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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1.“被下海”
冯仑用江湖语言将“领导力”概括为6个字:“指道、扛事(负责任)、牺牲(扛到最后,没有办法摆平的时候,你得牺牲)”,“在体制内作为一个好党员这些品质早就培训过”。 “九二派”一词的发明人陈东升对“九二派”企业家作过细分。在他看来,1992年从北京出去创业的一批体制内官员又可分为南北两派。到南方创业者被称为南派企业家,留在北京创业的一批被称为北派企业家。 南北两派企业家在创建、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北派企业家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坚定地走专业化道路,他们更多的是寻找一个行业的空白点,迅速创造行业的先锋企业,然后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如田源创建的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是中国期货业的领导者,陈东升创立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是中国拍卖业的领导者,毛振华创办的中国诚信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则成为中国信用评价、管理行业的领导者。 南派企业家相当一部分是以房地产起家,靠圈地运动,走综合化、多元化道路,初始时基本上是什么赚钱投资什么,企业的战略选择在起步阶段带有功利主义的投机色彩。比如著名的“万通六兄弟”。 万通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写中国企业史绕不开万通这一章,从“野蛮生长”到“理想丰满”,万通遇到的问题也颇具代表性,而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值得后来者思考。回到初始的问题,所谓“南北两派”的划分,事实上并不能准确涵盖绝大多数“九二派”企业家,但对我们分析这一企业群体的择业理念,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视角,譬如,北京既然有广阔的舞台可供施展,为何还要南下创业呢? 这不得不提到冯仑这位1977级西北大学经济系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同班同学。在张维迎眼中,他的这位同学诙谐、幽默、感性,却不乏深邃思想—自诩有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 祖籍浙江的西安人冯仑1959年出生,1982年在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考上中央党校研究生,198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此后的履历颇为复杂: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先后任职,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经营、组织、管理工作,直到下海创业。 与苹果“教父”乔布斯的感叹相仿,冯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人生一辈子有很多因果链条”,创办万通之前的经历对其后来的发展影响甚大。首先是价值观。冯仑15岁入团,20岁入党,22岁进中央党校,根红苗正,毕业后也一直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体制内意识形态的熏染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后来与之一起创业的几个朋友,也大都属于各自单位里的好职工、好党员一类,他们有着相近的价值观。“也正因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才使得万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企业的自律约束不同于别的民营企业。” 其次是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冯仑在大学时担任学生干部,组织能力比一般同学要强得多,这在公司创业初期,尤其在《公司法》颁布之前,其领导力凸显,在团结人、激发同事创造力、制定企业方向等方面超越同侪。 最后是体制经历培养的政策敏感性。事实上万通的发展基本上与国家政策同步,比如,他们较早地从海南撤出,后来又去北京、中国台湾和美国发展,皆出于对政策的敏感。万通有时会让人误会其更像一个民间的政策、经济研究机构,通过对行业、政策、两岸关系,甚至全球经济形势等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找到自己需要的发展逻辑,并与万通的业务结合起来,使万通的每一步都更具前瞻性。 大部分初创企业普遍存在个人权威,反映出领导者对企业的绝对影响,比如王石,军人出身,所以万科公司的组织性、纪律性较其他地产企业更强。冯仑甚至认识一位跳芭蕾舞出身的民营企业家,“他的公司就办得跟跳舞一样”,很文艺范儿。而冯仑,大学修经济学,硕士读法学加之其涉猎广泛,有历史和哲学领域的偏好,在企业家群体属于善思好辩的一类。所以更多时候,别人看不到的苗头或者方向,他能够准确感知到,并从理性的角度去作出分析。这其中,自然离不开体制的训练。 如此理性博学善辩之士,按正常和逻辑,在官场终有飞黄腾达之途,只需时间和耐心而已,何以轻易弃官下海? 从中央党校调到中宣部只半年,冯仑就厌倦了手头的工作,后来调到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体改所。1988年,受体改所委派,冯仑去海南参与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现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前身),海南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冯仑任常务副所长。