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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3.“空间太小了”
当武克钢在繁华的香港中环开了写字楼的时候,冯仑还在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打工,万通“六君子”中的一些人还“拎着包满街乱窜”,四处寻找机会。借着体制间接带给他的“港商”优势,武克钢的第一桶金来得比其他人要早。 ◎“港商归来”之武克钢 中华民族是有经商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血统里面就有着工商文明的萌芽。工商文明是要搞建设的,但是“两暴文化”管的是抢劫和分配,在这种权力—暴力文化的摧毁下,容不得你工商文明这苗苗长大,容不得你们这些工商业者有公平竞争、独立思考、自由发展的权利。 企业家管理的是什么?企业家手中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管社会、不管社区、不管公检法,但是我们手里有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资本。我们使资本增值,使财富得到妥善管理,成为工商文明的社会原则的维护者和发展者,这就是我们所尽的最大的社会责任。 合理合法的“唯利是图”,是工商业发展的力量所在。社会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那种因偶然性因素获得第一桶金而暴富的时代结束了。我们不少人的第一桶金,是从双轨制、东部的开发、贸易的开放、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等突然冒出的这些重大政策变动中获利的,因此我从来认为,我们要记住,第一桶金是社会对我们的贷款,如果我们是有责任有社会良知的,那么对于这第一桶金的机会和贷款,就应该做到十倍百倍地回报社会。我们在这种基础上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也就有了一种社会认可。 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以资本增值为使命的人群,资本要在我们手中发展起来。唯有资本的积累,唯有保护资本和企业家的社会环境,才有就业、富裕和国家的力量和尊严。 这是武克钢2005年发表的公开演讲《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中的一些观点,表达了一个企业家的鲜明立场和理想,认为唯有工商业能使中国富强。演讲在企业界和学术界引起不小震动,有论者称这是中国工商阶级的宣言和白皮书,也有人在网上骂他,说“资产阶级要夺权”。 可就是这个人,家中三代全是共产党员,正经八百的“红色贵族”出身。他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呢? 武克钢,香港通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主席,云南红葡萄产业(集团)公司董事长。一名集社会经济学、政治文化学为一身的学者型企业家,在国内成功投资公交、船舶、物业、葡萄酒等领域。 武克钢1952年出生于杭州,下过乡,炼过钢,在长江上当过水手,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也曾是改革开放风口浪尖上的人物—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特区中的特区”蛇口工作过多年,是深圳蛇口区第36位公民,官至副区长。1987年在仕途大好时,武克钢拿着索罗斯奖学金赴美留学,认真拜师新权威主义的创导大师艾生伯格作社会学研究,在美国和印第安人合伙搞过赌场。1992年回国后,毅然弃政从商,拿着香港永久居留证在云南开红酒厂,全世界到处游玩不忘交五湖四海的豪杰。如今,年近六旬的武克钢任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省侨商会常务理事、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 武克钢确有祖荫可萌,父亲与徐向前是同乡,战争年代跟着徐帅在枪林弹雨中游走,1949年南下后任中南地区金融经济军管会副主任,是新中国金融界的老前辈。母亲是武汉大学地下党党支部成员,是新中国的金融家,创立招商银行的常务副行长。父母给了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 武克钢的外公更是鼎鼎大名—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当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时,孙冶方坚持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生作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价值规律仍要起作用。这些日后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末,却成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罪状。为了维护和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孙冶方一再受到迫害。武克钢年少时一直陪在外公身边,外公的言传身教奠定了他日后的性格基础。 1973年,有了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新生事物,武克钢去了北方交通大学。