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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核心与“新欧洲”的分离

决定欧盟表现的根本因素是实力。欧洲一体化的宏大战略早有征兆，其实应该起源于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局面，虽然德国被打败了，但是美苏在欧洲土地上争霸打斗的局面令欧洲人心寒凛惧，他们还是愿意欧洲恢复本身实力，继续之前由法国或德国称霸欧洲大陆的传统。纳粹德国被强力摧毁并不一定就证明欧洲强盛的终结，反而使欧洲主要国家清醒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结盟的极端必要性，即使希特勒式的武力征服和整合遭到失败，欧洲各大国也必须合作和构成某种联合体，才能在后殖民地时代中与世界性的大国并肩而立。当时外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内有美国主导召集的北约组织的框架，限制了欧洲国家自主行动的余地和独立性。欧洲主要国家等了几十年，才等到这两大因素一个消失、一个减弱以致目标模糊，开始出现诞生某种欧洲本土组织的可能。由经济措施开始，到欧洲共同市场，欧共体，再到欧盟，欧洲议会，特别是欧元，以德国法国为核心的欧洲国家集团终于成型，最近又产生了总统和外交大臣的职位，基本上可以对外宣称为一个相当有实力的政治统一体，不再会因为单个国家的有限规模而处于低于其他世界性大国的位置。从这一过程来看，欧洲似乎又回到了公元800年左右的查理曼大帝时的一统时代，实现了欧洲人的长久梦想。
　　这样一个国家集团具有多大程度的可靠度和内部聚合力，乃是决定欧盟今后发展成功和地位稳固的关键。现在的欧盟基本上是将众多分裂的欧洲小国联结在一起，或者说是捆绑在一起，最初是西欧国家的结盟，是为真正的欧盟主体，发达国家的组合，基本利益一致，内部聚合力强。西欧本来可以作为“小欧洲”自成一体，但地域仍然过于狭小，缺少中欧和俄国西部更为广大的腹地，在资源和人力方面将不大可能与美国相比。因此欧洲核心国家的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建立包括中欧和南欧的“大欧洲”。后来由于苏联集团的解体，被释放出来的不少中小国家一齐向西看，除了欣赏民主社会之外更多地是向往西欧国家的富裕程度和预计可能得到的大量救援，因此努力申请和满足欧盟的要求，最后被吸收进这一泛大陆性的组织。欧洲人现在可以夸口说他们会聚了二十七个欧洲国家，非常有代表性，地域和人口都大幅扩大，成为在总量上媲美美国的一个庞大经济实体。
　　欧盟的扩大自然带来内部分化的结果。西方学术人士一向强调中国式帝国的执政效率问题，注意研究各代朝廷是如何未能将政令和管制顺利地推行到各个地方。而在欧盟这种仍然松散的联盟格式下，结构性问题当然同样十分严重，貌似先进的社会制度也不能避免规模扩大随之带来的弊病。
　　这一非征服性的扩张过程中充满赎买和妥协，形式上的统一难以掩盖无数潜在的危险。在政治层面上，欧盟扩招之后，新成员国迈过小国寡民的阶段，就遇到必须适应的集体领导和权力集中的压力。欧盟松散度相当于一个中型联合国，协调纠纷和矛盾的难度也更高，充斥多种语言和民族，族群意识强烈，目的和取向各不同，再加上复杂的投票方式，经常会出现意见分歧，导致无法达成共识和采取行动，基本运作效率也会降低。布鲁塞尔的中心机构早已被批评为典型的官僚部门，办事拖拉，加上欧洲议会的存在，投票和协商的时间大为增加，议事过程缓慢和拖延，凡是用于批评联合国效率低的理由都可以用在欧盟机构的运作上。尽管欧洲国家领袖依然热衷于加大本集团的规模，但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在国家之上多出多层复杂散慢的架构，浪费资源，得不偿失，失去了一些欧洲小国政府原先具有的优势，包括效率和服务质量。
　　虽然欧盟总体的行动基本上以德、法、英这些核心国家为准，但难免会有来自其他成员国的异议和拖延，集团内部仍然需要反复的协调，期望最终拿出欧盟一致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核心国家自然倾向于在遇到重大问题时自己着手协商解决，由他们决定基本方针和采取相关行动，不以欧盟的名义，而是依据自己的利益取向和自身国力，比如，海外派兵、救助或是在联合国投票等。欧盟如果整体通过某个决议，他们就加以执行，如未能在众多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就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表现了较明显的自主性。