这时候,他的档案还在北京,人却已调到海南。 在冯仑作品《野蛮生长》的叙述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一辆车、一台电脑和5万块钱,借此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机构。匪夷所思的是,海南省委还给了他们1万台彩电的批文,让他们用倒批文的钱做研究经费。倒彩电得有个公司,于是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被分为三块,一批人作研究,一批人搞经营,一批人办杂志。冯仑负责招聘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刊名为冯仑所取,现在是财新传媒运营的财经新闻类周刊),招来的人里,就有后来在中国地产界名声显赫的潘石屹。 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做了一些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还兼做会计培训,让冯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误以为潘是会计出身,其实不然,潘石屹与苗鸿冰是兰州石油技校的同班同学,学的是车工。 冯仑当时提出,招人必须选择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在他看来知识面和能力都较褊狭,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的法律;易小迪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后来是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冯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易小迪,易还带着女朋友,聊了一次后,他就随冯仑去了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王功权就读于吉林大学管理系,也是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分配到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是省委重点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冯仑说王功权内心有理想,有激情,小孩刚出生一周,他就利用在家照顾妻子生孩子的机会偷偷跑到了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口的大巴上认识了刘军。刘军16岁上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分配在成都一家国有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去了广州。 因招聘人才加盟研究所,冯仑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那时王功权在海南一家国营的名叫秀港的房地产公司任总经理,王启富去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求职前是王功权的下属,刘军是他的同事。他对冯仑说,他的老板叫王功权,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认识。认识之后,大家成了很好的朋友—这是“万通六兄弟”早年在海南的故事,这时他们还没有一起创业。 一年后冯仑回到北京,在体改所比较经济研究室任副主任,张维迎在宏观所任主任。 1989年春天的变故,令一批人被迫离开体制,冯仑是其中之一。从西直门搭上南下的火车,冯仑去了海南。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事实上也回不去了,突然成了失业人员,仓皇间狼狈不堪。后来通过朋友推荐,冯仑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按他的话,“混口饭吃”。 199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合并到中国经济管理研究所,改造为经济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所,原体改所的大部分成员各奔东西。这时候,王功权也因故离开了秀港公司,易小迪在海南用很少的钱办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到两万块钱。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所踪,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 冯仑去了牟其中的南德后,第一个跟过来的是王启富,然后他们给王功权打电话,正好王功权回海南办手续,二话没说,“顶着光头就往北京跑”。 冯仑把王功权推荐给牟其中,赞王功权不仅能干,还当过法定代表人。《野蛮生长》里叙述了生动的一幕:牟其中说那把有法人代表的工商执照拿来吧。王功权赶紧回去找了出来并复印一份,牟其中瞅了一眼,很快就重用他了。重用的标志是“挪位子”—北京冬天很冷,办公室坐了五六个人,新来的坐在最外面一排,最冷;王功权刚开始坐在最外面,“重用”之后就坐里面去了,就跟“号子”一样,挪了床铺。冯仑猜疑,这种做法大概跟牟坐牢的经历有关。 安顿下来之后,王功权又开始找刘军。刘军也是性情中人,虽然还不知道来了以后能不能有活干,但也高兴地奔北京而来。 “六君子”这时凑了四人。王启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王功权是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办主任,冯仑是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刘军是西北办副主任。