1980年中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他拿了“优秀成果奖”,整个交通部就这一个项目获奖,绝对是“最有前途的工程师”。“青年工程师”武克钢在交通部科学研究院是一个让领导又爱又恨的家伙,论科研,没的说,可其他方面,让领导实在头疼—比如,这家伙居然从不参加政治学习,他的家庭背景又让你拿他没办法。有人直接就说:“要是再来一次运动,这小子非得栽。” 运动没有来,但是武克钢走了。交通部下属企业香港招商局要在蛇口办一个出口加工区,派“刺头”武克钢过去工作,名为“改革先锋”,实际是想挣点外汇。那时候的蛇口就是一个小渔村,荒芜一片,大屿山另一侧的香港,酒绿灯红。武克钢比别人要显得兴奋,因为北京实在太闷,这儿有无处不在的新鲜感。 “改革先锋”总能招人腹诽,不久,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租界的来历》,攻击蛇口是变异的租界。交通部领导吓坏了,撤专家、撕合同、困死蛇口,并放话,凡是不回来者,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交通部300多干部最后就剩下3个人,两人在当地讨了老婆,回不来了,而武克钢坚决不回去。这一留,令蛇口当时的领导人袁庚对这小伙子刮目相看,不久即提他为副区长。 3年后,当32岁的武克钢以蛇口区副区长(正厅级)的身份来北京时,交通部研究院院长请他吃饭,说:你小子,也就你。你小子要是留在院里,就凭你这张臭嘴,我给你弄个室主任(科级)都通不过。中国的事,树挪死,人挪活,武克钢身上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喜欢折腾的武克钢得到了招商局董事长兼蛇口区党委书记袁庚的信任,甩开膀子和他的同事们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新局面。 这时候的蛇口,干部“三不带”—不带司机,不带秘书,不带翻译,所有文件都得自己起草,出门自己开车,跟外商沟通都用英文。36枚特区政府的部门公章,全部放在一个秘书的抽屉里,谁来办事,一次就能盖完。武克钢和他的同事们亲手建立起一个他们自己期望的理想中的政府机构。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这种时下“热门”的命题,30年前在蛇口的时候,就已经被无数次地讨论过了。 这时候的武克钢,蛇口区主管项目的副区长武克钢,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他签字就行,至少有5年,其权力与国家经贸部无二。整个蛇口区管理局也就28个人,最多时没超过36人,却管理着几十万人,中集、招行、平保、TCL、华为等这些后来赫赫有名的大公司也正是在他们的管理下创办起来的。 遗憾的是“老爷子”袁庚毕竟有其局限性,其思想还停留在张之洞实业救国的基础上,以至于蛇口当时有三大原则:不搞来料加工、不搞房地产、不搞贸易,不搞来钱快的,只搞实业。 中央同意蛇口立市,当时也立项了,袁庚拒绝,说我们哪有钱搞啊。中央欲调他当深圳市委书记,他想了一个礼拜婉拒了,还是当招商局总裁舒坦些。武克钢说蛇口的没落同老爷子有很大关系,他在改革开放中太高调,冲杀得太厉害,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得罪的人太多。 1987年,武克钢拿到索罗斯奖学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官员留学美国,到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攻读社会政治学,其导师就是最早提出新权威主义主张的艾生伯格。第一次去超市购物,武克钢就看傻了:“马克思教导的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不就是这样吗?门口那些人拿个鬼卡一划就走人。我们说了这么半天的共产主义不就都在这里嘛!出门才知道别人用信用卡的价格,我根本就买不起,那一刻我才发现什么是成功:就是我和我太太走进超市,不用看价钱拿着东西就走,这就是成功。” 在美国第一次上高速公路他也傻了,人类文明居然可以使汽车发展到如此地步!当时便想,赶紧上完学回来把中国建设得跟美国一样—那会儿年轻干部武克钢的理想主义情怀,现在的官员已难想象。 当然,“刺头”武克钢还干了一些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得意的事儿:开过密歇根最大的中餐厅,参加过美共集会,和秘鲁毛派游击队侃过大山,去美国国会做过反对制裁中国的演讲。最刺激的是,帮印第安人开赌场,“政府给密歇根北部的印第安人赌场牌照,我们中国留学生去做局,让赌场老板目瞪口呆,转来求我们了,就这么成了朋友,最后搞成了赌城”。也只有到了美国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1991年海湾战争开打,武克钢和金岩石(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等在纽约赌石油期货,赌涨,没想到三天结束战斗,油价大跌,输赢都是100多倍啊,萨达姆让他气得咬牙切齿。 1989年,蛇口区裁撤,此时的武克钢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做访问学者。武克钢感伤地说:“蛇口就像中国政治生态的一颗流星,短暂而灿烂地逝去。蛇口没有一个干部走出来,这是袁庚的悲哀,也是蛇口的悲哀,我们都成了异类。” 武克钢1992年初回国,当年与他一起公派留美的40名官员,大半留在了美国,少数人经大使馆层层鉴定,回国继续做官。