2009年末，欧洲集团达成协议，设立欧盟总统和外长的职位并任命人选，在形式上更进了一步，准备以一个声音对外，消除成员国之间的某些疑惑和混乱。但是这些欧盟高层人士能够进入角色、实际负责的前提条件，依然是来自核心国家的意见和支持，并不具备自行执政和应对国际形势的权力。他们具有对外的象征意义，接受欧盟内部的指导，尤其是核心国家的指导，表达欧盟一致的意见。例如，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就倾向于认为欧盟一致的表态更有可能影响中国的意愿和行动，虽然欧洲核心国家都有自己的对华政策宗旨，但至少在表面上至少不会违背欧盟中央机构的意志。在这些高层人选的产生过程中，欧盟内部的分歧已经浮现，国际知名人士布莱尔因为得不到德国法国的支持而失去被任命为总统的机会，结果由一个小国政客出任此职——比利时首相范隆佩，而出任欧盟外长的却是个英国官员，这很明显是大国之间进行交易的结果，是对布莱尔未能出任欧盟首脑的补偿。由此可以看出，在大国决定方向和集体投票机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欧盟既不是一个真实的帝国，又非美国式的紧密联邦，比印度的体制还要松散，各国之间和与联盟之间的利益纠纷如果得不到抑制和疏解，必然会延续和放大内部冲突和酝酿分离倾向。
　　目前欧盟成员国可观的总数实际上掩盖了大框架之下的许多分化问题。不少欧洲国家规模不大，经济状况不佳，对欧盟整体的贡献实在有限，他们加入后必然要求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和投资，反而成为欧洲核心国家的包袱。发达和次发达的国家之间发生矛盾和争执，新老成员国的发展程度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各有所需，不易达成共识。欧洲宪法规定了民主程序，必须意见一致才能采取行动，一些国家会不同意其他国家的主张，即使个别小国也能够阻止由核心国带头采取的行动，从而造成拖延和令管治无效。对欧盟核心国家来说，他们提供援助的补偿方式自然是允许他们的企业进入这些新成员国的市场，利用那里的资源和人力，比如，菲亚特在波兰生产轿车，从而扩大本国跨国公司的规模和实力。但是这些投资都牵涉重大责任和风险，各国投资环境大不相同，投资方和受惠国之间必然产生各种矛盾。即使项目生产顺利进行，对当地企业和工人来说仍然是让外国公司占领本地的工业和市场，挤垮当地企业，或成为外国公司的加工厂，地位待遇和心理上都不平衡，逐渐地会演变成双方关系层面的问题。
　　欧盟各成员国内也存在不少反对加入欧盟或反对欧盟法规的政党和活动，并非整体一致同意，舆论和风向常变。当一个国家通过公投加入欧盟时，有时只是赞同者略微超过反对者而已，也算公投成功，而实际情况是怀疑和反对的人都不在少数，反对派在遇到与欧盟相关的问题时就会跳出来，反对某些规定或立场，例如，因为其他成员国的原因而要普遍加税，或是在农业工业生产方面得到的补贴不公平。英国国内的非欧盟势力很强，但是工党政府一向倾向于向欧盟靠拢，结果也相应地被反对党和其它国内势力指责为出卖英国人民的利益，以讨好在布鲁塞尔办公的欧盟官僚们。农业补贴是法国的一个重要政策，也被设他为欧盟的政策，结果使英国和一些国家的农民因为享受的补贴较少而处于不利的竞争之中。欧盟内部设立的规则影响到众多成员国家，一直处在利益协调的状态中，要处理这些国家之间的纠纷，毕竟不象在一个单一国家之内那样容易，个别国家利益需求甚多，众口难调。
　　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这片狭小的领域内的各个国家和政权反复争夺，搅和成一体，存在难解的宿怨和难以遏制的民族感情，在地理和语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国家更是加强了这些固有概念和倾向。欧盟内部仍然支离破碎，地方特性强而复杂，各地方人民的不同风格、思维、习惯大相庭径，超出一般中国人的想象。即使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德国，各个州之间的区别依然甚大，保持着独特的习俗和对其他地方之人的特定看法。
　　二战德国名将隆美尔元帅被其他老将看低，一个原因是他并非贵族出身，姓名中没有贵族家姓所带的VON，还有就是他来自斯瓦本，即西南部的巴伐利亚，而不是来自构成德国、德军和参谋本部核心的普鲁士。如果不是由于希特勒的特别赏识和后来战功卓著，或许连将军都当不上。虽然在二战中这些老军官团的传统已开始被打破，但地域区别和隔离仍然很顽固，流传至今。推论至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区别和矛盾，历史遗留问题则是更加沉淀深厚和复杂。
