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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7.何去何从
陈东升相信:“美国今天最火的,就是中国明天将要红火的。” 还在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期间,陈东升就俨然是个学生领袖。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是他同学的毛振华还记得陈东升在学校组织多学科研究会、知识竞赛的情景。那时候陈东升发起成立了一个“蟾蜍社”,激励自己要抱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志向,或讨论国家大计,或探讨学术。陈东升甚至在宣言里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班将来能出什么大人物的话,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吧!”毛振华回忆说,在1979年上大学之前,陈东升在湖北天门下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过,“有社会经历的人知识面比一般的学生广,而且他有更强烈而明确的理想,知道往哪个方向塑造自己。” 当年和陈东升差不多同时下海的人,有的现在在家里悔叹当初不该走“下海”这一途,有的人仍然在原地徘徊,没有大的腾飞,包括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武大同学,田源和毛振华。陈东升无疑是那一拨年轻人里面最出色的一个,他做大做强的欲望也许比谁都要强。 1988年,陈东升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管理世界》杂志做副总编,这个时期他干了一件轰动企业界的大事—策划“中国企业500强”评选活动,事实上也因这件事,他才最终明确了一生的方向—做企业。在这之前,他还梦想做一名学者,而不是商人,但他的商业灵感开始显现,以至于自嘉德创业始,他20多年来在商业上几乎就没有受到过大的挫折。 这一年陈东升30岁出头,他对编辑们说,《管理世界》应该办出特色,像《财富》杂志有“世界500强”,《时代》杂志有年度人物评选,我们能不能搞出点新东西出来?得益于《财富》500强排行榜,他试图把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作个对比,日后思及此事,陈东升说:“这个活动改变了我的人生。” 于是就决定搞中国500强评比。陈东升代表编辑部向杂志社申请3800块钱启动经费,领导说不行,陈东升执意要做,他说服领导,称这一评选完全可以赚钱。领导将信将疑,但事还是干起来了。陈东升指挥编辑部“参照国际惯例”,按销售额排序,评出中国的500强企业。过去国有企业评一级企业、二级企业,基本是苏联的一套会计体系,综合评价效益,有企业管理者为了拿到好的评级,四处寻租。 这是中国第一次采取国际惯例对企业进行评价,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中国企业500强评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当天也播报了这一消息,《管理世界》一时声名大振。 现在考证“国际惯例”一词,最早提出者应是陈东升。在其后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里,“国际惯例”无疑成了一个伟大的代表变革力量的口号。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其通常的指代就是按照美国或者西方的规律办事。 编辑部后来组织编撰500家大企业的图书,给入选企业发函,买书者交450块,登广告者交4500块,没有打出一个电话,却收了850个广告,为杂志社挣了400多万,不费吹灰之力。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彼时的400万已经算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管理世界》一时风头无俩。 “中国企业500强”评选结束后,陈东升在《管理世界》的平台上又策划了一个“40年工业成就展”,因1989年,共和国40周年没有举行大型庆祝活动,这一展览变成了当年的最高活动,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李瑞环出差天津,江泽民、李鹏等一干常委都纷纷出席。《管理世界》又火了。 在与世界500强的对比中陈东升发现,世界500强美国占第一位,有140家企业,日本有110家,英、法、德各有56、57、58家,经济强弱和本国跨国公司的多少直接成正比。“那时说我们要做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觉得最优秀的民族也是跟跨国公司多少成正相关的,连家跨国公司都没有怎么能叫最优秀的民族?”陈东升说。 陈东升已经意识到,西方近现代300年的历史是财富创造的历史,财富创造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企业创新的历史,企业创新的灵魂是企业家,企业家的灵魂是企业家精神,所以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社会的灵魂和根基。“过去中国只知道有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不知道有伟大的企业家,只有再加上伟大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完整、成熟的社会的标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东升放弃了做学者的理想,决定下海办企业,他希望有朝一日也能领导一家世界500强企业。那一年他33岁,官至副局级。“当时可以选择继续做官,但我选择了下海经商。那时也很迷茫,不知下海钱从哪儿来,做什么。” 陈东升最早时曾想过办一家清洁公司,也想过办一个工业博物馆—这源于策划“40年工业成就展”时到各地走访了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去重庆钢铁厂时,他发现蒸汽机竟然是慈禧太后时代的,去大连玻璃厂,见到一个巨大的木头墩子,他从没有见到过这么大的树制成的墩子,几十年来玻璃纤维落于其上,一根一根清晰有致,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那一刹那间,陈东升胸中就涌起办一个工业博物馆的设想,“太震撼了,我就想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教育后人”。但因操作起来太过复杂,受现实条件的制约,他放弃了。 事实上各种创业设想都还停留在脑海,还未有足够的动力付诸行动。1991年秋日里的一天,同学田源、卢建(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局长)来找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中心22院的门口,从下午5点钟聊到凌晨两点,不吃不喝,没有饥饿的感觉。这时田源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去美国访学,要么应了物资部部长柳随年,去当一个中国字头公司的总经理。陈东升和卢建坚决动员他去做总经理,“那我们到市场上去干一干吧,你当总经理,我们当副总可以吧,都一块儿。”卢建对田源说。田源最后还是没有听他们的,去了美国。 还这么年轻,却面临何去何从?但经过这一次聊天,有一个信念在陈东升心中却渐渐坚定起来—就是不再当官了。 田源去美国考察期货业,为日后的创业作准备,陈东升也在琢磨从哪一个行当开始创业。一次,陈东升与老师董辅、同学毛振华等人到武汉出差,一路上聊起,如果做企业的话能做什么。那时陈东升能想到的最好的主意,是办工业博物馆。他坚定地抱持着一个理念,模仿!外国有什么,中国没有,就可以做起来。以至于后来,陈东升的一句名言在中国商业界广为人知,并且成为中国管理界的经典名言:“创新就是率先模仿。”通俗地说,就是要善于率先找到最好的对象模仿,在模仿中不断创新。 在老师董辅的建议下,陈东升与毛振华达成共识,几个同学在对西方商业世界的模仿中做不同的事。田源做了期货经纪,毛振华做了信用评估,而陈东升居然做了拍卖行,三位武大同窗,在中国创造并引领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并都在各自行业内成为龙头老大。 对于陈东升来说,从事拍卖行业纯系偶然。工业博物馆没办成,陈东升的一个同学拿了一张《羊城晚报》来找他。同学指着报纸上的一条新闻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居然没有一个像索斯比、佳士得这样的拍卖行。他说咱们搞拍卖行怎么样?陈东升心头一惊,说行啊!可那时候,张大千是谁他都不知道,拍卖行怎么办更不知晓其中的道道,“就觉得这个点子不错”。 80年代末,像陈东升这样关心时事的年轻人,每天看《新闻联播》,就等着最后5分钟的国际新闻。有一条新闻他都能背诵得出来—“昨天,伦敦索斯比拍卖行,凡?高的《向日葵》创了天价,最终价格4356万英镑,听说买家来自于日本,是一位神秘客人……”画面上是一个50岁开外指点江山的拍卖师,下面坐的都是雍容华贵的有钱人。 神秘、高贵、刺激—这一幕于是天天在陈东升脑中闪现,仿佛跟自己是两个世界,很是向往。他想:“要是做这样一个拍卖行,在中国就是进入上流社会了;倘若做成了,我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董拍卖交易商了。” 创业的火焰在胸中越燃越旺,且把握十足,因为陈东升相信:“美国今天最火的,就是中国明天将要红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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