武克钢对这一系列鉴定难以理解,担心继续从政会麻烦不断,恰好这时国家出台一个政策,海外留学生去香港工作,“视同回归”(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给很多公派留学生留下了余地,到期不愿意回国者,又受公派政策的种种限制,到香港工作视同归国,也解决了香港人才外流的窘境)。这个时候离1997年香港回归仅有5年,香港经济波幅很大,人心不稳,中央担心香港的外资大规模撤退,回归后出现经济真空,所以希望一些有内地背景的企业去香港救市。 20年后的今天,武克钢仍旧感叹自己命好,刚从美国回到深圳,就近距离赶上了小平南方视察。他认真聆听并仔细领会了邓小平看似零零碎碎的南方谈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只有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调,一时振聋发聩。“应该说体制给我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就觉得面前有很大的商业机会。”武克钢回忆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武克钢选择去香港发展。因为有蛇口8年的工作经历,对香港也比较了解,原蛇口区对应的管理体系就设在香港的招商局,武克钢从前在香港的很多工作对象后来也都成了朋友,这些因素让他很自然地落脚于香港。 武克钢在香港注册了通恒投资公司,但并不知道未来要从事什么产业。从1992年到1997年投资“云南红”这5年时间里,“基本上什么都做,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小平南方视察后,各地相继出台招商引资政策,对外资尤其“隆重欢迎”,武克钢顶着香港商人的帽子,到各省寻找机会,光鲜异常。 这5年他做了几件事:帮一家日本企业打理其在华的投资项目,分享股份收益;三峡工程开工在建,这时国内资金吃紧,三峡总公司希望配套外资引进大量重型机械,通恒公司帮助一家日本财团把大量重型机械开到了三峡工地上—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剪彩那一天,主席台下摆满了大型挖掘机,其中每三台机械就有一台依靠香港通恒的运作。 当武克钢在繁华的香港中环开了写字楼的时候,冯仑还在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打工,万通“六君子”中的一些人还“拎着包满街乱窜”,四处寻找机会。借着体制间接带给他的“港商”优势,武克钢的第一桶金来得比其他人要早。 这一时期,武克钢和他的香港通恒国际投资公司的运作模式逐渐清晰,主要利用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利条件,筹集资金投向内地。经过多年的努力,香港通恒发展成为拥有十几个亿投资规模的香港通恒(国际)投资集团,旗下最多时拥有12个独资或控股公司,分布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仅在中国内地,武克钢就拥有十几家投资企业,涉及公交、船舶、电信、商场、地产、酿酒等诸多领域。 虽然投资庞杂,但金融和地产等几个行业武克钢告诫自己不要进入,他受家族的影响,相信实业救国之途。当然,令他声名远扬的还是1997年投资“云南红”—因为此前涉足的行业,都不需要品牌积淀,有一单做一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红酒业不一样,需要品牌塑造。也正因为有了“云南红”,武克钢那颗漂泊的心,才得以安定下来。 “云南红”得益于一个偶然的机缘。1997年4月,武克钢陪夫人从香港回云南探亲,在距离昆明两小时车程的红河州弥勒县,参观一个数千亩的葡萄园和一个废弃已久的小酒厂。这是云南省农垦系统一个老领导管辖下的厂子,与武克钢岳父长年共事,碍着岳父的面子,且投资额不大,武克钢答应接手。 与多数媒体报道武克钢投资“云南红”眼光高远相左,哪儿能挣到钱上哪儿发展是武克钢从商的基本逻辑。“现在回想起来,什么英明决策、高瞻远瞩,那时候我是做到哪儿算哪儿,哪儿有机会就上哪儿发展,陈东升、田源他们属于高瞻远瞩有准备的人,我不是。”武克钢坦承。 但武克钢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红酒业是如何疯狂弥漫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这时候商人敏锐的嗅觉发挥了作用。两个月后,香港通恒决定投资5000万元,与弥勒东风农场合资组建云南高原葡萄酒有限公司;200天后,首批干红葡萄酒在市场亮相;1999年,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紧接着,云南提出建设西南大通道,并出台民族文化强省、绿色强省、南亚大通道战略;5年后,“云南红”红葡萄酒年产量2万吨,占据西南75%以上的市场份额。 云南山清水秀,四季如春,武克钢再也不想动了,这一待就是15年。而千里之外遥远北方的河南,一名粗壮的中原汉子,与武克钢一样,也觉得“体制的空间越来越小”,同样从香港开始,以港商的身份回到内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 ◎“港商归来”之胡葆森 这位中原汉子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1976年”文革”结束那年被推荐到郑州大学外语系就读,1979年学成毕业(“文革”期间大学学制被打乱,郑州大学本科三年学制)。河南地处内陆,进出口业务向来都由沿海各省的口岸进出口公司代理,比如鸡蛋、生猪通过广东的口岸出口到香港,河南民权县生产的红酒则通过天津口岸出口。中原汉子毕业这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河南省开始自营进出口业务,学外语的人才正好派上了用场,他由此进入了河南外经贸厅。 