　　与中国大一统政体下的地域之别和省界调整截然不同，欧洲国家的创建和融合是通过战争外交政治等种种手段来进行的，以往领土和民族范围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是目前欧盟一体化的强大动力和西方基本价值观的一致性也无法完全加以掩盖。法国与德国的世仇已经众所周知，《最后一课》宣扬了十分强烈的民族情节，而法国、德国各自毫不留情地对待被打败的对方，也带来之后的无数麻烦。人们熟知的一些德国地名，如“普鲁士”，历史久远和曾经辉煌，直到四十年代还是德国的核心地区和国家支柱，但现在只是个德国的历史名词了，世事急剧变迁之后，东普鲁士、东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今日已经不在德国国土之内，早已被划归为波兰国土的一部分。波兰在历史上与德意志的领土之争是长期而纠缠不休的，双方各有说词，但德意志帝国是在普鲁士的基础上建立和统一起来的，“普鲁士”这一特定的德国名词被与波兰联系在一起，总是让人感到有些别扭。这一划拨现象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对德国的处罚方式之一，如同一次大战后将阿尔萨斯划入法国，目的不外乎削弱未来德国的领土和实力。在德国实际上已经被分为两个国家的情况下，这种领土瓜分当然被视为次要问题，但今天看来，这一遗留下来的民族和领土问题导致连德国和波兰历史都要多费口舌加以解释了，可能仍然无法消逝某种特有情感和遗憾。类似这些产生于民族交往中的种种纠纷，即使被共同利益所掩盖，也不免隐藏和潜伏下来，等待发生激烈碰撞的机会。由于第二批的众多国家已经被拉入欧盟，急速扩张后必然需要整理内部关系和推行共同理念，在推进一体化的同时，地方和民族之间的异同仍然是客观存在的，成为欧盟这一庞大结构内的隐忧,欧洲人只有期望经历长久时间去加以磨平。
　　持久稳固的欧盟能否成为一个现实，关键在于三大核心国家的意向、决心和行动。英国、法国和德国是关键国家，又是世界经济前十位内的大国，因此他们的能量加起来就决定了欧盟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三个国家的动向和特点过去一向影响欧洲事态，现在和将来也决定着欧盟的走向，值得特别注意。
　　虽然英语是世界语言，但是在欧洲，德国才是老大，已经不再礼让英国。从长期趋势看，德国正在走它的老路，即德意志帝国统一时就已确立的方向，将欧洲大陆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势力范围，引导或强迫其他欧洲国家依照自己拟定的计划和方向行动。
　　在二十一世纪，统一后的德国已经完成内部痛苦的整合，再次获得良好机会，充分展示了它的优势和领袖气质，必然在今后依托欧盟这一形式成为影响世界的头等强国。
　　德国的雄厚国力和深厚基础，包括人文精神，都是其他欧洲国家不可以轻易相比的，是难以超越的。八千万左右的人口规模使德国对成为欧洲大国充满自信，超出了另外两个核心国家，如果加上说德语的地区，如奥地利、比利时，直接影响范围更加扩大。唯一的不足就是即使两德统一，领土面积仍然有限，东边和东南方向又被波兰和捷克夹住，二战盟国施行的解决方案确实令德国缩水，无法加以改变。在不重蹈种族主义和领土掠夺覆辙的前提下，德国在欧洲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对手，在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社会福利和公共秩序，政治体制和国家凝聚力，以致思想舆论诸方面都居领先地位，“德国制造”直接表示的就是可信度，德国以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长期出口第一，直至　2010　年才被泛滥全世界的“中国制造”追上，可见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近乎完美的产品质量，与目前主要依靠服务业和金融财技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美国大为不同。在军事上倍受约束的背景下，德国也拥有欧洲最好的军队，各项装备依然先进，甚至是美国军队对外采购装备的主要对象，虽然失去了二战时期德国军队举世闻名的锐气、坚韧和纪律，仍然不会弱于任何欧洲国家的军队。
