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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4.终结看得到头的平庸人生
冯仑所谓的“痞子精神”被俞敏洪的同事李杜演绎为:“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 ◎郭凡生:青年学者自大街兜售商情起家 2006年8月,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郭凡生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有一次著名的骂战。 马云说:“就算用望远镜,也找不到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在哪里。” 郭凡生回应:“马云能说出这种话,不是中国其他企业家无能,就是他马云自己无知。” “要不是他望远镜有问题,就是他眼睛有问题。”马云说,“一天交税100万哪。” 郭凡生驳:“人不能睁着眼睛说假话。你可以作宣传,但不能撒谎,企业可以作包装,但不能假装。” 阿里巴巴声明回应:“尽管有多种渠道通过各种方式,几次提出要求阿里巴巴收购慧聪国际的意向,但在此我们再次声明……我们对这样的企业没有一点收购的兴趣。” 声明最后撂下一句:“网络时代是全新的时代,现在已经过了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兜售商情的时代。” 郭凡生撰文回复:“马云最终是要道歉的,他现在不道歉,我就抓住没完没了地讲,天天损失的是他大量公关的钱和他的个人形象!” 两位江湖大佬隔空抬杠,引致互联网界一片哗然。慧聪网是做什么的?郭凡生是谁?不少“80后”年轻人只知老马不知老郭,这次交锋,郭凡生吃了哑巴亏。 要向“80后”甚至“90后”介绍郭凡生,不能不提起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开创性事件”的莫干山会议,这是1984年9月3~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这也是中国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也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多年后,“上山”开会甚至成了一种荣耀。 据柳红在《80年代: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里的记述,这次会议由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经济师朱嘉明,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周报》负责人黄江南,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刘佑成等人发起。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124人,都是组织者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里遴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学历、职业、职称,不论关系、名气、背景,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 一批青年经济学人得以走上历史舞台:24岁的在读研究生张维迎提交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被选上,成为年纪最小的参会者;一位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的年轻人,以“反梯度理论”入选,得以出席莫干山会议,并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就是郭凡生。 会议成果经组织者向当时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作了汇报,“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等改革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并进一步影响了高层决策。从那时起,中央政府开始注重政策研究,会后,许多青年经济学人陆续进入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年底张维迎也去了体改委上班;而郭凡生,3年后的1987年则直接从内蒙古党委政研室上调进国家体改委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任联络室主任,其后又出任国家体改委体改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中信国际研究所三所联办的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学者”郭凡生,18岁作为“体优生”被招进部队,1978年退役后的当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后回到家乡内蒙古,与他的7位同事在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成立了“战略组”,8位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战略家”诞生了,他们决计要做一番事业,用书斋思想影响政府决策。当年发行量逾百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专门报道过他们,为内蒙古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战略研究报告,文章标题为《20多岁的“战略家”们》,对他们褒赞不已。