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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5.体制边缘
“若我为了行政级别纳入体制内,就没有今天的中期公司了。” 对体制内创业者而言,1992年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份,它是中国政治走势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三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一是邓小平南方视察,二是《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颁布,三是年底的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禁令开始打破,坚冰开始消融。 从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话,后来都被整理成文:“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些讲话的核心其实是,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断然的“终结”,中国似乎已经没有耐心继续在“理论”的层面上对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进行讨论了。3月26日,一篇超万字的长篇新闻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刊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均在头版头条转发。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的共声。 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小平南方视察”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社”姓“资”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改革开放成为全民共识。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发表讲话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他的论述将之前围绕着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而展开的种种争论给予了澄清。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同时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 “小平南方视察”后来成了一个政治符号。无疑,1992年的春天,给喜好“大历史阐述”的中国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年整个儿都是春天。 这一事件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领域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那些谙熟中国国情的人,都从中嗅出了商机,很显然,一个巨大的机遇已经出现。香港《亚洲周刊》援引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辽宁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这一波创业潮锻造了后来成为“九二派”的企业家群体。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是“九二派”一词的发明者,这一年国家体改委出台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被陈东升认为“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5月,陈东升亦辞官下海,选择了当时在国内一片空白的拍卖业,成立了嘉德拍卖公司。 “整个气氛完全不一样,每个部委都在办公司,办公司是热潮,那一年诞生了许多新公司。”田源说,他无数次纠正媒体的误读,称中期公司是在“体制间”创业,非体制内创业,也非体制外创业,“都是找部委批的,都有一个主管部门,都有行政级别,我们的大部分资本金都是我自己去一家一家磕来的,是真正的股份制公司”。 可田源的中期公司是唯一没有行政级别的股份制公司,所有的班子成员都由他选定—主管部门物资部人事司不干,说这个公司是部里成立的公司,其干部应该由部里配备和任命。田源正告:“这是创业,搞期货的同志我知道谁懂,谁不懂;而且公司是股份制的,我要对股东负责,要赚钱。你给我配几个老干部来,最后亏钱了,谁承担责任呢?” 因田源的做法逾越了传统干部制度的禁区,人事司司长约田源谈话,“谈话内容至今犹言在耳”。人事司司长说:“你对部长承诺不要行政级别,是不是骗我们?有的公司跟你一样,先说不要行政级别,把总经理、副总经理任命完了到我这儿要追认局级,你是不是耍滑头?”田源哈哈大笑:“我今天离开这个门,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你说话要负责任,要算数。”司长说。 然而5年后,田源还是“食言”了—他再次走进了人事司的办公室(当时物资部已不存在了,只有内贸部)。因为此时他临危受命,接受了部里任命他做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的决定,率领诚通集团近3万名员工扭亏脱困,突出重围。这是后话了。 在离开人事司司长办公室之前,田源认真研究过两个文件—《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之所以如此决绝,就是想断了自己的后路,置之死地而后生,“若我为了行政级别纳入体制内,就没有今天的中期公司了”。 不出田源所料,中国期货市场一经创立就发展迅猛,1992年到1995年的3年中,全国期货业年交易量从3000多亿猛增到10万亿。然而,在一片风光的背后,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降临。很多投资者对发生在10多年前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那一幕惊涛骇浪仍然记忆犹新—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3?27违规事件”发生,当时号称“证券之王”的管金生锒铛入狱,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1995年至1997年,胶合板、郑州绿豆、苏州红小豆、海南天然橡胶等商品期货品种又连续发生投机操纵事件,国务院开始对期货市场大力整顿。 整顿的后果,15家交易所被砍成了3家,2000多家交易机构最后剩下180家,交易品种从20多个变为3个,接下来就是大萧条,残存的公司裁员过冬。 田源说:“如果不是股份制企业,如果我对公司没有掌控权,如果跟公司董事和股东之间没有良性的互动关系,如果是行政性任命的公司,我可能早就被撤职好多次了,许多人在里面早就投靠这个领导、那个领导,这个公司早就黄了。” 这是一个屡经打击的行业,1998年国家开始第二轮整顿,除了重新整合交易所外,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对期货公司实行重拳整饬。此轮整顿过后,期货行业风气一片肃杀,由于信心遭遇极大打击,市场一时难以复苏,犹如遭遇重疾后的病人,面临连续数年的惨淡经营。 当田源在逆境中生存和挣扎的时候,他的师弟陈东升在保险业稳定地上升。现在来看,也许是方向感和认知力的问题,陈东升进入了一个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而田源从事的则是国家严格限制发展的行业。 中期公司成立后赚了很多钱,却不知深浅地在亚布力投了两个多亿建滑雪场,而这个时候,中期公司到位的资本金才3000万元。借钱投资与短贷长投是企业经营的大忌,中期在投资上犯了巨大的错误。和从前的思维模式如出一辙,田源和他的合作伙伴卢建(也是武大同学)把滑雪业视为一个在中国有开拓性和前景的行业,但是亚布力项目没有实现赢利,中期反倒在里面耗尽了大量的资金,每年要偿还2000多万元的利息。 “这是我跟东升最大的不同,东升是做一个成一个,每个都做成了精品,我就是做多了!”田源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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