾送给海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一个称号—民航业的“魔术师”。从1000万元起家到近600亿元总资产,陈峰的海航只花了20多年时间。而造就这一奇迹的,正是陈峰的拿手好戏—海航的“融资,重组,再融资,再重组”模式。许多年后,已是航空业巨头的陈峰回忆自己的成功史时曾说:“我发现人生每一段经历都不会白费。” 15岁时,陈峰就进入了四川民航。21岁时,他回到北京,在民航总局援外司当助理员,并开始苦学外语。几年后,他成为民航系统11个公费留学生中,唯一一个非外语专业毕业的学生,并在回国先后当了民航总局统计处代处长、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计划处副处长。 后来,有记者曾评价:从陈峰早年的经历可以看出,当时他受到了两种文化—官场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官场文化的精髓是“等级”,这种等级制文化在海航内部,尤为明显;而西方管理文化的精髓之一是“执行力”。—“海航文化是这两种文化的掺杂、融合”。 不过,当时回国后不久的陈峰,首先感到的是“壮志未酬”。他总想在民航干点事情,但因为自己“没地盘”,“人家连个处长也不提拔你”。于是,陈峰干脆决定“不干了”,并加入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做金融的贷款项目。随后又因为某个特殊的原因来到海南。做金融贷款项目的这段经历,成了他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金融知识是我比别的民航传统的管理干部多出的一块,就多这么一点。”陈峰说。 80年代后期,海南开发的浪潮席卷而来,而来往海南的交通却成了大问题。在1988年海南建省时,每天只有两个航班进出海南。1990年,由于看重陈峰的民航和金融双重经历,时任海南省长刘剑峰找到他:“你还是重操旧业算了”,“给我们海南也办个航空公司”。 这句“重操旧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陈峰曾多次说起,海南省给他组建海南航空的1000万元启动资金,“连个飞机翅膀也买不起”。当时省长曾对他说,“你是这么聪明的人”,“借助改革开放”。他觉得也对,但转念又一想,“(改革开放)这玩意儿也不能当钱花”。 钱从何来是陈峰的首要问题。在当时,中国的民航政策以支持国有航空企业的发展为主,地方省属航空公司无法享受同等待遇。这意味着,陈峰根本无法从银行拿到贷款。 就在这时,机遇来了。十四大后,中国开始批准在部分国有企业中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海航借机成为了海南省的试点企业之一。 那时,为了“找钱”,陈峰找过各种地方,“国有公司、私营公司、个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在寻找担保银行时,陈峰曾向对方夸下海口:飞机从海南到北京一张票1000元,可以装150人,来回就是30万元,一天再飞个北京,再飞个广州,去掉成本一天就挣45万。陈峰还表示,还不起钱,就以飞机抵债。终于,有银行动了心,海航也因此定向募集了2.5亿元的启动资金。 从银行贷款买一架飞机,把飞机抵押买第二架飞机,再把这两架飞机抵押买更多飞机。此后,海航方面采取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等方式,先后引进了4架波音737飞机。 1995年,对于海航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年。听说可以在美国找到投资,陈峰毫不犹豫地穿上西装,带领公司管理层去了美国华尔街。在3个月时间里,他们往返于美国10次,最终说服了索罗斯。量子基金控股的美国航空有限公司花2500万美元购买了海南航空25%的股份,成为海航第一大股东。海南航空也因此成为中国民航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傍上了洋大款”。 陈峰和索罗斯的联手使他赢得了国外投资者的信任,拓宽了他在海外市场融资的道路。陈峰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中国最昂贵的人”,甚至华尔街的显贵们特意为陈峰买了一份价值3000万美元的事故和疾病保险。 到了2005年,海航已经成为中国第四大航空集团。陈峰也在当年摘得“亚洲最佳商业领袖”桂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企业家。 ◎王兵:用商业的手法做慈善 “心态是做公益慈善,但手法要是做商业的。” 做慈善的念头,源自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兵对自己的人生规划—“35岁实现财务自由;然后用15年为别人做事,就是公益、慈善、环保;再后面的15年,用来做点我自己喜欢的事。” 2004年“非典”过后,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刚刚出台,王兵招呼一帮企业家朋友,发起成立了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他们要做新条例出台后的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这些企业家“大佬”各个声名显赫,其中包括陈晓、冯仑、江南春、李家杰、马化腾、马云、沈国军、史玉柱、虞锋、郁亮、朱新礼…… 在最早的捐赠中,冯仑捐出了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做办公室,朱新礼则往办公室里添了办公家具和设备。王兵后来回忆:“最初就靠我这张脸,第一桶金是这么拿来的,但后面第二桶、第三桶金仅靠我这张脸就不管用了。我们被拒绝过很多次,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太多了。” 对这群精明的朋友来说,给王兵面子不假,但更重要的是这位“投资人”能搭建出一套公益基金适用的商业化运作理念。