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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政治围堵

回顾中美之间的形势变化，似乎又出现循环的迹象，成为双方都难以定位的局面，既是对手，又有相关利益难以割舍。从中美的第一次聚首，在七十年代初开始接近和缓和，就带来了改变世界的效应和刺激各项潜能的发挥。而目前这一次，对立双方的实力更为接近，也使任何一方的举动不可能绝对强硬到底。看来中美之间任何大的举动，不仅仅是双方的，更是影响世界的举动。三十年来出现了两次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地位明显上升，而美国的地位要部分依靠中国才能确立，虽然仍然是超级，但已经不再能够轻易压倒或任意恐吓中国了。
　　中国是否取代俄国成为美国的主力对手，要分开几个方面看，经济方面最有希望，军事方面刚刚及格，但威慑力尚且不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虽然“唯武器论”应尽量避免，中国并不惧怕直接的军事冲突，但仍然需要依靠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中国都称得上是能与美国并列的大国，拥有自己独立可行的系统，保持相对稳定。特别是在国家领导层方面中国还略占优势。美国的奥巴马是目前政界难得的领袖人物，在世界舞台上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他这样的新锐魅力政客在国际上为美国政治挽回了分数和影响，博得的好感抵消了前任美国政府自我塑造的愚蠢负面形象。尽管如此，美国政客们普遍的目光短浅和才能平庸在过去的十年内已经充分暴露，世人皆知，令人不抱太多希望。在适应国际形势大局变化的能力上，更是大为可疑，老一代因循守旧，还沉浸在冷战胜出或与中国争人权民主的老套和陈词滥调里不能自拔，而新一代则更多地受到新保守主义的影响，“美国第一”的概念牢固，可能分裂为对外强硬派和孤立主义派两派，为了国内问题的解决而放弃在世界上的责任和道义。奥巴马之后，目前还看不到具有潜力的政治家和真正领会世界格局的领袖人物，最有可能浮出的倒可能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孤注一掷的政客。当前美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很容易产生小布什那样的执政者，上层充斥着许多不乐意花费心思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形势的议员们，而从州长市长出身的总统更加偏向于地区议题和利益，所以像佩林这样的新星也可能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曾经红极一时的所谓领袖人物朱利亚尼根本名不副实，只是沾了“9?11”事件的光，而新“茶党”的出现只是增加了美国内部政治的混乱和难缠，并没有杰出领袖和人士浮出展现。奥巴马将领袖人物的魅力和号召力提高到近期少有的高度，目前已经大幅回落到中等水准，后继人选中更加难以望其项背，继续平庸和狭隘的可能性更大。在这一方面，美国与稳定上升中的中国领导层相比将稍逊一筹，前景预期有别，信心强度不同，只有在施展谋略和连结盟友上多下工夫。
　　即使奥巴马本人有至今的表现，但对改变美国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中的过失，他还是无力的。他的上台主要还是由于白人选民的推举，让他承受了太多的许诺和责任，一旦白人选民失望，仅靠黑人对他的好感是无法执政的，更何况由于他上台后为了体现民族融和全国统治的责任，特意保持距离，黑人已经对他表示出不少失望，并非他的天然支持者。在民主党内，总统和国会议员们仍然是两个圈子，按照分权的原则，并非保持同一阵线。而奥巴马也没有做到承诺的跨党管治，国会内基本上按照政党投票，极少有共和党方面的合作，两党分野和互斗仍然如故。已经获得通过的医改法案，民主党依靠自己手中的多数获胜，共和党反对，毫无意外，今后也将继续与总统的意愿相背，甚至在议会多数在手的时候加以取消或大幅修改。在奥巴马的民望和魅力由于审美疲劳和效果不佳而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民主党政府的主政自然会困难重重，以致再次出现克林顿政府时联邦政府关闭的窘境。