　　德国人力资源占优，源于它的出色教育，特别是职业导向的教育机制，加强了产业生产能力和就业人员素质。德国虽然没有英国法国占据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但软实力超过那两个国家，没有海外殖民地问题和遗留下来的复杂种族问题，特别是没有英国由于紧紧跟随美国而毁誉参半的焦虑，在今后联合国实施改革的时候，德国很有可能升任常任理事国。当欧盟的政治军事一体化成型时，德国理所当然地是这个组织的真正轴心和基础，扩大德国自己的掌控范围，从而缩小目前存在的德法轴心。
　　如果德国能够顺利得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国际政治地位与英法相等，而实际地位则高于两国，那么在欧盟之内就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德国经历了漫长的努力和耐心等待，特别是费尽心机地甩掉由二次大战战败而背上的沉重包袱，从废墟中升起。德国的做法在对待波兰的问题上就比较典型。
　　像波兰拥有原先的普鲁士这样的重大领土划分，只有在德国相对疲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而此时波兰背后的强大苏联早已不复存在，二战盟国借波兰之手惩罚德国的强烈愿望早已消逝，波兰在联盟内桀骜不驯、渴求优势地位的野心也造成与其他成员国的矛盾。
　　如果不计美国的外部因素，德国依然是新欧盟集团中的老大和核心，只不过此德国依靠经济实力而不是军事力量领袖欧盟各国，不再遭受以往来自各方的道义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波兰面临的形势就相当微妙，在传统的各项实力对比中居于劣势，只有外靠美国，满足美国的要求并且获得援手，内部则经常敲打德国，占居道德高地，让其牢记对波兰欠下的血债，不得自满和再来寻事，放弃对那些领土的惦记和觊觎。这些手段在对付平常状况下的德国是有用的，在欧盟的框架之下也不会再起战端，德国为了欧洲的整体大业可以放过一些小事，但是能够忍受多久则是个问题，这些依靠历史纠纷遏制一个已经悔改的国家的手段能否长久保持魔力更是个问题。此类挑衅欧洲国家集团核心的行动仍然会引起不安和酝酿将来的麻烦，德国依靠其核心地位至少可以拒绝让波兰享受某些利益或者减少扶助波兰，特别是在美国过分利用波兰在欧盟内部挑起争端的情况下，为了欧盟的整体利益德国会有相应的措施加以对待。
　　德国巧妙利用地国际大势发展自己的力量和拥有的传统优势，避免招致两个超级大国的怀疑和敌意，即使不采用德意志帝国和希特勒帝国的战略，仍然达到了成为欧洲首领的目的，在自己天然的优越基础上通过合理与无人质疑的积极竞争变为地区大国，从而重新夺取以前一直向往的头等国家位置。如果欧盟设想继续保住自己世界重要一极的地位，德国就是欧洲的希望，德国的经济是欧元最稳固的基础，这样一个成功复兴的实实在在的榜样，综合实力在欧洲三大核心国中居前，又没有像美国英国那样任意采用受人非议的军事手段，因此拥有成为欧盟领袖乃至世界级国家的雄心和能力。
　　英国是欧盟中的异数，地位十分独特和格外微妙，他们在内心里从来不把自己真正当做欧洲人，欧洲人是指那些在欧洲大陆土地上生活的人，英国人是独自成型，不受欧洲大陆的纷扰，同时还要从欧洲人那里获得发展机会和各种利益。英国曾经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更习惯于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而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这种遗传下来的心态在大英帝国退化为联合王国之后依然顽强存在。英国即使在欧洲大陆上遭到挫折或者排挤，也要打消那些欧洲国家与它争夺海外殖民地的企图，如敦克尔刻和北非战役所示。
　　以工业和贸易为经济支柱的英国拥有广袤的外在领地和市场，别国无法相比，因此并不在乎大陆上的一时失利，反而会竭尽全力阻止像德国这样的对手获得海上贸易的主导权，甚至采取封锁港口和航线的极端手段将对方扼杀。英国人至今对欧洲大陆心怀戒惧，害怕受到牵连和污染，特别是对东欧中欧南欧的国家，那里存在的种种民族宗教麻烦冲突令他们不胜其烦，感觉远不如自己的宁静小岛，宁愿相信英吉利海峡的隔离带给他们的安全感，进可攻，退可守。他们也对布鲁塞尔的众多欧盟官僚机构敬而远之，担心在那里搞出来的各项规定影响自己的生活和秩序，偏向和便宜了欧盟内其他小国的民众。这也是他们不愿意使用欧元的原因之一，难以舍弃他们钟爱的代表高贵身份的英镑。以往的英国甚至是欧洲大陆的祸害，为了自己的强大而在欧洲树敌，挑拨离间，利用大陆内的对抗来削弱潜在的对手，从而使自己保持不败的地位。这是英国奉行千年的策略，外交政策的瑰宝，受益匪浅，极难改变。对英国人来说，要他们承认需要欧盟是很不容易的，真正融入欧洲是个将来和遥远的议题，他们要看到确实的利益和降低预期的风险，才会相应地加快融合的步伐。这种消极懒惰的态度对那些倾向于投身欧盟的英国政客附加了很大的压力，束缚了他们的行动。再加上英国与大洋彼岸美国的特殊关系，导致过分依赖远亲，如果没有美国的撑腰，当今英国在国际社会独立行事时会处处遭遇挚肘。连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派同出一源的工党领袖布莱尔都做出亲近右翼保守派小布什的表示，令欧洲大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左翼政党非常不快，也加剧了英国与大陆的隔离情绪。
