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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2.逃离体制
“凡是体制内出来的人都是有个性的,就是都不能融入体制的这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只能在体制里面待着,或者做一个坏人,或者做一个窝囊人,我知道我不能再待下去了。” 黄怒波出场比冯仑略晚,同样做商业地产,且兼具个性,但不一样的是,黄怒波霸气十足。商业作家李翔对黄怒波履历的记述虽然简略,但足以表明黄是一位枭雄般的人物:他也曾遭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文革”中父亲被划归为“反革命分子”,不堪忍受侮辱而自杀,母亲承担起家庭的全部重负,他们也因此常为饥寒所迫。令人惊奇的是,在宁夏农村插队时,这个出身为“黑五类”子女的小伙子黄玉平竟能够摇身变成“黄会计”,并加入共产党。也正是在这期间的某个时刻,他看着河水拍岸,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黄怒波”,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应该说从成为“黄会计”那一刻起,黄怒波在他周围的人中已经变得与众不同。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这种出类拔萃一直延续。 在企业家群体里,冯仑有“商业思想家”一誉,而以“骆英”为笔名的诗人黄怒波,在现代诗坛上同样有自己的位置。外界很难想象,优雅的诗人能与地产商为同一组基因,由此迸发的诗情与强势的企业管理智慧并行在同一根血管里,不矫情,不分裂,并“顺利”地一路走来,从知青到北大,从政府官员到成功企业家。 “顺利”?后来我们才发现,在黄怒波亲手写就的那篇流传甚广的自述体文章—《我所经历的最凶险的公司政治》里,历陈了他在政界和商界所经历的排挤、背叛和钩心斗角,这“顺利的每一路”,其实都暗含凶险,且卑劣,且丑陋。 从中央部委出来,又进了某体制内机构,被指派到某出版社任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那社奇烂无比,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社里的人许多都经历了“文革”锤炼,虽是个事业单位行的是企业管理,谁都有捞钱的道儿,谁也不怕谁。几年中,一连有6个社长被赶出了门。那些人斗争经验太丰富,公司政治基本延续了“文革”手法。一是告状信写得极好,估计诺贝尔文学奖若有此奖项,那社里会有一大批人获奖。二是以色引诱,设套坑人。 本来,那种烂社里的女孩女人们丑得俗得咱都不敢看、不愿想。但原来的社长们都是快退休的老头,在机关里待得像和尚,一时间就经不住阵势,有的据说就势松了裤带。可好,这下证据齐全,不得不另作安排了。我年轻,“文革”时尚年幼,斗争的本领没来得及学好。刚从中央部委出来,又是个死心眼,坚决不再让卖书号。这等于断了所有人的生路,犯了死罪。那些骨干斗士憋着不发,先动用了美人计。但不料,咱有诗人的风流特点,见过美女靓妞;再者,咱明白前程还早,绝不能拈花惹草。因此,此计失效。 第二招,很下流。半夜里弄了个盲人和烂泼妇在我的楼道里大骂大叫,说是骗了她的人,欠了他的钱。冲出去,打不得,骂不出口,只有心里发狠,必报此仇。 第三招,他们使得太狠毒,捏造了众人想都想不到的罪名,往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及能送到的所有领导和部委递材料告大状。依稀记得罪名有嫖娼、吸吗啡、私藏猎枪等等。更有趣的是那年王宝森、陈希同案刚出来,他们立刻举报我是王、陈死党,替他们转移赃款。此外,还声称握有我乱搞女人的床上录音。那个年代,“文革”遗风盛行,人人当家做主的感觉特强。邮票又便宜,刚从8分钱升到2角钱。估计寄上千封告状信也没什么成本。此外,那个年代,咱党和政府正励精图治,特重视群众反映。 于是,一片不见天日的生活躲不掉地来临。部里组成人事、纪检、监察联合工作组进驻。当然,咱党是英明的党,政府机关是讲事实、重证据的。原本大张旗鼓地要查个天翻地覆,不过三天,工作组的人们悄悄在底下骂这些人王八蛋。最后,向部里报告属造谣诬告,查出了个好干部,对我表示支持和表扬。工作组走了,咱可咽不下这口气。你想,告什么不行,为什么非把我告得那么下贱。此仇此恨,立马不报就不是男人了,何况,咱还是西北汉子。愤怒之下,我动了手。抓着问题的,立刻解聘除名,有的部门干脆以改革的名义解散,把人员遣散。总之,一个坏蛋也不放过。完全不按传统悠久的政治规矩出牌,好人坏人都目瞪口呆。 开的人多了,我的领导担心。一天,就在我把想干掉的人基本干掉,把领头的狗东西折腾得快心理崩溃时,领导约我第二天吃饺子。我就知道,领导怕得罪人太狠,要劝我收手了。于是,当日下午就召开社委会,罗列罪名,一致通过地把那坏人除了名,而且不给遣散费,心里大大出了口恶气。第二天,我把饺子吃得又香又多。吃完后,领导刚开口,我就报告已采取革命行动,锄了奸铲了恶。领导双目圆睁,看我许久,缓过神来,连连下意识点头,说:“开了好,开了好。”我心中偷着乐,脸上是一本正经。