国家外经贸部组织全国外交战线上的业务员进行统一考试,持证上岗,今后没有外销证不能参与外商的谈判。这次考试,中原汉子拿了河南外贸系统的第一名,刚工作的毛头小伙一下子就小荷初露,之后许多大型的接待便让他充当翻译,也得以与上级领导有更多的接触。 1982年河南省政府为了扩大本省的进出口业务,特批河南外经贸厅在香港设立驻港机构,中原汉子被派到香港工作,这时中英联合声明还没有签署,回归日期表也尚未敲定。河南省政府给驻港机构人员每人发了一张通行证,相当于移民香港,用“单程”的身份开展工作。中原汉子的姓名和年龄也作了更改,他香港身份证上显示为1950年出生(实际为1955年),姓名:胡葆森。1989年7月1日,胡葆森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给青年胡葆森留下的印象并不好,“殖民地特征明显”—“我去的时候,坐的是老式的火车,我拿回乡证回大陆是一年以后,坐的是电气化火车。英国警察拿着大棒对罗湖大陆移民吆喝的场面,我历历在目,到了香港后接受英国殖民当局政治部的盘问长达两个多小时,怕我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胡葆森说。 但这个河南人,在香港穿着最土气的衣服,吃着最便宜的工作餐,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工作上进,成绩突出。 1983年,逢河南省直机关大倡“干部四化运动”(所谓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胡葆森幸运地进了外贸系统领导班子,28岁出任河南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副处级)。这期间,省里计划组建一个属于地方财政的综合性贸易公司—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该公司第一任总经理便是今天在投资银行界异常活跃的方风雷,省政府让他挑人,挑中谁给谁。方风雷点名要胡葆森做他的助手,1985年公司成立,胡葆森任副总经理,官居正处(这个公司是副厅级别)。 这时胡葆森有了两个身份,暂回郑州工作,两年后,他又重新回到香港,组建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的驻港机构—国光实业有限公司,胡葆森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1988年,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发展成为中原集团。但好景不长,两年后中央开展严厉的清理整顿,中原集团在这一轮整顿中被撤销,一同撤销的还有很多高干子弟开办的公司。 38岁的方风雷和35岁的胡葆森共同面临人生的转折。“1989年后,我们感觉中国的政治形势在收紧,特别是东欧剧变,国际形势的变化也迫使我们这些年轻人进一步思考未来的出路,体制空间真的越来越小了。”胡葆森说,“当然了,1990年我做处级干部已经5年了,回到河南再努力一把,再提拔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是继续为官,还是离职创业,胡葆森一时犹豫不决。领导也开了口子,他若答应回去,可接任中原国贸的总经理(副厅级),但留在香港的想法还是占了上风:“1990年前后深圳开始拍地,我读张五常的书,《卖橘者言》等,颇受启发,时事把我们推下海去,与其说被吸引下海,不如说是被大的浪潮所裹挟。” 胡葆森去意已决,他决定利用在港永久居留的便利,下海创业,河南省委书记和省长批准了他离职的请求。但是交接手续复杂,前后拖了一年,1991年底新人到位,胡葆森才真正得以离开。 他做的第一个生意是炒楼花,但手头上只有10年辛苦工作积攒的几万元。几万元当然不够,胡葆森向朋友借了几十万,一年之后,他居然赚回了1000多万港币。知情者称,这期间“人缘和信誉”发挥了作用。 1992年初,揣着炒楼花赚来的千万港币,胡葆森回到郑州。有朋友告诫,说河南是块投资的“盐碱地”,让他慎重,但在盐碱地里长大的胡葆森反驳:“正因为喝不惯盐碱水的人都不来,才给了喝惯这种水的我一个机会。”5月22日,借小平南方视察的东风,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下属的金博大开发建设公司、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与胡葆森的香港佳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股本40%、20%、40%。最初的公司成员有胡葆森、冯树森、闫颖春三人。 1995年,央行发了一个文件,要求金融机构退出实业经营,胡葆森按照当年底的经营业绩,用香港佳业公司把建行和建投所持比60%的股份买了回来,百分之百持有河南建业。3年前3家共投入股本金800万,3年后净资产评估4000万元,涨了5倍,建行建投高兴退出。 “我要吹一个牛,现在的企业家里我算是进入商界比较早的,1979年刚参加工作就算闯进商海,区别在于,是在国营的体制内干了12年。这期间,直到我下海前,共去过60多个国家,欧美、阿拉伯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有些都是多次往返,论阅历,足够丰富。”12年外贸经历确实让胡葆森下海时比别人有更多的底气,在国有体制内,打下了良好的外贸基础并取得一些业绩的时候,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比如他会提到马云,教师出身,生意却做得这么大,“那才牛啊”。 