　　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年代内主政的奥巴马政府，将是中国今后几年打交道的对手。奥巴马本人的思维和想法无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治的多重困扰，虽然是黑人血统，已然在数十年中接受了白人统治思想的灌输，脱离不了美国一贯优先和优越的主线。他在历次重要演讲中表现了这一特点，即从其特殊的地位和经历来诠释美国精神，那种让他去全力捍卫和不容置疑的精神。他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仪式上的讲话，与小布什前任的主张和意识并没有多大区别，满纸豪语均是在为战争辩护，气势有余而诚实大为不足，依然无法摆脱明显的美国式陈词滥调，多次自诩为正义战争，享有自选宣战的权利，别人无可阻止。换了小布什，他同样会这样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只要把“正义”随时摆在自己一边就可以了。这与和平无关，讲了半天和平，仍然抵不过战争的诱惑。奥巴马故作深奥，空泛广义地谈论战争，似乎是在现场作博士论文，丝毫不谈两场战争本身就具有的非正义性和付出的惨痛代价，对奥巴马和美国人来说，一场战争的沉痛代价只包括美军的伤亡人数，可以无视多无数倍的被侵略国和受害国承受的损失和代价。正是美国发现自己难以承受战争延续的代价，又因为侵略和破坏世界公约和平而受到世人的谴责，才开始在撤军的借口下争取别人的赞同和认可，挽回失败策略所带来的低落国际声望。这点再次证实无论美国何类政党政客主政，为了美国独一的利益，都可以采取任何措施和手段，无视国际惯例和华丽言辞的许诺，可以做出任何颠倒是非的行动。
　　最为可怕的是，奥巴马这样的语言巨人，虽然一时鼓舞人心以致让人产生错误期盼，却经常采取滔滔演讲之后马上翻悔的手法，例如，贸易制裁在发表双边关系公报之后，对台售武在承诺合作之后，派遣舰队在国事访问之后，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翻悔也在对气候变化作出公开承诺之后……，不一而足，充分证明他的政权很容易变成行动的侏儒，反而比右翼更为阴险，更加言行不一，不可信任。
　　中国一些人对奥巴马上任第一年就访华表示相当感动和期望甚高，希望奥巴马采取实际行动把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减少麻烦，不像以前的美国那样难以对付和令人头疼。这些期望破灭的速度实在太快，几乎仅仅在希望刚刚升起的时候，毁约的事情就出现了，而且美国丝毫不认为这和影响双边关系有何联系，继续装天真，尤其令人失望。奥巴马在很多演讲里边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故作不知，摆出诚实纯真的外象，使听众和别人产生误解，以为他所讲均为真实想法，对其所作承诺也不必怀疑。由奥巴马政府表现的公开两面性，推而广之，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贯两面性，中国必须认真提防和应对，不可反复落入同一圈套。
　　过去几年来，在中国与美国的实力接近又利益相关的现实局面下，美国采用的计谋和方略随之变得更为巧妙、频繁和多样化，中国所面对的压力显著加大，冲突不断，应对当中稍有不慎就涉及利益损失和挫折。这一局面中，还存在着很多深层问题，都与美国对待中国起步复兴的方略有关。
　　几十年至今，美国已经没有能够用来控制或限制中国实力影响的国际组织，在联合国内中国已经占据大国席位数十年，仍然是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位子的唯一亚洲国家，日本由于其特殊的战败国地位而无法涉足，印度虽然在努力争取，也只有在联合国推行广泛机构改革之后才有些许可能。中国在本世纪初反复作出让步之后，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前还在磨合期内，还有一个门槛尚未跨过，所谓“市场经济地位”尚未被正式承认，难免受到西方国家利用现有规则进行“合理”的打压，但中国已经不会再被置之于门外，一般情况下不会再遇到承受高额关税的非世贸成员待遇。