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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关系难解之结

在中国与欧洲的多层次关系中，主体是经贸关系。中国与欧洲地理距离遥远，欧洲人必然要集中处理与他们更近的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否则东部难题仍在，轻易危及自身，中国则显得偏远，没有领土担忧和直接互动的必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中欧双方迥然不同，偶尔的政治性投机举动既敌不过顽强的意识形态，又无法构成盟友关系的基础，军事上则基本隔绝，虽然中国军方非常羡慕欧洲享有的武器装备和精密制造工艺，但双方极少有共通之处，即使欧盟决定放弃过时的武器禁运政策，依然内外压力重重，难以实现向中方大量无限制地出口先进武器。只有在贸易和产业投资领域，双方均感兴趣和十分注重，自由度最高，共通有无，即使发生纠纷也能够得到控制，在非盟友的前提下应该说是关系融洽的。中欧双方共同获利和分享增长，欧洲的技术和设备向中国输出，欧洲得到大量的进口产品，而且开始获得中国的反投资，形成双方互相投资的局面，改变了中国早期大力吸引投资的状况。
　　从欧共体与中国正式建立关系起至今，欧盟已经变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超过日本和美国，欧盟向中国派出大使，与欧盟各国驻华使节共同存在，说明有意作为一个整体经济与中国打交道，超出个别欧洲国家的对华关系。中欧双边的贸易关系一贯比较稳定和甚至有些平淡，2008年欧洲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反过来中国也是欧盟出口的第二大客户，中欧双方各自的制造产品分别占据低高端，形成互补。2008年据统计欧盟就已经在对华贸易中出现了一千七百亿欧元的逆差。
　　这一逆差问题与美国类似，但又有不同之处，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消费产品，却吝于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和设备，而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却一向采取批准出口但将自己的产品卖出高价的方式，因此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进出口交易都是按照双方的实际需要和供求关系进行，政治上的考虑和严格技术限制退居次位。如此一来，解决欧洲对华贸易逆差就成为更加棘手的问题，无法像对美国贸易赤字那样，只要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开始大量出口高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就可能达到贸易平衡，至少可以大幅缩小美国所谓的逆差。欧洲国家既需要从中国进口很多消费类产品，对华出口也能满足中国对其高端技术和设备的需求，双边贸易中能够十分显著地增加欧洲出口的余地并不大，因此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前景并不乐观。关键在于，在全球化的前提下，除非欧洲国家考虑回到完全自己生产普通消费产品的方式，才有可能避免大量进口来自中国的类似产品。但是欧洲正在热衷于推广低碳经济和打破减排困局，没有可能再把海外工厂搬回本国重新装设，那些外包业务和海外投资本来就是本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有效手段，既避免支付高薪和高福利，又将大量耗费能源和造成污染的生产过程转迁到发展中国家，一举多得。现在如果重新实施本地生产，虽然能够短期内增加本地就业和减少进口，但国民经济的整体成本必然大幅上升。欧洲各国的政党即使十分关注就业和贸易赤字，也无可避免地要考虑从事本地生产带来的更多令人感到头痛之事。
　　回迁和大幅增加出口都不现实，剩下的就是从中国方面想办法，尽量减少中国的对欧出口。政客和媒体一般只看到短期利益，很容易着眼于减少来自中国的进口，就事论事，施加压力，通过一些法律规定，以图更多地以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措施减少中国产品的流入，多少减少一些就算作他们的政绩。这也是最近几年欧洲与中国的贸易纠纷持续增多的根本原因，背后还包括中国利用贸易顺差，得以接连超过欧洲核心国家，这一快捷的势头令欧洲人担忧。
　　由于欧盟机构中常见的延误和不协调，中国实际上还是与欧洲核心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更为紧密和持久。
　　德国一向是中国进口高质量产品和工业设备的首选之处，是一个稳定的供货商，在欧盟对华贸易中占据了三分之一的份额，同时也是英国之后的最大对华投资者，包括大众汽车这样的长期投资者和中国汽车市场的领先者。德国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即使成为欧盟领先核心国，也很少按照政治意识形态取向行事，能够满足中国技术进口和更新的需求，特别是在中美关系矛盾激化时，德国经常成为受益者和向中国出口类似技术设备的国家。只是到了默克尔执政初期，德国的取向才有显著的变化，跟随美国，疏远中国，但随后又在中国进行相应反击的形势下回到原轨，恢复正常的商业贸易状态。德国以后在贸易保护方面可能会向其他成员国让步，以求一致，同意对中国采取某些限制措施，但中德之间的贸易关系基本正常和顺利，中期内中国对德国技术和设备还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