他们当年为内蒙古制定的“金三角”等发展战略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 从那以后10年,郭凡生沉迷于经济学与改革理论的研究,莫干山会议归来的第二年,他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的论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在理论界引起了交锋。文章称,股份制比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更能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态。那个时候,股份制还是一个敏感而未知的新生事物,谁敢轻易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下此论断?所以文章虽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这一年郭凡生30岁,受此激励,学术研究的劲头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反梯度理论”、中国东西部差距拉大的分析报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部学派”都陆续出过风头,8年内发表专著5部,论文100多篇,累计200多万字,一时小有名气。1988年,他和张维迎等10人被体改所评为副研究员。 但是“官员”郭凡生既郁闷又烦恼,1990年,在为企业作指导和咨询的过程中,他切身体会到理论研究与市场现实的巨大差距,他为此曾先后在北京科贸、中国工商经济咨询公司等3家国有企业中担任副总经理等职务,亲身实践之后发现,国有企业的体制和自己的理想相去甚远,股份制很难真正推行。 多年后的一天,郭凡生与冯仑、张朝阳及一位国企领导人一同出席张维迎任院长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新年论坛,张维迎当众调侃这位国企领导人,令郭凡生心有戚戚—张维迎说:“其实我特尊重你们这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因为你们明明知道国有企业搞不好,还在拼命搞。”郭凡生说张维迎说的是真话,市场经济本质上符合人性自利原则,基于自利基础上的利他才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的真相。 他庆幸自己比别人早一步看清楚了国有企业的本质,并坚信自己在体制内待下去最终只能收获一个平庸的人生。当彻底发现理想在现实中无法靠岸时,郭凡生决定下海创业,他希望通过一个自己控制的企业,来实现理论研究到实际运作的转化,并进行更多的企业管理模式创新。1990年,郭凡生受上一年事件的影响,从体改所去职出来,下海创业。 如马云所说,郭凡生确实是靠“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兜售商情”起家的。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初开,郭凡生敏锐地发现,中国已走过了物质匮乏的年代,市场上并不缺少商品,而是缺少能顺利找到这些商品的信息。郭凡生决定大量搜集各类产品及价格信息,统一在报纸上刊登,打通信息障碍。 1992年,“两个条例”出台,《公司法》亦颁布在即,创办私人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可能。10月,郭凡生说服了几个朋友,一起创建了北京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郭凡生出资7.4万元,拥有50%的股份,任董事长、总经理。 慧聪成立后,郭凡生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中关村各家商户之间,把搜集到的家电、电脑等产品价格信息进行归类比较,每周编制一本小16开、名为《慧聪商情》的广告小册子,投放到北京的各大商场。刊登一条信息,慧聪从商户那里索取100元。初试成功之后,郭凡生将这一模式复制到了其他行业,并在不同城市进行分类、加工处理。 需求越来越大,而信息的发布渠道受限,郭凡生与《计算机世界》等报刊商谈合作,“商情广告”经慧聪统一搜集处理,得以在各类报刊上刊载。这在当时算得上商业模式的创新—客户能够非常便捷地获取和比较各类商品信息,而媒体从中获益,甚至不收取广告费。当时《计算机世界》每半个版面约能刊登200条价格信息,每登半个版报社“倒贴”慧聪400元。郭凡生自己都没想到,他创造了中国的分类广告模式,他也因此被媒体誉为“中国分类广告之父”。 慧聪创办的第一年,入账百万。但没有门槛的商业模式,模仿者很快蜂拥而入。不久后媒体不再“倒贴”慧聪,慧聪开始向报社支付小额费用。但是,这不仅没有影响商品价格信息的发布,大量的合作者还纷至沓来,慧聪的业绩每年翻番增长。慧聪的业务逐步涉及工商名录、平面媒体广告、电视广告、市场研究、广告监测、软件开发、互联网以及其他商务信息服务,覆盖几十个行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20多家分支机构。 慧聪业绩的持续增长,吸引了美国著名风险投资商IDG的注意,1999年,IDG向慧聪注资3000万人民币,获20%股权。当年12月,专注于B2B电子商务模式的慧聪商务网正式上线运营。2003年12月17日,慧聪国际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慧聪一夜之间成就了126个百万富翁,郭凡生十余年来不被人信任和理解的郁闷一扫而光。 “融资上市,我的目的不像现在的公司老板计算IPO后自己能拥有多少财富,我认为只有融资上市才能做成公众公司,才能把公司做好,才能实现我们做好企业的梦想,才能向世人证明,我们做学问是好学者,当官是好官,做企业家也得依照这样的标准,这是责任感。”郭凡生坦承,慧聪的发展是依靠制度推动的,没有得到国家或者体制配给的任何资源。 而这个制度,正是他在1985年开始提倡的股份制。把公司的股份分给职工,让劳动者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即使身处20世纪80年代中期,郭凡生也不认为这一想法好高骛远。相反,他认为找到了解决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的一条好途径。