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人生,关系更加密切了,在思想上也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合作体系。 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创业,比如一开始想办一个万通代理事务所。“万通”之名是冯仑取的,意为路路通,“代理事务”则有点像“三T”公司,能做的就是帮人办事、出书、写文章、开会,积累了一点钱然后再谋发展。虽然最终没做起来,但“万通”的名号留在了大家心里,后来真正创业的时候,说起用“万通”做商号,没人再有异议。 1991年是一个火热的年份,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两种声音仍然在隔空交锋,从报章的争论来看,这一年的中国弥漫着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硝烟。而事实却是,争论如江面上迷眼的乱风,实质性的经济变革却如水底之群鱼,仍在坚定地向前游行。 因为中央重申海南特区政策不变,大量有发财梦和创业梦的人涌入海南。此时,海南最热的项目是房地产,据当年媒体报道,至少有15000家房地产公司聚集于此。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一家由6个人创办的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集团前身)会从众多公司中脱颖而出,并在日后成长为中国地产界的大鳄。 此时的海南,用冯仑的话说,“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由于受特区开发政策的影响,海南一直颇受投资商的关注,吴晓波曾在《激荡三十年》里描述,从1990年开始,“10万人才下海南”,渡海淘金,小平南方视察之后,热浪席卷全岛,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产。 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售价是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价已上涨到每平方米3500元。炒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冯仑回忆说,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看得令人胆战心惊。很多楼盘一拿到报建批文就登广告,连地基还没有开始打,价格已经驴打滚一样地翻了好几番。据经济观察家阎卡林的统计,海南省这一年共出让2884公顷土地,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闲置,被用来囤积炒卖。 受“海南热”影响,冯仑、王功权等四人前后脚离开南德集团,重新回到海南,真正思谋创业,易小迪的印刷厂成了他们最初的落脚点。筹备创业期间,冯仑同大家商量,说必须由王功权当老总大家才能做,因为只有王功权做过生意。王功权答应了。 冯仑说开始创办万通时,自己多少有一点商业的经验,这和两个人有关系,一个是王功权,他曾经做过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另一个是牟其中,冯仑跟着他,耳濡目染地了解了一些生意上的事—这些构成了他们最初创业的商业背景。 相比田源、陈东升,冯仑笑言自己是“九二派”企业家里“最草根的创业方式”—没有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别去借了一些,合起来凑了3万多块,这些钱也大都用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公司注册资本达1000万人民币之多,事实上却是一个典型的“皮包”公司,拿到执照的时候,就只剩下几百块了。1991年9月13日,一个有着奇怪名号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简称“农高投”)成立,最初的创始人包括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代昌(易小迪)和李宏(黎源)。 我们后来知道,“六兄弟”及后来的万通集团从事的主业是地产及投资,而“农高投”开始的确是在搞农业,但不久便因海南房地产的热潮,卷入了炒房炒地的军团。公司成立几个月后,易小迪把潘石屹找来,做财务部经理,负责第一单房地产业务的销售。“六君子”开始启动他们的创富梦想。 1991年,冯仑等人抓住一个机会,开始运作海口金融贸易区的“九都别墅”项目。资金需要1000多万元,但他们手头上只有几万块钱。冯仑向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板讲述了这个项目的美好前景,成功借到了500万,条件是保底年利率20%,剩余的利润再五五分成。当时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按揭”为何物,“农高投”通过做按揭获得贷款1300万,加上借来的500万,用1800万以不到3000元/平方米的价钱运作九都别墅。九都别墅原规划为9栋,建成了8栋,完成了基建部分,还未进行装修,算是一个烂尾工程。“农高投”对别墅进行保修和包装,在1992年卖了出去,赚了300万元,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取得“第一桶金”后,冯仑等人又拿着这笔钱去操作“莲怡庐”等项目,不断在海口、三亚炒房炒地。公司经济条件宽裕后,很多老员工都拥有了“四个一”,即一套房子、一万块钱存款、一部电话和一辆摩托车。 1993年1月18日,“农高投”增资扩股,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企业集团,即万通集团,主要股东除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代昌外,还有后来加入的潘石屹以及中国华诚财务公司、海南省证券公司等法人股东,集团由代表创业者权益的公司法人耐基特(NGT)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占65%)。 