这虽然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世界上一百多个经济体都可以享受这种普惠权益，但是中国已经可以利用这一特惠制作为抵制贸易歧视的保护手段之一。中国在“市场经济地位”上的特例待遇，也将于2016年自动失效，届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无权再以此托辞实施制裁。奥巴马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数次含糊提到注意到这一问题和准备成立工作小组磋商，与他的政府多次实施对华经济制裁的果断行为相比，在这方面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在拖延和尽量利用这一借口使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具有合法性。而等到接近　2016年才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就不是提前而是不得已，毫无诚意，难以得到中国理解和积极回报，双边关系依然建立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之上。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中国一旦进来就很少可能再被赶出去，而且由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已经开始增加发言权和相应的权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得到提高，实际总份额中有了增加，是发展中国家份额最大的一国，又为中国历来首次，是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由于缺钱而不得不采取的退让之策。
　　美国唯一可以利用来制约中国的国际性组织，可能只剩下北约军事集团，是美国加欧盟的产物，纯粹的西方集团，最为典型的代表西方人的真正利益和取向，中国是没有资格加入的。但是同时，美国利用那个名义上的地区性组织采取对华军事行动也是不可思议的，北约成员国之间的意见难以达成一致，欧洲人也有意识地要建立欧盟自己的军队，以消除北约与欧盟之间重叠和尴尬的架构问题。北约在欧洲之外采取军事行动受到法理上的制约，始终不能理直气壮，只是依靠美国的全球强势才勉强成行，北约部队被美国人牵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至今难以离开。
　　欧洲国家虽然在军事上和舆论上与美国站在一起，也无法逃避欠缺明确合法性这一事实，任何国家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最终不能超出中国身为常任理事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范围，北约的单独行动实际上是擅权而为，没有美国人领头和撑腰，早已各奔东西了。欧洲人作为北约军事力量的配角，只能安慰自己和期望这不是美国早前遭遇的越战泥潭，若要在此之上为了美国的利益而以北约各国的名义向中国开战，则更加荒唐和违法常理，出现这种前景几乎等于世界末日的到来，可能性极低。所以中国对于北约的存在也泰然处之，美国仍然是主要对抗目标，在可预见的将来与美国发生的武力冲突中，中国面对的极有可能只是美国军队，而不是朝鲜战争中美国召集而来的众多附庸国的军队。基于以上这些国际组织的现实情况，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纠纷只能在两个国家之间解决，其他国家旁观，国际组织或地区性组织不可能公开加入美国制约中国的军事行动。