在1985年的论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唯一思路》发表之后,这位雄心勃勃的官员尝试用这一思路指导内蒙古国有企业改革。但是,没有一家国有企业实践后得到真正改观,郭凡生的理论也因此多被指责。 郭凡生认为卓越的企业家是创造制度、完善制度的人,而这种制度的创造和完善的最终标准是,当他离开企业以后,企业可以顺利地发展下去。1992年慧聪成立初始,郭凡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劳动股份制”写进公司章程—“任何股东的分红不得超过利润总额的10%,股东分红总额不得超过总额的30%,而每年都要把70%的分红分给公司不持股的员工”。这就是他创造并引以为傲的“劳动股份制”。 慧聪上市,126名员工成为百万富翁,他们在慧聪的平均工作年限也仅6年。郭凡生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好的企业制度可以把笨人变聪明,把懒人变勤奋。”自此后,每逢演讲他必讲股份制。郭凡生把这当做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的最大价值就是使资本市场对知识经济的规则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要让知识经济的规则从知识分子的推动和挣扎变为一种大家公认的常理。” 学者和官员郭凡生是带着理论和理想下海的,把70%的红利分给员工的时候,他说他并不心疼,“我认为这天经地义,是一种必须做的行为,并不是高尚的行为,你要把企业做好就必须这么做。现在我给许多企业家讲股改,他们最纠结的是把钱分给别人舍不得”。此后慧聪的每一步发展中,郭凡生始终牢牢把握股份制这一“天条”。他认为中国的很多企业不能做大做强,并不是缺少资源,而是不能留住人才,而留住真正的人才只有一条路可走:让他们的能力变成股权,然后让股权变成钱。“让尽量多的人成为股东”,这是郭凡生多年来最切实的创业体会,通过股份制,企业和个人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俞敏洪:外语教师从校外炒更开始创业 与郭凡生不一样,虽然从高校出来,但俞敏洪身上并没有太多学术气息。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对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状态有这样的描述:“其实我更喜欢用疯长的野草来形容,我喜欢那种状态,如野草般强韧,疯狂地成长,恣意地蔓延,霸气地扩张,好不快慰!”冯仑说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有类似这样的疯狂成长,在冯仑看来,新东方疯狂成长的秘诀是: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对于好朋友冯仑的调侃,俞敏洪哈哈大笑,说那不光是指新东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须这样“执迷不悟”。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学问去了。冯仑所谓的“痞子精神”,更多指向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精神,是被压抑的激情和喷涌的生命力,被俞敏洪的同事李杜演绎为:“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 原来俞敏洪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彰显出来的狠劲,这点上,在冯仑、黄怒波等人下海创业的曲折过程中也能有所观照。但与冯、黄二人不同,俞敏洪能诀别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他的一些朋友赚到了比他更多的钱,妻子希望他能更成功,挣更多的钱,有更好的生活。 谈到体制的好处,俞敏洪说:“还算比较安心,北大能给我安定的生活,不需要天天为了生存去挣扎,虽然没有住房,但我每个礼拜只需要工作8个小时就行了,剩下的时间可以去研读自己喜欢的文章和书。”此体制与冯仑、郭凡生们的彼体制确有不同,俞敏洪的体制给他的好处,是相对安贫乐道的“自由”。 但妻子不满于这种清贫的“自由”,每月从北京大学领120元工资的俞敏洪被“逼”着在外面接一些私活。所谓的“私活”就是在外面的一些培训机构兼职教外语,这时候的俞敏洪还完全没有创业的宏伟壮志,只图多赚些钱,实现经年已久的出国念书的夙愿。 1988年他第一次参加托福考试,获657分的高分,然后连续3年开始联系出国。他被多所美国大学录取,但没有一家给他提供奖学金。“可我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自费出去啊,如果有人给我奖学金,学什么我都愿意,学宗教也行。”出国无望,接私活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动力。俞敏洪的记忆里,1989年的夏天特别漫长,为了打发时间,他与大学同学王强跟一所民办学校商量,以承包的方式办了个外语补习班,“这个班应该算新东方最早的雏形”。 屡被评为北大优秀教师的俞敏洪在校外教书,结果导致北大西语系自己办的暑期班招收的学生中途退了学,跑到俞敏洪在校外的课堂去上课,影响了系里的业余收入。而系里老师们每月的奖金,全靠假期里各种培训班的收成,俞敏洪的“私活”,终于犯了众怒。北大校方给了他一个行政记过处分,处罚决定在校园的高音喇叭里宣布,俞敏洪同王强在宿舍里喝酒,感叹这人可丢大了。外面下着大雨,二人大醉,人事不省。 俞敏洪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如今却充满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这次办学之举就此夭折。到了1990年夏天,俞敏洪觉得北大的生活变得愈加沉闷无聊,“我能做好一个学者,但是我做不了一个特顶级的优秀学者,我永远成不了朱光潜、钱钟书那样的人,如果我有这样的学术潜质,我愿意就在北大熬下去,用学术的方式为社会作贡献,但是我没有深刻的钻研精神,缺乏学术能力”。他甚至能想象得到未来的自己在北大的模样,于是决意“终结这看得到头的平庸人生”,索性做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特别擅长的事儿,或者能够潇洒张扬个性。