1992底,潘石屹在海口规划局查到两个数字:北京市当时人均住房面积7平方米,海口市人均住房报建面积却已经达到了50平方米,他感觉海南房地产业“要出事了”。冯仑则从另一个侧面看数据:当时海南有1.8万家房地产公司,海口本土人口不到30万,整个海南岛600万人,只有20%在城市,剩下的都在乡下,这必然导致房地产的供给远大于需求。 大家认为应该分散风险,最终,潘石屹拿着5万块钱的差旅费来到北京。 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无意中听到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4个指标,做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但是现在没人做。潘石屹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大家合计后,冯仑等马上运筹奔走,拿到了一个指标。1993年6月,由万通集团投资并以定向募集方式发起组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正式更名为“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实收资本金8亿元人民币,成为北京最早成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 1993年,房地产市场面临宏观调控,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有意将阜成门外一个项目转出来,万通接下了这个项目,定名为“万通新世界广场”。当时,香港利达行的董事会主席邓智仁来到北京,要求代理销售。潘石屹当时出任北京万通总经理,觉得自己开发和销售的经验还远远不足,便毅然决定接受邓智仁的请求。 邓智仁将香港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手段带到了万通,通过大手笔的策划和包装,万通新世界广场迅速引起了轰动和追捧,卖到了每平方米3000美元。更不可思议的是,项目12月下旬才动工,销售在11月初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七八十,正式销售5天内就已经收回几亿港元资金。 万通新世界广场的成功,让大众和业界开始关注万通集团,同时,也奠定了两个地产大佬冯仑和潘石屹的“江湖地位”。 “那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冯仑回忆起海南的创业时光说,“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求人,人都没有身份感了。” “没有身份感”的冯仑总说自己跟田源、陈东升不一样,“他们是想好了的,有理性;我纯属是偶然,被迫脱离体制,最后变成了一个流氓无产者,然后开始折腾—我这是‘被下海’,然后通过积淀了差不多10年的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不断给自己力量,给自己信心。” 不同还在于,田源、陈东升、毛振华都是在“体制边缘创业”,用的是体制内资源,所办公司无一不挂“中国”或“国际”字头,甚至还保留着体制所特有的干部级别,做生意谈判时还能“身份对等”。后来因为“业”创得足够大了,才慢慢剥离了“体制属性”。 冯仑的体制经历并不长,所以常令为万通总结经营之道的研究者多有误会,比如更多地把其营商理念之根脉归为冯仑多年的底层生存智慧。事实上,在中央党校教书四载,在中宣部短暂服务半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一年多,这样一些短暂的体制内经历对其后来的商人生涯不无影响。体制为后来创业带来的“便利”,冯仑为我们总结了三点: ◎其一是价值观 早期体制内的教育和训练改变了冯仑和他的同伴们观察世界的方式,甚至影响了他们后来创办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冯仑总结自己的商人价值观,常说“追求理想,顺便赚钱”。15岁入团,20岁入党,又做过党校的教学研究工作,按照中共传统价值来论,可以称得上标准的“又红又专”。22岁入读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在读研究生里,冯仑是最年轻的学生,又是党的支部委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冯仑一直抱有一个信念,“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这批人,比如陈东升,基本不干坏事。从小就没有想过为个人敛财,不会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往大里讲,都是要做一个所谓有利于人民的人,改造生活、改造社会,全是宏大叙事的理想。所以这个价值观其实挺重要的,在整个生意的早期,即使没有钱,也可以团结很多人,并愿意(为集体)作出牺牲。” 冯仑说企业领导者最核心的能力有三:一是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二是算别人算不清楚的账,三是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是领导力。冯仑用江湖语言将“领导力”概括为6个字:“指道、扛事(负责任)、牺牲(扛到最后,没有办法摆平的时候,你得牺牲)”,“在体制内作为一个好党员这些品质早就培训过”。 5年多的体制经历不仅让冯仑开阔了眼界,有了更多的知识储备,重要的是确立了恒定的价值观—“柳传志,体制内的好人,包括王石,也在共产党体制内当兵,没有被体制搞得很低俗,这是我发现这些人身上共同的、在体制内基本确立的正向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在那个时候也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很努力地奋斗的精神,以及对社会问题变化的持续关注和参与,甚至体现在如今正在做的公益上。” 