　　中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并积极参与活动，令利用这些组织刁难和制约中国的企图都难以明显见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从2008年开始在国际组织之外，针对中国的核心利益轮番下手，集中在西藏问题上，将其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推出达赖到美国和欧洲广泛活动，就北京奥运会的海外火炬传递谋划召集和资助各种抗议活动，并利用西藏地区暴乱挑起争端，一时间在西方世界中似乎西藏是中国的最主要麻烦，达赖也乘机收取了相当数量的活动经费。西藏这个所谓的“国际”问题一直没有了结，只有在美国不再把它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筹码，最终放弃利用海外流亡藏人之后，才有停止的希望。西藏自治区位于中国境内，外国势力无力把它实质性分割或迁移出去，只能固执地把它作为损害中国利益和外交形象的一个顺手工具。流亡藏人中的激进分子决心把流亡政权及其事业继续下去，这一取态其实主要是建立在美国和欧洲会继续给以他们的各种实际支持之上。一旦中国的地位上升决定了美国不得公开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行动，他们对流亡藏人的支持就会变得不再那么确定无疑了，就像以往出现过的情况那样，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正式建交后，被美国政府下令减少和终止资助达赖流亡政权破坏西藏稳定的活动。
　　达赖在西方国家依然吃香，成为政客和媒体政治正确性的标志，他赖以为生的资本不仅是被西方捧为地位最高的佛教领袖，更主要的还是西方人容易理解和认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样一个名目，被执意加在达赖身上，使他成为与其他名人并肩的世界性人物，变得比一般的宗教领袖更加不容触犯。那些并不热心藏传佛教的西方人，也愿意去听一个诺贝尔获奖人的演讲，并且很少愿意提出负面的疑问，与中国人通常的心态一样，不愿冒犯或得罪那些带有煌煌桂冠的名人。西方传媒的力量把达赖再进一步塑造成人类心灵的精神导师，一位内心平和的类圣人，高于政府，远离政治，更胜于那些四处宣扬心灵鸡汤的人物，这对心理疗伤需求多多的西方平民来说，进一步增加了吸引力。在这三重身份之下，西方人对达赖的认识变得既简单而又极端，不易接受针对达赖及其追随者的批评和回击。中国既是无神论国家，又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对立面，使本来并不存在的西藏问题被西方人视为一个国际问题。而达赖具有的第四个身份，流亡政府首脑和冲突事件策动主谋，都被西方媒体特意强调的前几个身份所掩盖，极少被提出来深究，达赖个人的表演能力和对西方式公关的领悟也发挥了作用，常用的手法是以前三个身份出场和蛊惑听众，而在听众的敬仰和共鸣之中传递与第四个身份相符合的政治信息，公开其对中国的敌意和自己的真实意图。一旦因言辞激烈而出错或受到有识之士的质询，马上回到前三个身份的语态之中，敷衍了事，蒙混过关。
　　在西藏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必然会继续利用达赖一段时期，让其四处游方化缘，发挥余热，而支撑图谋分裂中国的那个藏人流亡政权，对美国政府来说并非庞大支出，拨款数额同维持海外军事打击力量相比微小至极，但刺痛中国的效力尚在，并可以用来争取其他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以占据所谓的道德高地而否定中国的平等地位和中国发展方式的可取性。达赖集团这一工具的性价比是如此之高和令人满意，美国和欧盟自然难以舍弃。
　　在美欧政府试图利用达赖的时候，总是有西方媒体和所谓民意出来支持达赖的到访和宗教活动，但是如果只是宗教传道，达赖作为政治工具的效用其实十分有限，设想达赖卸下他具有的第四个政治身份而只进行与宗教有关的活动，那么无论他怎样宣讲藏传佛教和收取出场费都无关紧要了，恢复到正常的宗教领袖身份，甚至可能通过谈判而回到国内为藏传佛教广为布道。但如此一来，对整个海外藏人流亡政权来说则是个重大打击，没有其他海外藏人可以和达赖的宗教地位相比，政治地位更加次之，而一个如此退化到原教旨派宗教首脑的达赖对美国人的吸引力自然也要小得多，很难有足够的理由和兴趣再给一个去政治化的达赖颁发国会金质勋章和大量发放拨款。
　　欧美各国数量众多的非基督教派首脑、少数民族杰出人士、心灵鸡汤畅销书作者都享受不到类比达赖的待遇，甚至受到歧视和监视，达赖的前三个身份都是展示给西方民众和媒体看的，真正管用的却是他的第四个身份，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实用性极强。
　　达赖因为其自身的关系，也不会放弃他的真实身份而只满足于一个宗教首领的地位。