决心一下,俞敏洪就此告别了成为北大教授的梦想,把行李往三轮车上一扔,在月光下推出了北大南门。 俞敏洪承认,“从商不是我喜欢干的事,至少刚开始不是,但是赚钱是我喜欢的事。如果赚钱是喜欢的事,理论上应该带有商人气质吧。商人可以通过努力去达成交易,如果赚钱的同时还能做上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就很了不起的。对我来说,我不喜欢经商,但我喜欢教书,而且在北大我就发现,我有面对大众教书的能力。要我教一个小班我觉得没意思,但是让我教一个200人的班,我的讲课感觉和方法立刻就都激发出来。” 后来的新东方事实上满足了俞敏洪作为男人的两个欲望,一是赚钱的欲望,二是能够教书的欲望,新东方学校的最初架构也基于这两个欲望生成。“所以我觉得从商能力也是后来慢慢发掘出来的,郭广昌原来是学哲学的,马云和我都是学外语的,柳传志是学工程的,谁都没有认为自己刚开始就笃定是一个商人,有从商的能力,所以商人不是天生的,但有很多特质是天生的。”这种天生的特质是什么呢?1992年前后的北京,与俞敏洪同时创办培训班的个体机构有一百来家,全国约有十几万家,10年后就新东方一家做上市了,只能说俞敏洪在培训领域的商业判断力,高于其他人。 辞职离开北大后,俞敏洪找到了一家叫东方大学的民办学校,为他们创办了外语培训部,同样以承包方式进行,不再避讳,大张旗鼓。“当时心里憋着一股气,一心想要做出点成绩来洗刷在北大遭受的耻辱,又想尽快存够钱出国念书,所以特别发奋,结果培训部的名声就开始做大了。” 到了1993年,俞敏洪决定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他在东方学校前面加了一个“新”,新东方学校从此诞生。拿到办学许可证的那一天是11月16日,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到海淀区教育局领证,北京正刮大风,黄沙漫天飞舞。 不同于田源拿期货经纪牌照,也不同于陈东升拿拍卖行及人寿保险许可,他们有现实的体制资源可依,这时的俞敏洪,既没有贿赂能力也没有政府关系。俞敏洪说:“我就搞得非常坦诚和谦虚,每个礼拜都会到教育局去拜会一次。四个月以后我觉得和他们混得比较熟了,我跟他们说我要办个学校,结果他们说这个不合格那个不合格,后来他们说看你这个人好像不会做出坏事来,就给了我一个半年的试营业执照,如果半年之后不合格他们就把我这个执照没收。我就这样拿到了执照。” 十余年后,关于新东方学校的著述对俞敏洪多有误解,称他开创了一个外语培训行业,建立起了行业标准不假,但描述其当时如何有战略眼光并发现了一个培训蓝海确有夸大之嫌。俞敏洪说:“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我如何有战略眼光。事实上你去问问那些著名的企业家,真正一开始能看到这个事情的前景的企业家并不多,他只是在干的过程中发现这个事情有做大的可能。不管潘石屹还是冯仑,他们在海南岛做房地产的时候纯粹是去投机,差点死光光,当时自己并不认为房地产对中国人有多大的意义。王石刚开始也没做房产,只是倒玉米而已,只不过房地产太能赚钱了,才转到这个行业上来。我做新东方培训也是一样的,刚开始出来接私活给别人教书,后来发现如果自己干能赚更多的钱,后来干大了就改变要出国读书的梦想,继续赚钱。干到一定程度以后,企业的意义就出来了。 “柳传志也一样,联想最初的时候就是倒卖电脑元器件,后来发现应该变成更有意义的产业。当一个人开始做事情只为了赚钱,到最后慢慢做大了再考虑企业的长久生存发展,以及企业对社会和自己的价值及意义的时候,这就完成了商人到企业家的转型。”俞敏洪说,“九二派”企业家绝大多数的“转型”发生在1996年到2000年之间,新东方亦如是。 文人经商最大的局限是价值观,俞敏洪认为如果一个人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生意就做不成。“在某种意义上,商人脸皮要厚,因为他要遭受挫折、失败,要被人看不起。”发生在“文人”俞敏洪身上的两个小段子,十多年来让新东方数百万学员津津乐道,传为笑谈。 新东方的培训班越办越火,竞争对手急了,贴小广告时捅了俞敏洪的广告员一刀。俞敏洪报了案但公安局不调查不破案,他厚着脸把局里领导请出来吃饭。跟7个从未打过交道的警察喝酒,叫一声“大哥,喝”,“咣”就一杯。不到半小时,一斤半“五粮液”下肚,热菜还没上,俞敏洪就滑到桌子底下了。几个警察手忙脚乱把俞敏洪抬到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医生说,再晚来15分钟就没戏了。醒来后警察诚恳地说,俞老师冲你这喝酒的劲儿,以后新东方有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帮助。 另一年的寒冬,俞敏洪租了北京图书馆1200人的报告厅搞讲座,谁也没想到一下来了4000人。进不去的学生很愤怒,又推门又砸玻璃,把警察全招来了。俞敏洪要出去平息学生的怨气,警察不让,说你出去学生就把你给撕了。俞敏洪不听,礼堂的讲座由其他同事代劳,他出了大门就给学生们讲了起来。“大家不要闹了,我就是俞敏洪。”所有的学生安静下来,静静地听俞敏洪讲了一个半小时。他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在寒风中像个五四青年,讲得自己和学生都热血沸腾……演讲结束,派出所二话没说就把他带走了,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 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善于跟社会打交道,不善于跟官场打交道,就硬着头皮学,俞敏洪骨子里那种文人的坚韧品性不断在新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新东方学校从最初的几十名学生开始创业历程,到2000年,已经占据了北京约80%、全国50%的出国培训市场,年培训学生人数达20万。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创了中国民办教育的新模式,俞敏洪成为中国最富有最具名气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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