　　英国在美欧中国几大势力之间首鼠两端，这一特点在香港汇丰银行的戏剧性飘移过程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当年香港回归大陆已成定局时，香港英资不免心急，各寻出路。发迹于香港的汇丰不愿意像英资怡和那样全面迁到新加坡，因为由香港搬到另一个亚洲国家，明显是在逃亡，对中国不敬。汇丰找到了更好的理由，宣布回到它的祖家英国，号称是回老家，因战略改变而作出的商业决定，仍然在香港上市，但业务要冲出亚洲，这些理由似乎更为合理，对大陆的刺激没有怡和搬家那么强烈。汇丰迁至英国的另一目的是接近欧洲，利用欧洲的资源和金融实力壮大自己，因为当时英国政府背靠美国，极力打造金融城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模仿美国的操作模式大玩财技，一度非常进取，吸引国际资本和促进英国经济，表现优于欧洲大陆国家，风光无限。
　　汇丰也采用类似的模式和战略，并大举进军美国，收买当地金融资产，变身为欧美亚跨国银行，名列世界前几位，感觉甚好。
　　繁荣期过后，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人玩弄财技的危险充分暴露，结果英国受到的打击比美国人还大，金融城崩溃，银行倒闭或被收归国有，原先的繁华兴盛一下转为败象，方才知道美国人的骗术厉害。汇丰银行的收入大幅缩水，和其他英国银行一样面临巨大亏损，利润主要来自一度被忽视的香港和亚洲。
　　看来欧洲是靠不住的，美国的虚幻繁荣更可能转眼逝去，世事逆转，汇丰不得已放下架子，再回发祥之地，在　2010　年把行政总裁办公之地搬回香港长驻，美其名曰聚焦亚洲，实际是承认过去判断错误，对英国失望，不愿继续错过机遇，力争在未亏损的亚洲和中国市场再度赚钱。
　　英国人背靠欧洲又以亲近美国人自傲，习以为然，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但是同时也陷入可能两边都不讨好的境地。美国人的态度变化不定，有时也并不放过自己这个最忠实的盟友，美国基金曾经大力狙击英镑，政府并未出面禁止，但在冲击香港市场时放了英国一马，等待英国总督撤出之后才启动。由于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英国实际上还有再次遭受国际投机资本打击的可能，只有指望美国政府出面约束那些游资，适当控制冲击的规模，以免英国金融和经济大幅下跌，国家破产。英国人身处这一类不利形势之下就会发现还是欧洲大陆的模式比较稳健，受到损伤较少，还有可能在欧盟框架之下得到支持和资助。英国面对一个两难的局面，必须与美国搞好关系，利益所在，得罪不得。英国在与阿根廷的马岛（福岛）之争上，也许没有欧盟成员国真正给以实力支持，最后还是要依赖美国出面和提供关键性的支持。
　　而在另一些重要时刻，比如此次金融风暴，英国仍然被迫要与欧盟其他国家拉关系，美国人不一定靠得住，即使是在奥巴马民主党政权之下，美国利益也可能与欧盟以及英国利益发生冲突。
　　在国家层面上，英国更多地是和美国站在一起，而不是作为欧盟的代表，即使力图带上欧盟的色彩，也被人视为美国的代言人，因此倒还不如固守英美特殊关系的格局。但是英国又离不开欧盟，如果那样做的话它将被彻底抛弃，在欧盟内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真实盟友。很多英国人对他们的近亲美国人的作为都不以为然，政府过于接近美国同样会招致国内的普遍不满。英国一位名记者曾经与美国保守派大将进行电视辩论，气愤得连当年美国没有及时援助英国抵抗德国、等待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采取军事行动的往事都提了出来，看来英国人对美国人的很多做法都是不满意的。以党派而论，如果是英国右翼保守党执政，英美关系融洽还可以理解，毕竟意识形态接近，但由工党出来做美国最紧密的盟友，则十分反常，主政的民主党奥巴马在面对一个英国的保守党政府时也同样会有尴尬的感觉。