　　但是他的实用期是有限度的，迟早会面临传位给下一世达赖的紧要关头。一旦这位献身于分离国家的达赖喇嘛衰老和圆寂，他所承载的一切西方给予的荣誉都将随之逝去，影响局限于海外，后继无人。达赖地位的传袭必然以国内藏族地区的世袭灵童转世程序为准，任何海外推出的人物必然是伪达赖，得不到教主之位和中央政府的认可。而且下一世达赖必然要在现任班禅喇嘛的督导下才能通过过渡期而最终就位，这一程序也在中国政府的掌握之中。现任达赖是个特例，虽然人在海外，但其正统身份是从西藏地区延袭而来的，今后的达赖喇嘛必然要在国内藏区产生，而不会再来自于寄居海外某地的一个小集团。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的海外指派的白人达赖喇嘛，只是西方人的随意杜撰和臆想，毫无根基和理据。如此一来，达赖流亡集团势必每况愈下。现任达赖喇嘛尚带有一定的明星效应，演讲时拥有相当数量的听众，和其他西方名人演讲圈钱的表演没有多大的差别。在此之后，藏人流亡集团内部没有宣讲布道的教主可以与现任达赖平等相坐，大多数是投身政治的平常人物而非佛教高僧。更为致命的是，即使他们能够勉强推出一个伪达赖和佛教首领，诺贝尔奖得主这一蛊惑西方人的荣誉头衔将成为空空如云之物，貌似虔诚的挪威人极少可能会再颁发给藏族人一个类似的奖项，不仅大形势与八十年代时空迥异，而且按照诺贝尔奖的程序，反复发给同一组织或个人也没有先例和足够的理由，倒不如颁发给其他可以用来刺激中国的异类人物。因此，藏人流亡集团可以不再寄望于诺贝尔奖凭空落在他们头上，免费为他们的事业打气输血。美国和欧洲国家尽可以批发较为廉价的其他奖项，但含金量则大为不同，很难再度制造出那种令人高山仰止的感觉。缺少西方人赐予的第二个尊贵身份，失去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笼罩，原形毕露，演说现场蛊惑力再弱于西方名人，美欧国家中的所谓信众将再也不会象迷信现任达赖那样尊崇下一个伪达赖，以致疯狂无忌地支持海外流亡藏人集团。由于频繁策划境内暴力活动，海外流亡藏人集团已经失去大陆民众的信任，不利于舆论宣传，得不偿失，尤其是对达赖的离异和诡异行为也让人反感日增。如果再因为达赖圆寂而失去美欧国家的实质性支持，那么该集团的困境将会日益加深，地盘和影响力日趋缩小。
　　现任达赖通过布道和到各国紧密活动获益匪浅，而中国对各国首脑接见达赖的无理做法只有继续强调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损害双边关系，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把达赖当做宗教人物，那么西方国家政府首脑更没有理由非要和他见面，除非他们是真正的佛教徒，而那些政客们本身也没有多少耐心去频繁邀请和会见本国内的非基督教机构首脑，基本上是视而不见，他们平时非常夸张地四处宣扬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很多时候并不包括对本国少数派宗教的热情支持和资助。这里面彰显出西方人的两面手法和无法自圆其说的固执。即使是出于对达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身份的尊敬，官方接见和大事宣扬也缺乏充分理由，达赖只适合于去出席一些非正式的讨论会。西方媒体比政府官方的说法更为露骨，实际大多是把达赖塑造成与中国专制者对抗的自由斗士，以便激起西方人的臆想和随之而来的狂热行为。像美国人的做法，由国会接待和颁发奖章，只能是出于特殊目的的政治活动，着眼点是在双边关系上挑起争端。奥巴马政府2010年初特意在白宫接见达赖，实际上也是出于应付国内压力的目的，明知不会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和管治有任何影响。对付那些愿意故意高调接见达赖的国家，让他们付出相应的代价和承受双边关系降级的风险，使肇事国遭受的实在损失相当或超过达赖得到的资助和所得，每次接见达赖，该国政府事后都要花费时间抹平余留的麻烦，而该国企业也跟着承受一定的损失，只有这样才合理，不然受到损失的只是中国一方。如果预期的和实际遭受的损失远高于追捧达赖一类人物的收益，西方国家自我标榜的虚伪道德标准再高，也会缺少采取同样行动的意愿和动力。