在海南创业之初,冯仑和他的伙伴们就提出“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的原则和理想。1992年,以冯仑为首的6人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将自己描写为立志实业报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指明做企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当代中国的知识青年探寻报国道路,并探寻如何有效地重整资源。文章被《海南开发报》和《中国青年报》相继转载,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92年,冯仑的同学张维迎在牛津大学访学,他把《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这篇文章拿给同在伦敦的张欣看,张欣看后感怀不已,猛然有结识“六君子”的冲动,便让张维迎引荐。后来张欣回国发展,与潘石屹恋爱,成为他的妻子,他们一起创办SOHO中国,成就了一段商业佳话。 ◎其二是方法论 冯仑本科在西北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念法学,这些不同的学科训练让他“大体上知道一个组织是怎么回事,这个组织的细胞怎么生长,组织的目标、组织的生命、组织的能力来源于哪里”。冯仑说这与他在体制内的工作,以及从前念书时当学生干部—都是一个组织的小头目—的训练息息相关。 “创业者得是一个企业家,张维迎、熊彼特讲的企业家最重要的职能是组织创新和产品的创新。”冯仑说,“比如我们这批从体制内出来的人,让组织赋予生命以及创新组织的能力都特别强,包括我们在组织上倒腾得很进步,一开始江湖怎么变成企业,企业怎么变成有限,有限怎么变成股份,最后怎么上市,甚至海外上市。不像许多民营企业家干到最后,这个组织没有人做了,就是老爷子,然后加上儿子,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多数民营企业总长不大,都跟组织没有变化有关,所以冯仑更为关注组织变更和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在不同政策环境下调整自己的企业发展的路径。是为方法论。 ◎其三是人脉 民营企业“野蛮生长”阶段最离不开的是人脉。冯仑说自他1977年念大学起开始积累的人脉,在生意的早期基本派不上用场,因为“我们的买卖特别小”—“相当于他们在机关、学校里面,我在江湖最边缘的地方,与社会闲杂人员没什么两样,这个时候我与他们没有交集,关心的话题也不一样,虽然很熟。我们从一开始也没有走一些民营企业的老路,比如找官场的关系,或者寻租,我们没有这样干,基本上是相信市场的力量,当然也受张维迎的影响,完全是遵循市场的逻辑。” 虽然具体事情上没有“两肋插刀”,但是冯仑不否认这些体制内人脉在信息、价值观、政策引导上还是给予了他诸多助益。比如,偶尔的同学聚会,部委的同学都能透露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最近政策变了,沿着什么样的风向,这一段在写什么文件,大致隐含的市场信息……这些集中准确的信息对于生意就显得特别重要。甚至,《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出台,写条例的、管那摊子事的干部都是冯仑从前的老同事,他问,股份公司能不能做,回复说可以,于是万通就成立了股份公司。 人脉早期是信息,时间长则变成情感了。有朋友在官场,相当于在政商方面保持了良好的信息通道,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时候,这无疑获得了很多信息上的便利,这对企业早期的发展帮助甚大,尤其对董事长的决策可以说获益无穷。这即为冯仑所说的“指道”。“比如那会儿我在外地,回北京见了同学说自己最近状况怎么样,同学一分析我就清楚了,这就指了个道儿。”同学及老同事之间,私底下聚会,也会经常有关于整个制度、社会变化方向的议论和探讨,在争论中,聪明者如冯仑,即能大概知晓路径,不至于把路走反。 如今,77级的同学留在学校做学问的大都是博导或者院系负责人、大学校长、副校长,机关的老同事,也多做到司局长,副部以上也有不少。20年下来,冯仑始终坚持一点,他愿意在情感上和信息上与昔日旧交保持非常好的联系,却从不跟当官的朋友做其分管业务的生意,“所以20年来我们什么麻烦也没有”。 ◎其四是自律 5年多不算长的体制经历给冯仑留下一个很深的烙痕,“凡事坐得住”。有一次在香港开会,许多民营企业家开着开着就溜了,因为听不懂。冯仑其实也听不懂,但一直坐在会场没有走。后来他琢磨自己为什么能坐着不离开,居然是缘于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课时“体制”的要求,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这是态度—你得坐在那儿,拿出小本子记笔记,被“摧残”成了习惯,这种纪律性是体制造就的。 体制训练出冯仑学习和钻研政策和法律的热忱,相关的政策法规门儿清,后来有部委领导同他开玩笑说,“看你许多年做生意老在河边转,一直觉得你挺悬,但是后来发现你一走到河边就拐过去了,说明你脑子里面有一根弦。”冯仑说他说得非常对,我不会像别人那样疯狂,这都是体制内训练出来的。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内心的约束,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冯仑和他的万通集团在1992年时就提出一个理念—“守正出奇”。从前的党性教育这时候发挥了作用,强调服从,经常反省、检讨自己,无形之中养成自律的好习惯。直到今天,冯仑无论去哪儿都是一个人,不会前呼后拥,在公司讲艰苦奋斗,早年体制内那些朴素的价值一直在内心约束着他,所以外界从来感觉不到这个地产老板像一个暴发户或者地主老财,他更像一个哲人。 这就像一个创业者的童话,差不多给了民营企业一个完美的前世今生,复杂、曲折、草莽,又饱含义气、智慧、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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