　　近些年来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政局次序似乎总是相逆，接不上茬，克林顿面对保守党，工党布莱尔上台后不久就面对执政达八年的小布什，而奥巴马则有可能面对取代工党的保守党首相卡梅隆。党派和理念之争间接影响国家关系，至少达不到十分融洽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可能被迫选择回归欧洲，以减少与美国的纠葛。同时，美国人对英国的依赖程度也在降低，因为它在欧盟内部已经找到一些出力执行离间任务的中小国家，在美国的直接掌握之下，利用欧盟的协商和投票机制扰乱欧盟，借机阻挠对美国不利的行动。这些国家出于接受援助和抵抗俄国的原因甘愿听从美国的指示，有时比英国的表现还要亲美，因此英国受到的来自美国的压力相应会小一些。
　　英国人既想依靠欧洲大陆，又极力傍上美国，这一于己有利但经常矛盾的行为方式将导致它在欧盟内地位下降，被边缘化，降低左右和影响欧盟的能量，从而削弱三大核心国家主导欧盟的力量总和。英国的地位是否稳固取决于欧洲是否继续分离互争，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大陆欧洲人花了几个世纪和两次大战的代价才稍许明白一些，而在一些具体事情上还是容易受到英国的蛊惑，主要是被个别利益吸引。在统一的欧盟逐渐走向德国轴心的趋势下，英国的角色很难确定，很有可能继续保持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定位，也仍然可能是欧盟之内的特洛伊木马，不时为美国出头，那样它对欧盟的贡献将会相对减少，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趋于平淡，集中于保持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合作。英国孤立于美国和欧盟之外，目的可疑而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或许会出于不甘心被限制在与欧美的固定关系中而争取接近中国，稍微弥补这一实力平衡中的缺陷。
　　法国作为欧洲核心国家，曾经是德国的宿仇，目前又成为德国在欧盟内的紧密盟友，构成德法大陆轴心，稍微远离偏向美国的英国，局面比戴高乐时期孤立面对美国的情况要大为改善。
　　法国因为伊拉克战争与美国交恶，在安理会最后实质上否决了支持美国出兵的决议，迫使美国人日后不停地操心发动战争的合法性和最终必须承担的相关罪责。法国为此付出了代价，连法国薯条也被美国人擅自改为自由薯条，香槟销量随之大减，保守派执政的美国与自由派的法国相互言语攻击，也影响到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法国彼时身后已有欧盟，增加了对付超级大国的底气。
　　英国完全帮不上法国的忙，失去在美国和欧洲人之间斡旋沟通的资格，是无一用，欧洲人和法国人的怨气还要发在跟随偏帮美国的英国人身上。法国与美国关系中的裂缝还要法国人自己去应对和填补，僵持一段时间之后，由萨科奇政府出面修改政策，美国人也从战争初期的亢奋中清醒过来，特别是奥巴马上台让法国人松了口气，双边关系恢复正常。
　　法国的选择和行动最终取得正面效果，获益良多，基本上是为自己和欧盟在世界上的存在发出声音，表现了戴高乐以来的独特性，设想如果当时法国顺从美国的意愿支持攻打伊拉克，那么现在法国的国际地位将随着美国一道下跌，失去独立性和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法国与德国相比的优势在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和至今仍然独立掌握的核武器，世上少有，令众多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都羡慕不已。前一个优势是以一个虚弱的战胜国身份勉强得到的，法国在二次大战中的表现大概与此身份完全不配，只是因为是个重要的西方国家而被接纳。而后一优势也是勉力而为，和美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核打击能力基本是个摆设，但是进入世界核俱乐部的象征意义更大，而真正获益的是法国民用核能产业的发展。在欧盟这一政治实体内，法国的这两个优势还是非常重要的，表面上不输于英国，又吸引德国的注意力。德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装备精良的常规军队，但就是缺少这两样东西——头等大国的入门证，即使今后能够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子，在核武器方面冲破陈规的希望则很渺茫，因此非常羡慕法国全力保存下来的独有军事利器。德国法国各自的优势相结合，足以压倒英国，综合实力将成倍增长，发出的声音更为有力有效。但是目前的德法双轴心还不能共同运作和使用，常有不同意见，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欧盟内已经形成集体共管的机制，投票立法过程中不确定性很大，特别是在美国策动部分倾向于自己的小国出头采取不同立场时，都有可能延误和阻碍欧盟的集体性行动。法国虽然以区内大国自居，在规则的限制下也要认真对付来自某些角落的挑战。老欧盟的架构对法国这样的大国比较有利，而新欧盟的庞杂特性使法国人也时常有无法做主的感觉。