　　所以由达赖造成的问题要由达赖去解决，圆寂之后就会见分晓，看美国和西方国家再如何利用西藏流亡集团演戏。中国并不是在与达赖争斗，他早已退出中国政治领域，对国内无法施加影响力，斗争之地是外交领域，与达赖身后的美欧国家争权益和平等地位，达赖只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辅助工具，最坏的情况也就是美欧国家普遍因为达赖的可悲境地而与中国交恶，所谓的民意也散发强烈的敌意，但依然不可能因此而比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外部环境更为恶劣。达赖已然忘记了他的真实地位，以为海外流亡集团是个真正的政权，想象着进行与中国政府平等分权的谈判，就好比台湾的渐独人士一样。中国拒绝任何以西藏为议题的外国机构介入，即使是美国国会设立的所谓西藏特派代表也无实权插手西藏事务和代表达赖进行活动，只能作为安慰达赖集团的一个挂名办公室而已。中国并不存在西藏问题，更不存在美国欧洲国家臆想的那种可怕的西藏问题，保持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将是主题和任务，并进一步成为国家西南部稳固的国防基地，此间没有外国利用外交手段实施干预的余地。
　　如果达赖能够回去，确实释放他那令不少西方人倾倒的善意并真诚悔过，还有进行谈判和走向和解的机会。既然西藏地区不是外交问题，而是内政，中国在西藏的施政就不会接受国外机构和媒体的查询，有进展自然会由国内有关机构宣布。在中国政府处理得当的情况下，随着整体国力的上升，西藏继续稳定发展，美国欧洲在所谓西藏问题上能够掀起的风浪和制造的麻烦就会随之减弱，由此而威胁到中国国体的可能性愈小而微。
　　达赖之后又被西方捧出维族的热比娅，在这方面出头的是欧盟和澳洲，背后是美国，目前还没有成气和成事，主要就是因为热比娅头上还没有被西方人戴上耸人听闻的桂冠，又没有成型的组织机构，连获得西方政府的金钱资助都要通过其他渠道。真正的忧患在于中国西部的复杂和多民族性，必须采取打击东突组织恐怖活动的措施以保证西部边境的安全，比汉族地区多了一重障碍，目前的首要目标即是预防美国欧洲把热比娅一类的人物豢养和抬高到与达赖集团相近的地位，十分必要作出舆论上的准备和反击。
　　美国经常采用的是轮换策略，近几年在西藏和达赖问题上寻求突破，避免冷却，而前几年则集中利用民进党执政的台湾当局，在台湾问题上成为陈水扁的支柱，一以贯之地支持挑衅大陆和去中国化，一度增强了两岸的分离状态，只是在大陆反应趋向强硬、接近于武力解决时，美国才为了不被军事卷入而对陈水扁政府加以轻微的约束。美国当时把台湾作为自己手中的牌来打，并没有将其视为自己的麻烦，只有在面临武力对抗的选择时才认知台独威胁爆发的毁灭性，不再逼近中国的底线，转而支持马英九的国民党。这是中国实力强大并且表明为保住底线而战的决心之后才产生的局面。
　　美国人应该感谢马英九，在美国陷入金融危机、自顾不暇的时候，他没有像陈水扁那样疯狂地持续挑战大陆，把美国拉进去，演变成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果发生那种失控的情况，身陷海外战争和金融危机的美国将难以多头应对，必然要作出选择，可能不得不放弃处于次要地位的台湾一方。马英九的阴柔做法则降低了来自大陆方面的敌意程度，表面上缓和了两岸之间的紧张局面，从侧面推动了中央政府放下艰难的台湾议题，给以台湾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台湾作出更多的让步。这些缓兵之计为美国赢得了必要的时间，先从金融危机的急迫形势中复苏过来，集中精力逐步消化各种压力和负面因素。又加上奥巴马新总统首届任期内带来的某种朝气，使美国得以开始重新部署大局，包括从伊拉克撤出和增强阿富汗战场军力等。在不损害台湾基本利益的前提之下，美国似乎又可以向台湾政客们的柔性台独路线提供各种庇护，包括军售，而不至于同大陆闹翻脸。马英九实际上帮助美国渡过了难关，功不可没。
　　目前马英九政府执政能力偏弱，超出人们的想象，对绿营一味妥协和和稀泥，而对大陆方面却企图予取予求，堤内损失堤外补，通过来自大陆的利益输送增加自己执政的资本和捞取选票。