气是出了,没活得窝囊,但心中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国有企业绝不能做。所以,现在看见做国有企业的“总”们,我的心中就升起一种幸福感,像看见了一头头戈壁滩上风吹雨淋的苦牛,又是同情,又是庆幸自己脱了苦海。 “脱离苦海”的黄怒波文字练达、晓畅、诙谐,读后令人哑然。在常人的理解中,政、商两途原本就都是隐藏着无数不足为常人道的秘闻和阴谋的职业,需要些高明手腕和生存智慧,但是诗人如黄怒波者,其“高明手腕”和“生存智慧”从何而来? 不得不回到体制溯源。高中毕业后,16岁的黄怒波下放到银川通贵乡当知青。1976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学,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黄怒波插队的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 自此,命运之门对他洞开,北大中文系,党员黄怒波,还能写一手好诗,中共中央宣传部到北大挑人,一下子就把他看中了。几年间,青年黄怒波经历过王任重、胡耀邦、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等几任领导,29岁便官至正处级,还是中直机关优秀党员,他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 “胡耀邦在的时候中宣部气氛非常好,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抓思想。当时中央最重要的两个部门,一是中组部一是中宣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这两个部门在干,一个弘扬改革开放,一个平反解放好多老干部。耀邦是思想活跃、改革开放力量很大的一个人,每周四给我们放两部电影,内参片,外面的人看不到,我们叫‘毛片’—这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好的事情。” 接下来是邓力群。“我很尊重他,他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每次给我们讲话作报告的时候,一讲一个上午。他有一个特点,从来不拿任何讲稿,但是他一定背得出某句话出自《资本论》多少多少页,马克思的意思是什么,他真的是脱口而出。 “朱厚泽从贵州调来,不像耀邦能孚众望,也不像王任重、邓力群这些党内元老有深厚基础,老同志都对他有些看法,但年轻人都很喜欢他,他基本是贯彻胡耀邦的改革思路。”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宣部是最前沿的阵地,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斗,起起伏伏,青年黄怒波静看潮涨潮落,却也在政治上收获不少心得。 1989年天安门组织大联欢,黄怒波作为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员,分管青年工作,联欢活动的组织工作自然就交给了他。后来中直机关各种活动都找他,各个部门都找他,他也有点烦了—“就变成,人家都有问题,就我是优秀的,我也不说怎么样,但起码在那个政治气氛下,我不希望变成一个积极分子,那个时候就想,能不能过远离政治的生活。” 后来调到干部局,黄怒波有机会看到很多老同志的档案,从抗战时期、延安时期,到“文革”,到现在,有的厚厚的四五本,在各种运动中被整、被撤、写检查的经历,阅后悲鸣不已,“有的所谓革命的人生其实是自我批判的一生”。其后的各种反省、检讨、批判,让黄怒波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坚信人在政治面前难有独立人格,“意识到这个,我就难以接受”。 青年黄怒波忽然觉得人生真是不可思议,眼看着这些生命从年轻到老,越活越拘禁,越活越谨慎,在政治斗争中过着风雨飘摇的生活。“不能叫幻灭吧,但是起码我对这个体制已经毫无兴趣了,出去吧,那个时候我又没想过下海,因为我绝不认为自己能下海做企业,反正不想在中宣部继续待下去了,去哪儿呢?” 这个时候,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又把他惊出一身冷汗。见多了官场上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走的时候门庭冷落,黄怒波真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在权势面前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人格分裂。 他给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一个革命家庭的敬意,也倾诉了自己的想法。当时陶斯亮正参与创办中国市长协会,觉得这位意欲从中宣部出来的年轻处长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欣然邀请。 