　　法国是个奇怪的国家，曾经统治过英吉利岛，又出过拿破仑这样欧洲鲜有可比的伟人，因此行为处事都与众不同，保持高傲的心态，加上历史悠久，长期居于一个大陆的中心位置，比较像是欧洲的中国，对英语把法语压下去很不甘心。另一方面，当代法国人又普遍具有慵懒爱计较的特性，安于享受，二十世纪以来少有作为，军事上的失败反映更多的是满足现状的民族特性，在德国占领区内依然保持着随和有序的固定生活方式，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干扰。法国的希拉克政府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抵制为法国在世界上挽回一些声誉，最近的强势总统萨科奇似乎有重塑法国强国形象的雄心，坚定支持和保证欧盟的存在和扩大。但是法国的总体形势和问题都与法国强大的左翼有很大关系，作为一个较早发展的西欧国家，工人运动历史悠久，战后的左翼政党和政府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无论上台执政或是作为反对党都发挥重大影响，右翼的萨科奇战胜了左翼社会党候选人而当选为总统，但在2010年的地方大选中又败给左翼党派，显示法国内部左翼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制衡力。
　　他们促成建立现代全面的福利社会，利用工会和罢工等手段与资方相对抗，给以工人宽松的待遇和时间较长的休假，争取到的很多权益都被写进政府法规，难以修改和废除，劳资关系中的灵活性比经过改良的德国还要差。法国政体具有独特的七年总统任期，总统总理既有职权之分，又有党派之争，宛若中国民国时期的府院之争，另外中小党派众多，结盟分化频繁，政治议题分散，政坛格局有向意大利靠近的趋势。法国虽然有众多令人赏心悦目的古迹和安然自在的乡村田园风光，特别是巴黎的风韵，但是它在经济各方面都被其他两个核心国家拉下，面临增长放缓、人口老化、长期失业等许多内在复杂问题。法国在军事上还可以依赖一些海外领地，特别是对非洲的一部分和其他说法语的国家保持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的势力范围相当有限，即使在紧邻的地中海地区也无法号令其他国家，包括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很少认真看待法国提出的要求。
　　法国能够认真对待德国问题，在欧洲一体化上与德国共谋，依照过去几百年的经历，特别是被德国武力占领的经历，这个转变很不容易。一次大战后法国犯了错误，强硬对待战后的德国，结果招来沉重打击，被逼丧国，再次失败，惨胜之后，高傲的戴高乐被美国苏联压了下去，法国在对待德国方面也不具有一次大战后那样的实力，因此幸好没有将德国再次逼上对抗的道路，减轻了负担和威胁，反而在随后的年代里面与德国达成共识，开启构造欧盟的事业，直至今日。法国的萨科奇总统被视为怀有野心的小拿破仑，这同时也是法国的抱负，但要依靠欧盟来实现，路途并不平坦，内有德国轴心的成型，外有欧盟之上北约的禁锢，难以摆脱，也是法国无法忽视的一块心病。欧盟成员国的军人经常被美国人拉壮丁，到其他国家执行任务，而欧洲本地的军队既无明确组织又欠缺人员，只有在欧盟拥有自己的军队时才能名正言顺地将被北约强行派出的部队撤回来。那时将是欧盟与美国的摊牌之际，隐含着北约的解散，由欧盟军事组织代替，成为欧盟真正自立的标志。法国总的来说是迈向那一长远目标的主要推动者，但确实担心自身实力不济，无法与美国人抗衡，只有在欧盟体系中内靠德国，不强争领导地位，外部和英国一样，与中国建立了经常性关系，以在必要时获得援手和巨额利益。因此法国一向迫切需要利用欧盟这样一个组织来为自己出头，这是它历经几十年的曲折和出于国家特性作出的战略决定，既然不能独自挑起世界大国的责任，就必须依靠一个有实力的联盟，等于放弃自己坚守几个世纪的领袖心态和敌视欧洲内挑战者的习惯，以交换实现欧盟真正自立的最终目的。