　　法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进展比较曲折，具有两个鲜明特点。法国曾经因为向台湾出售大批武器而受到惩罚，在华投资和业务大受影响，被排除在商业竞争和投标的名单之外，外交关系低谷导致法国在贸易领域内利益受损。法国随后改变策略，不再触及中国的台湾问题，完全以大陆为主要市场，从而获得很多投资项目，包括大亚湾核电站和雪铁龙标致等汽车项目。另外法国也是中美关系低落的直接受益者，借机大力推出空中客车飞机，与波音分享大陆航空市场，卓有成效。法国今后在核电站、连锁商场和环保企业方面仍然在中国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英国在欧盟对华贸易和投资中都占据主要地位，是欧盟中最大的对华投资国, 但英国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同中国争拗棘手的香港回归问题，陷入歧途，双方政治立场的对立导致贸易关系的复杂化，气氛十分不融洽，甚至香港英资公司迁出香港另寻注册地也成为敏感的大问题。英国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坚定执行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政策，利用政治议题与中方纠缠，力争为英帝国的撤离留下将来可以操控的政治势力。这一特殊经历甚至影响了他日后在欧盟任职高层时的对华态度。但是中英关系中香港这一负面因素在布莱尔工党政府上台和香港回归顺利完成后悄然逝去，早已不再是一个主要问题，放下殖民时代的包袱之后，双方讨论贸易问题时完全是从对等国家的关系出发，英国更多地关注中国大陆的市场和所受到的待遇，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享有的准入待遇，也试图更多地仰仗欧盟的集体力量和统一谈判立场，意识到继续单靠英国的力量与中方对立基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这些欧洲核心国家与中国的商贸往来已经逐渐被欧盟的集体立场和统一规定所覆盖，即使它们都同中国保持着正常的贸易关系，那些欧盟制定和通过的条款依然会影响到它们的对华关系和迫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欧盟与中国在贸易领域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带普遍性的问题，一是倾销和反倾销，二是欧盟实施的高标准技术壁垒。欧盟曾经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如电视机，实施高额反倾销税，以致中国产品被迫退出欧洲市场。这一手段使用频繁，效果显著，在中国出口增多和欧洲产业界出现一些抱怨情绪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只要基本符合倾销定义，就不会被裁定为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在技术壁垒方面，欧洲国家自然走在世界的前端，对进口产品制定极其细密的标准要求，如在尾气排放标准上，出口到欧洲的汽车都要跟上欧洲的规定，从欧三到欧四，必须自行淘汰以前的型号，如果欧洲的规定发生变动，即要尽快进行耗资巨大的更新和改装。欧盟又推行产品化学含量的统一标准(REACH)，其中鉴定、化验、认证的过程漫长，费用高昂，结果必然是加大总的费用支出，令一些难以承受重负的中国产品被淘汰出局，放弃向欧洲市场出口。这类技术型贸易壁垒明确针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受到欧盟立法的保护，实施手法隐蔽，很难被视为简单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而且欧洲企业自己也受到这些严格标准和规定的管制，中国出口企业也无话可说，只有选择加大技术投入或是干脆放弃欧洲市场。对欧洲人来说，通过贸易保护和技术堡垒降低中国产品进口的冲击是保护本地产业和经济的一个较好方式，针对性强，既不必完全由自己生产各种消费产品，又能够有选择性地敲打某些进口过多的产品类别，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准则去操作，虽然总体对华贸易逆差不会消失或转为顺差，但容易达到控制和调节进口、满足本地企业要求的目的。
　　这也就是欧盟官员在宣布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倾销税时仍然不忘强调中欧双方贸易关系正常的原因，继续享受进口产品，同时降低逆差，都要由他们主导和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调整。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欧洲人将更加趋向于在享用中国世界工厂产品的同时降低中国通过贸易得来的收入和限制中国在欧洲投资等经济活动，更多地将中国作为一个存在着正常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的国家，而不只是一个真正结盟的国家，与中国一向寄予希望的特殊战略合作关系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欧洲人的这一倾向之前已经颇有兆头，即在生意签约时浮现一时的好感和一些赞誉，但随后态度骤转，随时随地出现不利于中国的言论和措施，民意和媒体气氛转为恶劣，直到下一次再签约之时。只有经济利益，而没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欧盟逐渐定型和投入世界地位的争夺时，中国的稳定增长更多地是一种对欧洲势力定位的威胁，还有就是一个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来源地，如大笔订单或进入中国市场的许可。中欧双方在政治文化方面的隔离依然存在，而经济利益目前尚且是个缓冲器，而在必须争夺和竞争时能否依然加以忍受，就不可知了。在中国企业出口的产品尚未威胁到欧洲国家高端产品领域时，欧洲尚且能够忍受来自中国的一般消费品进口；一旦中国制造产业成功升级后顺利进入那些利润丰厚的高端领域并加剧竞争，欧洲国家出口受阻，面临全面进口，欧洲人将无法继续忍受下去。那时将是中欧潜伏的矛盾激烈爆发的时刻，将之前营造的友好气氛和正常买卖关系破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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