　　马英九在大陆政策上表现出软弱误判，极力回避两岸统一的关键问题，最终可能暴露出他寻求固守台湾、自成王国的根本理念，之前的友善表态不过是让人产生两岸统一有望的错觉，为自己的执政争取足够长的时间。像李敖先生这样直陈马英九不是的人毕竟极少，而抱有善良期望的人则相当不少。仅仅一两年的时间，马政权的底蕴已经充分显露，缓独的本质决定了他在诸多两岸事务上的推诿和强求输血，而专注于岛内面对的政治上的无谓纷争和压力。大陆之所以目前还在单方面主动输送利益，受到挫折甚至一些屈辱，例如，派出代表遭受肢体冲击，也在所不惜，应该是对以前确定的路线方针的坚持，仍然在期望和平统一的远景，起码维持表面上的和气，同时也在争取时间，只要在马政府任期内不发生大的冲突，就可以将精力集中在中国面临的其他纷争上和解决战略上的窒碍问题。台湾是中国与美国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不容冒犯，但是在中国复兴的总体战略上，与台湾的一些纷争不难解决，即使输送部分利益也并非不可，只要不去牵制在其他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几年的时间内，在国际大势上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2009与2008年相比即大为不同，中国的地位上升和影响扩张超出预期，导致中美关系也发生阶段性的变化，这些都会反过来大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海峡两岸都需要时间，马政权期望借大陆之助力坚持到竞选连任，而大陆在马英九无特殊异动或陈水扁式的疯狂之举时，也不急于采取激烈行动或轻易改变政策导向。即使美国政府2010年对台售武激起中国抗议和一些最基本的反制措施，也是针对美国的挑衅和在中美关系上的角力，对台湾政党的小动作和恶劣表现则不屑一顾，因为中国真正的对手是美国，打掉美国的气势和奢望，其他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台湾的马政府视野局限于岛内一隅，而中国政府则需筹措复兴大计和应付世界大局，台湾自认为较大的事态发展，对中国总体战略来说大多为重要性排后的事项，基本上由事务官员处理就可以了。马政府和其他台湾政治人物试图将台湾提升到与大陆绝对相等的地位讨论议题，从起点上就是不现实的，只是无谓的面子之争，双方所考虑的问题和面临的历史使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马政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时间并不充裕持久，其固守中华民国在台湾一隅的目标也将落空。中国政府正在逐一测试台湾的主要政党，看有无顺利合作而实现和平统一的机会，目前已经试过本土为上的激进的民进党，政权轮替之后又在测试复杂多面的国民党，其中包括与大陆意念相近的深蓝部分和浅蓝的本地势力，接近于测试出马英九的真实理念和底线。
　　对台湾本地人来说，大陆不可能影响到他们的政党，对倡导与大陆接近的政党都会多少予以排斥，这也是国民党政治表现疲软的原因之一。而对大陆来说，这些都无关大局，促进接触的主要目的是测试哪个政党与大陆合作接近的态度最为积极，可以给以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最后一线的希望。一旦大陆在测试了台湾两个主要政党之后，确认它们都是坚持独立而只是方式手段不同，执政之后均无统一的意愿和动力，都不会主动涉及统一议题，此时，大陆就失去了实质性对话的另一方，也失去维持缓和、争取合作的理由，不再抱有虚无的期望，从而进一步改变近年来怀柔的主流政策，找到了采取强硬立场和极端措施的充分理据，进行最后统一的准备工作，包括下决心采取非和平手段。
　　台湾独立不是选项，分立也不是选项，在双方良性互动谈判的格局下可以达到的最好结果是松散的联邦形式，赋予台湾相当的特别地区优惠条件，而一旦统一在非谈判方式下达成，台湾能够得到的最好结果是中央直辖市的地位，并且必须经过彻底调整的过渡期。当那一决定时刻到来之时，大陆拥有的各项实力已非美国可以完全遏制的，美国的对华政策难免面对失去基点的局面，全面控制台湾各政党充当自己打手的策略也将失效，那些制造麻烦的政党反而会挑起危机，把美国拉进去。虽然台湾还有利用价值，包括对抗大陆和出售军火，但两岸关系失控和直接冲突则十分不利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对台湾而言，它将失去目前的那种安全感和蔑视大陆温和政策的优越感，在预期到来的一场冲突中失去一切。马英九政府的时间不多了，台湾内部各政党制造纠纷和摩擦的时间也不多了。