但是中宣部不放人。那时候大家都在“玩捷径”,没有人真正愿意离开,混到一定年岁,或可派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混个总编社长什么的。折腾了快一年,黄怒波写了数次请调报告,都被驳回。最后急了,黄怒波写道:我是一名中共党员,走到哪儿都是给党工作,为什么非要留我,留住人留不住心云云。领导终于批了,“让他走”,就三个字。 中宣部10年,黄怒波说学到了两个最重要的学问:其一,大体知道中国政治体制是怎么运转的;其二,学到了体制的严谨,这严谨里包含了正派、谨慎、坚毅等正向品格—“因为那一批人是延安时期过来的,一辈子虽然谨小慎微,但在政治上也还是很正派的,不管左派右派,中宣部的干部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腐败可言,每天工作从早到晚,延安作风还在深深影响着他们。我在中宣部工作10年,几乎没有迟到过一次,也没人查考勤,全靠自觉。我带出来的团队,也保持同样的作风,私底下即便送个茶叶什么的,拿了脸就会红,都坚持不要。” 黄怒波一直认为中宣部10年是他一生的财富,虽然最美好的青春留给了体制,但一生获益无穷。这10年他从没停止过写诗,当然他的同事们不可能知道身边藏着一位诗人—这居然也成了他离开的原因,因为“诗中是另外一个我”,实在憋得难受了,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诗人骆英,没人知道,即使出了诗集,他也从不示人,诗人骆英跟官员黄怒波,他刻意地让二者截然分开。 骆英意指“落英”,语出《离骚》,在辞海上有两种解释,彼此相矛盾的,一种是早晨刚开的花,很灿烂;一种是傍晚谢了的花,缤纷凄美。所以黄怒波那时候的诗主要还是以对人生和爱情的理解为侧重,比如《拒绝忧郁》、《不要再爱我》,他还处在容易悲秋伤怀的情绪里。 1990年,黄怒波被派到协会下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当常务副社长,刚准备大干一场,出版社的现实情况却令他瞠目结舌—出版社原来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主管,靠卖书号为生,人员素质差,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帮派,工经所派了六届社长,都被这帮人赶走了。黄怒波初来乍到,就碰到一起棘手的纠纷,事涉书号买卖。河南省检察院来出版社调查,气势汹汹,称图书《茶余饭后》是河南一书商从城市出版社买的书号,书商已招供,河南省检察院已列为大案查处。 黄怒波全力配合查案,他决心借此整顿出版社,清除毒瘤。全社上下紧张,人人自危,不知道黄怒波接下来要唱哪出戏。“我的人生特戏剧化,根本不知深浅,就一步踩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每个人都拿着刀子等你的迷局,自己还不知晓内情,很冲,也很愣。”黄怒波说。 身处绝境,“毒瘤”们不得不与“很冲、很愣”的黄怒波短兵相接,告状,色诱,泼妇骂街……于是发生了黄怒波所述《我所经历的最凶险的公司政治》里的肮脏一幕。 案子还在查处中,新闻出版署突然下文说,中国城市出版社倒卖书号,勒令停办,人员遣散。不久北京的大小报刊发布了中国城市出版社停办的消息。“法官还没见到当事人,死刑却已宣判了。”黄怒波目瞪口呆。对此,建设部也不干,加急电报打到新闻出版署,称你们不能这么做,希望一查到底。 出版社社长看风声不对,再不来上班了,一时人心惶惶。领导找黄怒波谈话,说关键时刻,别也撂了挑子。领导的谈话一下子激起了黄怒波的斗志,他回社里发话,愿意干的留下来,出版署不给书号了,我们继续用剩余的书号出书。为谋生存,经建设部许可,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给大家留了条后路,希望以此养活出版社30多号人—这也是中坤公司的前身。 安排好后路,黄怒波找到北京市一中院,把新闻出版署告上法庭,这也是新中国有案可查的第一起行政诉案。这时中宣部的关系也派上了用场,领导说出版署做得不对,建设部党组也支持黄怒波。官司还在打着,黄怒波就开始了内部整顿,“毒瘤”纷纷清除,一个不留。 判决书下达的时候,黄怒波在外地出差,部里领导给他打电话,说怒波,官司赢了,出版社恢复,到此为止吧。黄怒波理解领导苦衷,部委之间不希望事情闹得太大太难堪。但他有一口气咽不下,关停出版社时,所有媒体都发了通稿,让黄怒波背负了很多骂名,这次不能轻饶了他们。他把判决书寄给了中新社的朋友。余下几天,全国重要媒体都转发报道了新闻出版署败诉一事,震动极大。 为什么我对做官很有看法,你看凡是体制内出来的人都是有个性的,就是都不能融入体制的这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只能在体制里面待着,或者做一个坏人,或者做一个窝囊人,做好人没有用,只给你留了一条缝隙生存。我知道我不能再待下去了。”黄怒波于1995年,把此前注册的那个咨询公司进行了改制,逐步做成了中坤集团,逐渐淡出了市长协会的工作,只是市长协会会长助理的职务一直保留到现在。 