　　欧盟萌生和定型的战略思想基础就是独立于美苏超级大国，目前规模已经扩大至美国之上，实际上是很容易与苏联解体后的俄国联营合作的，这里面存在着欧洲和俄国各自的需求关系。俄罗斯毕竟是欧洲大国，领土相连，无海峡阻隔，近代以来的一贯传统就是向西看，即使是在冷战之下被严密封锁的时刻，它的主要目标和命运之地也是西方，问题只是如何不让西方占据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主宰俄国，其他倒不是特别值得考虑的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苏联解体后俄国曾经大幅度倒向欧美，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个作为欧洲人的俄国的归宿。
　　知识分子的回归心潮尤其强烈，不仅放任东欧的离弃而去，自己也以西化缓慢而自责，处处模仿不遗余力。与俄罗斯对中国的持续猜忌相比，俄国人与欧洲人的心理差距甚小，只要欧盟稍微示好就愿意融洽相处。但美国这样的世界霸权依然容不下一个格外谦让的俄国，始终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遏制，特别是在华约解体后居然大力加强北约，持续东扩，使欧盟也难以向俄罗斯开放和自作主张地加以接纳。在欧盟仔细审视自己的整体战略时，与新俄国的正常关系实际上比较符合欧盟自身的利益。欧盟的主要国家都在欧洲大陆，与俄国有地理上的联系，特别是西欧领土面积如此之小，非常容易受到来自俄国的军事和政治冲击波，也逃不脱东边的势力影响范围。与其强烈对抗和东进挤压，还不如同俄国友好相处，获得共同利益。法德意等欧洲大国与甘于自外的英国不同，他们必须首先考虑欧洲的整体利益和生存，因此必须同俄国打交道，最好的选择就是劝说俄罗斯延续以前向西看的传统，融入西欧的体系，并且为欧洲的整体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俄罗斯的潜在贡献这一方面，欧盟十分看重俄国在对抗美国时的实力和努力，那将增加欧盟整体的力量。如果把西欧摆出去与美国单独竞争甚至对立，他们自认实力不如，经济领先性不足，特别是核心国家总经济总量不敌美国，身后不少中小国家又偏向美国，内部纠纷不断，反而不如俄国这样的单一大国能够把握住基本方向，认真进行复苏和与美国的竞争。普京时期和梅氏时期，俄国都开始向西欧靠拢，没有把欧盟国家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因为他们明白，俄罗斯决不应再是那个威胁西欧的苏联，如果没有美国的挑拨和拆台，俄国与欧盟会在利益上息息相关，很多矛盾都容易协商解决。在南斯拉夫和科索沃争端之后，俄国对欧盟的威胁渐弱，欧盟的地盘也趋于稳定，除了美国操纵的北约东扩外，大的矛盾冲突将会减少。而在经济上，欧洲国家也开始依赖俄国拥有的丰富资源，耗费巨大，稍有不慎就会被俄国卡住能源供给。这一问题的战略意义日渐明显，关系到欧洲今后发展的大局，既能为俄国带来巨额收入，有利于经济增长，也解决欧洲的资源之渴。世界能源为美国所控制，中国也开始成为能源消耗大国，欧洲在争取能源延续经济增长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在各大洲之中，俄罗斯占有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领土，东部将是今后世纪的主要能源来源地，不属于美国和中国，只要俄国顺利融入欧洲或建立特殊关系，欧洲今后的能源问题基本上不会演变为重大麻烦。欧洲的技术和俄国的资源结合起来，效率提高将超出想象，欧洲将不必依靠其他大国，不受霸权美国和崛起中国的左右，这才是欧洲的未来，是欧洲今后应该执行的百年大计。因此，拉俄国入围和合作是欧洲的利益所在，而且没有太大的意识形态障碍，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结构解体之后，俄国仍然是西方基督教覆盖之下的国家，与中国不同，在沟通上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在今后面对一个更加西化的俄国时，欧盟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将大为减轻。为了将来的命运和生存，欧盟都必然要紧密联络俄国，而不应像美国一样尽量侵犯俄国的战略利益，也要全力避免来自内部个别国家对俄国的仇恨和对抗。欧盟本身的经济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如果再加上俄国的自然资源和硬实力，欧洲大陆将成为世界大局中的一个极不过分乐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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