199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兵就赶上改革开放的下海大潮,开始在海南做投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首批从业者。2000年,王兵创办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 但在做慈善的最初期,爱佑华夏尝试过做骨髓配对项目,也尝试过救治艾滋孤儿和聋儿,但实际操作时要么个案差异太大,要么受到很大的外部阻力。转机出现在2006年。当时民政部牵头组成的调查团走访到爱佑华夏,很赞赏其清晰的账目,点名要求爱佑华夏与民政部合作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王兵发现,这恰恰就是他在找的—手术条件成熟、治愈率高、费用稳定—爱佑华夏的“商业模式”就此确定下来。 由于有政府信用作保,爱佑华夏从2006年至今已在全国签下了30家心脏病权威医院定点合作,同时委托他们接收救助申请。从第一家西安西京医院开始,爱佑华夏跟每一家合作医院签署正式协议,厘清彼此的权利义务、孤贫儿童选取标准和规避医疗风险。“其实这就是一份用于公益项目的商业合同。” 从2004年成立至今,给贫困家庭的患病儿童提供治疗援助的爱佑华夏已经募捐了超过2亿元善款,现在其“爱佑童心”是全世界最大的先心病孤贫儿童救助项目,救治的儿童数量将逾1万名。 2011年“两会”上,政府提出要免费治疗贫困儿童先心病和白血病,而这种模式与爱佑华夏不无关系。“我们公益组织提供了一种模式和样板,给政府一种参考,推动政府去做,这就是我们的意义。”王兵说。 ◎刘举:下海的原动力是“给自己建个单位” 四川人刘举,重庆建筑学工程院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本科毕业,时年20岁,分配到国家建设部,在办公厅管辖的《建筑》杂志就任编辑、记者;第二年任副部长肖桐的秘书。一个“工科男”,在大学入党的“三好学生”,完全不明白“部长”是多大的官,就进入了国家部委的行业管理最高层工作;还没有明白什么是企业,就“跳”入海中,创办企业了。正因为这样的不成熟,自认为看穿了在机关体质内发展的人生未来,产生了痛苦和迷茫。同时,因对下海的未知而产生向往和激情,毛振华说他是“糊涂人”,刘举自嘲叫“无知者无畏”。选择房地产信息服务,无知者无畏;选择从事停车行业,同样是无知者无畏。1996年刘举去美国,一个美国朋友告诉他,在美国谁拥有停车场,谁就拥有了印钞机。他嘴里相信,肚里却狐疑。创办了物流企业“宅急送”的陈东升告诉他,干吧,停车是个好买卖。 事后回忆,刘举说当年下海最应该选择的是两个行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他都没有考虑,阴差阳错地闯进了一个陌生古怪的领域。事实上刘举骨子里喜欢创新,他自己说他是外表平静,内心澎湃的人,创新,能开发出生命的激情,能表达出自身的价值。别人没尝试过的他都愿意去尝试,即便对未来的走势和发展没有看明白。中国房地产的信息化,刘举是第一个吃螃蟹者,从事停车场运营,同样敢为天下先。 刘举说当年自己有两个选择:第一选择仍然是留在机关当处长,第二个选择是去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现在的上市国企“中国建筑”)或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就职,肖桐副部长是这两大企业的创始董事长。1991年毛振华组织的豪华“咨询团”,需要在国家建设部找一位专家,朋友关敬如推荐了副部长秘书刘举,于是有了武汉之行。以经济学家董辅为首,陈东升、毛振华、李军、卢建、关敬如、刘举一起赴武汉进行“业务咨询”, 一路上受他们的思想和创业激情的影响,刘举第一次知道了“单位也可以自己建立”,明白了他的人生还有第三条出路。刘举自喻其下海的原动力是“自己建个单位,自己给自己落实政策,给别人发工资,从此要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 回北京后不久,刘举就创立了一个“红帽子”机构—中国房地产协会信息咨询中心,他是中国第一个把房地产信息进行联网并发布的人。刘举在全国建了二十几个分支机构,把各地的房地产信息汇总到北京来,并从《经济日报》购买版面,把汇总上来的全国房地产信息刊登在报纸上。这一商业模式与郭凡生起家有几分神似,不同之处在于郭凡生折腾的是中国电子商品市场的最低报价,他坚持了下来。刘举的这个想法太超前,当时的房地产行业市场化、全国化的程度还不高,叫好不叫座,刘举当年也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会给行业带来如此革命性的变化,没有把生意引向互联网。苦撑了6年,放弃了。 陈东升有几句话对其影响甚大,比如“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于是他就找全世界最大的停车企业,跟着学,依葫芦画瓢。全球最大的停车企业在美国,一年的营业额是20亿美元,管着120万个车位,30年前就在纽交所上市。日本也有10家上市的停车公司,但在中国,这完全是个全新的概念。金地停车公司1998年成立的时候,汽车在中国还没有普及到家庭。包括资本对停车行业的关注,也是10年后的事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好好地当着部长秘书,27岁的处级干部却要出来干这“不着调”的事儿? 刘举说陈东升对他的影响是精神层面的。陈东升告诉刘举,做企业要坚持、要专注,不要东想西想。“我记得他们在酝酿嘉德的时候,他说要搞个跟有钱人打交道的生意。后来办泰康,他说源于自己看到的一本书《谁在控制日本》,考察日本回来后,陈东升清楚地知道是保险企业在控制这个国家,而不是我们都熟知的松下、东芝、三洋,也不是丰田、本田、日产。所以他说做企业的最高境界是做金融,陈东升的成就绝非运气和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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