　　美国几十年来曾经倾力扶植各种所谓中国异见人士和海外民运组织，迄今未见任何成效，那个由他们资助和督导的民运领袖人物重登大陆执政的前景是愈来愈遥不可及了，令美国人无法再抱任何乐观态度。事实证明，远离中国国土的政治人物将失去政治生命力，丧失操控这片土地和左右政局的实力，必须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亲身实地地反复实践和谋划，才有最低的成功可能，任何外力支持或否定的直接和后续影响都十分有限。如同军队一样，没有实际指挥过作战部队的将军始终难以服众和真正统领驾驭。美国政府和政客曾经十分青睐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组织，认为他们是未来领导西方化中国的精英，资助不遗余力，活动层出不穷，一度声势浩大。但是中国情况呈现难以预料的趋势，不仅渡过了乱局和危机，而且保持着稳定的增长率，被隔绝在海外的有限民运阵营很快失去势头和豪气，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一直不“崩溃”的情况下他们无处下手，也确实无事可做。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逐渐拉近，美国数度面临重大危机，发动侵略战争，使依靠人权口号和海外民运敲打中国的手段不仅实际效果全无，而且日益变得十分滑稽。
　　海外民运这张牌令美国政府大失所望，现在已经很少再打，海外民运组织和人物也已经基本上偃旗息鼓，无所作为，连申请美国政府资助都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少数头面人物之外的不少人自谋生路，自顾不暇。还有投靠台湾和香港组织的，碰到特定日期就出来表演一番，比如，到深圳罗湖口岸闯关等，结束之后拿到相关费用就消失隐居，直到下一个特定日子再现身，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北美特产的鼹鼠，依日照时间长短而出动。某些像美国人一样偏执的，其活动愈加走火入魔，一意孤行，不可理喻，例如，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和支持藏人暴力活动等，把自己与大陆人和海外华人彻底地切割，适得其反，影响力日渐衰微。美国政府和那些利益相关组织早已把注意力从这些过气的海外组织转移到中国国内人士身上，极力寻找任何可以沟通、语言意识相同的人士，从远方给以所谓道义上的支持，使一些边缘人物或者具有特性的人物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和明日治理中国的人才。可惜这些人一般都在社会中下层浮沉，离权力中心甚至政府部门甚为遥远，和海外民运组织一样十分缺乏实际执政经验和能力，仅限于引起喧嚣，却难托重负，成事不足，所谓的街头政治更非中国社会能够普遍接受的政治活动方式。
　　美国政府用以对抗和扰乱中国局势的老三件工具、藏独、台独、海外民运，都已反复施用过了，在美国人手中还有某些剩余使用价值，期望以小动作搅起大风波。藏独和疆独都已登场，藏独开始时很有效力，在西方民众中形成固定的思维，达赖喇嘛被勾画成圣人，得到西方人和中国人都认可的诺贝尔和平奖，每次美国和西方打出此牌，都在他们自己的民众当中提高人权的道德高地，增加对中国的厌恶，同时也为他们的政府增加谈判获利的筹码。
　　但今日中国面对这些挑战时已经不会再像八十年代末那样凛然紧张，反而习以为常，可以明显感受到对方的利器正在变钝，花样单调，对自己的震撼和冲击力愈来愈小。美国人手中的砝码使用过度之后引起反弹，特别是海外华人对藏独疆独的鄙弃，只有那些绝对迷信美国和西方民主方式的人才会跟随，反而破坏了美国政府原先的美好打算和计划。意外突发事件难免造成一定混乱和损失，但是这些都不能阻碍发展复兴的基本国策和进程。随着中国真实实力的增强，并非那些西方虚浮的以消费拉动式的增长，解决和消除这些外部干扰和阻碍的条件会更加成熟和完备，从而不必特意将美国人挑动和激化的事件作为头等大事对待。美国仍将在这“三大件”上持续试探和刺痛中国，但美国以前的光环已经暗淡，道德高地塌陷，一切回归利益冲突和实力博弈。时空差别带来的巨大变化，连口不离“变化”二字的奥巴马时代的美国人，也会对“今非昔比”这个深邃的概念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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