逃离体制,出来以后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但什么是不能做的黄怒波心里很清醒:第一不做跟国家经济命脉相关的产业,比如不碰煤炭,不碰石油、粮食;第二不做文化出版,因为时刻要绷着“政治”这根弦;第三不碰饮料和食品行业,风险太大,一次被投毒也许就要了老命。 那就尝试实业吧。黄怒波在河北易县投资了一个铜管拉丝厂,很快就被骗了200万,他又卖茶叶,在湖北宜昌也被人忽悠了,买来了一吨,根本不知道如何卖出去。这时候的黄怒波,办企业还停留在大队会计的阶段,只有简单的成本和账目的概念,但却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商最看人性。 误打误撞,1996年黄怒波上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两年课程下来,结交了一批企业家朋友,也培养了他的商业思维,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商业思想也作了系统的梳理。他给自己订了一个不竞争战略,只进蓝海不进红海,旅游地产就是这一思路的产儿—“这个行业国企不进来,民企一般不做,对地方政府经济拉动又很大,从长远上看,增值空间无限。”最关键还在于,初期投入不如住宅项目大,黄怒波也得量体裁衣。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唯有房地产给民营企业开放的空间最大,各地房改制度刚刚出台,国企不愿意涉足,给民营资本留下了充足的市场空间。黄怒波的公司取名中坤,“天为乾、地为坤,中坤就是立于天地之间的企业”,而以其智商及人力资源,黄怒波自信整个产业关系他完全驾驭得住,“做与土地相关的事,有底线,能站得稳,这符合我的本能”。 1997年,黄怒波与他中欧商学院的同学、远洋地产董事局主席李明合作,在北京海淀区开发了都市网景项目,赚了5000万元,这也是黄怒波的第一桶金。但黄怒波没有留恋住宅地产,尤其在“8?31”大限土地市场招拍挂以后,他觉得房地产玩得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多,肯定会出问题,于是开始寻求突围。 一次安徽之行,让他发现了一个商业契机。黄山脚下的宏村,一个看上去破败不堪的小村庄,却触动了黄怒波的神经,因其古老而原始,他认定其中的文化价值潜力巨大,只是没有得到合理的开发。同行的朋友,纷纷摇头,说这项投资使不得,只有他坚持这样的想法。 黄怒波决定投500万元搞宏村开发。这样一块“破地”值几百万元?当地人也觉得黄怒波是个“傻瓜”。而中坤的初期投入基本上也都用到了宏村的保护规划,其后再慢慢结合旅游开发。第二年旅游门票收入就达到400万元,几年就超过了1000万元,并于2001年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宏村的成功,让黄怒波坚定了中坤的事业重心,从此围绕“旅游地产”拓展疆域,“此前是哪儿能投机就上哪儿去”。2003年8月,黄怒波来到新疆,与当地政府合作,获准对涉及南疆五地州的诸多景区进行旅游开发。其后,中坤又取得北京门头沟斋堂镇和清水镇下辖近20个拥有400年历史的古村落的开发权。 他的野心越来越大,开始涉足美国、冰岛,他谦言自己到现在才有战略意识,“我要全球布局,打造国际旅游酒店管理品牌的一个梦想,构建我的度假帝国”。黄怒波坚信自己在中国地产商中是一个特例,在国际上,未来10年一定有中坤的发言权。 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评价黄怒波:“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手段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玩得很好。真要是照章办事,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如今的黄怒波,手中捏着不少稀缺的资源,50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古村落为主),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地,两个国家级5A景区,4A景区若干。现在很难估量这些资源未来的商业价值,但黄怒波自信中坤集团会成为一个百年老店,“因为它有着最好的商业模式”。 中坤同时也在改造着政府的行为方式,黄怒波说:“我们在桐城做了古村落,安庆政府就特别后悔,因为他们那些街都拆了,现在很多地方官来桐城观摩,回去后再不大拆滥建了,这也是中坤一个社会贡献。”宏村成了世界文化遗产地,全国无数古村子因此被保护下来,而现在,黄怒波把中坤的触角伸向了遥远的冰岛,这个项目倘能成功,中国民营企业在世界上的位置将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这也是我们赎罪的过程,把过去的野蛮生长,用后面世界一流的体制和经营理念改变回来。”黄怒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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