满世界跑时,衣着稍微讲究一些,没人会把胡葆森当做大陆人,要么误认为台湾人,要么误认为香港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胡葆森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企业为本位、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己任,这一朴素的理想由此而来。“我们这批人未来弄一个副部级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但业务型干部都多少有些实业报国的理想。”还跟方风雷在中原国贸期间,他们就一起研究日本九大综合商社、韩国六大综合商社的经营发展史,香港家族企业的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甚至还研究美国管理最好的100家公司,这些世界商业史上的经典案例,胡葆森在体制内就开始了细心的钻研。 河南建业《企业大事记》上记载,1993年4月的公司全体会议上(员工尚不足30人),胡葆森提出了建业地产做事情的标准:永不妄称第一,绝不甘屈第二。这是对公司草创时期“追求卓越,坚忍图诚”这一价值观更具象的标榜。 胡葆森去意已决,他决定利用在港永久居留的便利,下海创业,河南省委书记和省长批准了他离职的请求。但是交接手续复杂,前后拖了一年,1991年底新人到位,胡葆森才真正得以离开。 他做的第一个生意是炒楼花,但手头上只有10年辛苦工作积攒的几万元。几万元当然不够,胡葆森向朋友借了几十万,一年之后,他居然赚回了1000多万港币。知情者称,这期间“人缘和信誉”发挥了作用。 1992年初,揣着炒楼花赚来的千万港币,胡葆森回到郑州。有朋友告诫,说河南是块投资的“盐碱地”,让他慎重,但在盐碱地里长大的胡葆森反驳:“正因为喝不惯盐碱水的人都不来,才给了喝惯这种水的我一个机会。”5月22日,借小平南方视察的东风,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下属的金博大开发建设公司、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与胡葆森的香港佳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股本40%、20%、40%。最初的公司成员有胡葆森、冯树森、闫颖春三人。 1995年,央行发了一个文件,要求金融机构退出实业经营,胡葆森按照当年底的经营业绩,用香港佳业公司把建行和建投所持比60%的股份买了回来,百分之百持有河南建业。3年前3家共投入股本金800万,3年后净资产评估4000万元,涨了5倍,建行建投高兴退出。 “我要吹一个牛,现在的企业家里我算是进入商界比较早的,1979年刚参加工作就算闯进商海,区别在于,是在国营的体制内干了12年。这期间,直到我下海前,共去过60多个国家,欧美、阿拉伯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有些都是多次往返,论阅历,足够丰富。”12年外贸经历确实让胡葆森下海时比别人有更多的底气,在国有体制内,打下了良好的外贸基础并取得一些业绩的时候,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比如他会提到马云,教师出身,生意却做得这么大,“那才牛啊”。 满世界跑时,衣着稍微讲究一些,没人会把胡葆森当做大陆人,要么误认为台湾人,要么误认为香港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胡葆森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企业为本位、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己任,这一朴素的理想由此而来。“我们这批人未来弄一个副部级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但业务型干部都多少有些实业报国的理想。”还跟方风雷在中原国贸期间,他们就一起研究日本九大综合商社、韩国六大综合商社的经营发展史,香港家族企业的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甚至还研究美国管理最好的100家公司,这些世界商业史上的经典案例,胡葆森在体制内就开始了细心的钻研。 河南建业《企业大事记》上记载,1993年4月的公司全体会议上(员工尚不足30人),胡葆森提出了建业地产做事情的标准:永不妄称第一,绝不甘屈第二。这是对公司草创时期“追求卓越,坚忍图诚”这一价值观更具象的标榜。 12年体制内经历,胡葆森说培养了他的三个能力,其一国际视野,其二做事标准,其三守住底线。“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容易犯错误,身处国营体制,你的底线在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行事有底线成了一种习惯。为什么出事的人觉得不送礼就办不成事?这也是他们的思维定式。” 下海前,省委书记和省长住的院子,胡葆森每月都会去拜访,创业后他至少有七八年不进省委和省政府大院,他清晰地意识到身份变了,创业如果不成功,企业如果立不住,认识谁都没有用。 12年官场履历养成的“架子”一时放不下,调整心态成了胡葆森每天的必修课。“有时站在市规划局门口,一等半天见不到人,去三趟也办不成一件事。站在科长办公桌前,他一瞅,建业地产的,都叫我老胡,一屋子七八家都是房地产公司找他们办事的,你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享受同样的待遇,熟的话拉一把椅子,不熟的话就站在一边……我就明白,我已经不是处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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