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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未定的欧元

欧洲强化自己独特国际地位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不惜一切地推出欧元。欧元本身是一个集体的产物，它于1999年正式亮相和使用，暗中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大显身手，寄托着老欧洲二战以来历久经年的强烈希望和美好愿望。在各成员国的极力推举下，欧元超出了一国货币的界限而成为一洲财力的象征，与美元相对而立。美元当年被作为与黄金相等的国际硬通货，半个多世纪以来使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美元的强势压制之下，即使是经济大国也避不开使用美元，并因为美元和美国政策的变动而承受影响。只有美国人是例外，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操纵自己印制的货币，升值或贬值，别人只能接受和被动地应付，即便美国狂印钞票，也不妨碍它把通货膨胀转移给其他国家。美国也将美元作为支付手段为本国的进口付账，保证本国居民充分享受从海外进口的各种货品，并不怕出现外贸上的逆差，付出的美元最终也是美国人自己印制的纸币，在财技和美元为后盾的操纵之下很容易完成商业交易，从国外获得实物或服务，手中拥有无限量的美元纸币可供支付，从而让美国国民和商业获益匪浅。即使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能够接近美国，掌握美元这一独特优势一向有利于保证美国不会失去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国际上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其他国家都是不太准确和变化频繁的，因为他们每年的计算结果都要被转化为美元之后来统一排列，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货币贬值，很有可能它的经济增长率和排名反而会多年下降。只有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数字上是准确的，因为它用本国货币计算，不受货币兑换率升降带来的扭曲。美国通过任意增加自己的货币供应，就可以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大为增加本国的总值，例如，政府扩大国债规模以刺激国内经济或散发补贴以刺激消费，促进经济规模总体的扩大，而其他国家则必须将实际经济活动的成果依照美元的币值计算本国总值，既被动又缺少任意加码的空间。人们很难确定美国目前十四万亿多美元的经济规模有多少是依靠这种货币增加值和数字游戏变出来的。打破美元的垄断是其他发达国家持续增长和成功挑战美国经济的关键和中心任务，只有将美元还原到一国货币的地位时，国际贸易和国家经济的增长才可能摈除那些人为扭曲，确实具有准确性，而美国在丧失其独有不变的货币优势之后，势必被迫进行公平的竞争，加大它被其他经济体超越的可能性。
　　欧盟的核心国家早已认识到美元对维持美国霸权和压抑其它经济体的特殊作用，因此决定利用已经会聚起来的经济实力合力推出欧元，在各成员国之间流通无阻。这是对美元的一个重大挑战，击中美国霸权的核心要害。
　　在欧元更多地被当做流通支付和储备货币的时候，美元的使用量和范围必将受到限制和缩减，以前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也与美元相关，拿美元这一硬通货到其他国家采购商品，现在使用同一货币欧元，欧元区内各国不再需要美元中介，兑换次数和交易费用大为减少，方便工商业和消费者，增加效率和灵活性，获得了商业上的更大自由，最终提高欧洲经济整体的活力和实力。如此多的国家使用欧元，至少要大规模地减少使用美元的次数，美元退出那里的流通市场更加成为一个趋势。美元需求的减少对依靠这一任意支付权的美国来说是个难以忍受的制约，迫使它增加生产和进行平等交换，不能再拿本国的货币去随意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美元流通和储备的市场受到侵蚀，美国人低价甚至免费享用其他人、产品的权利被剥夺，向其经济体转移经济和货币危机的能力也随之大为减弱。欧盟国家的行动确实针对美国最核心的利益，这同人民币推向国际化有类似作用，但欧元区本来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俱乐部，经济实力雄厚，货币流通国际化，容易被其它经济体接受，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对美国和美元的威胁最大、最直接。此消彼长，美元和欧元的对比将逐渐向有利于后者的趋势发展，大为改变美元独步世界和托起美国经济的固有格局，欧盟有望达到让欧元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币的终极目的。
　　美国人自然能够充分意识到欧元对自己的长远危害性，美元失势就意味着美国的真正失落和衰败之始，从二战结束以来长期享有的巨额红利即将消失，美国被连续吹大的虚拟经济将面临重大挫折，进入一个充满挑战和痛苦调整的阶段。为此，美国必须认真对待欧元以及其他可能危及美元霸权的货币，采取坚决行动维护美元的神圣地位和吸收财富的能力，延续由美元主导的全球化。打击欧元的最好方法就是制造与欧洲相关的危机，使欧元区不得安宁，促使国际资金包括新兴国家的资金流往美国，以美元为避险物，欧元自然会被削弱。这一点美国做得比较有效率，在欧元推出的时候发生科索沃战争，紧邻西欧，危及人们对欧盟和欧元的信心。在本世纪初的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又利用迪拜债务危机和希腊赤字危机等给人们以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都不可靠的印象，包括欧洲，一般都负债过高，因此欧元濒危。美国评级和金融机构炒作欧洲国家无力解助，希腊应该退出欧元区以求自救，或者宣称欧元崩溃，欧元区解散，借机推动资金流向美国。
　　一些美国对冲基金加入卖空欧元，导致欧元一度下跌，达到美国通过打击希腊而把欧元拉进去一起修理的目的。
　　虽然这些手段以往曾经有效，但是二十一世纪毕竟不是九十年代，美国政府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海外战争上，本身的债务问题日渐严重，指责和教训别人已经变得十分勉强，愿意听从和跟随美国的国家也不如以前多了。中国手中持有巨额美国国债，也向世界公开揭示了美国经济靠借贷为生的痼疾和美元的虚弱本质，增强了欧洲人的信心。美国经历了自己一手制造出来的金融危机，连天才领袖奥巴马都只能勉强应付，美国人玩弄财技的本质已经被人们戳穿和看透。这些都令美国更加难以寻找出击欧元的机会，或以强大无疑的姿态压制他人，因此欧元目前仍然与美元处于相持的态势。
　　欧元本身也是一个矛盾的产物，出生不易，维持和延续下去确实面临众多挑战。欧元出现之前，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英镑都曾经是可靠和强势的国家货币，在竞争和互不相让之中，连坚挺的德国马克都没有能够成为区内的通行货币，结果只能折中，采用一种新货币作为法定货币。欧盟国家最终也认识到，由这些国家货币独自出头，是无法与美元竞争的，也达不到扩大欧盟、整合本地区经济的目的，必须以全新的、一体化的货币出现，取代已有的那几种主要欧洲货币。在这两种因素影响下，欧元出世，而德国马克和法郎消失了，这对两个核心国家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马克是二战后德国复兴成功的标志，特别是两德统一之后更被人看好，而高傲的法国人自然也对他们自己的货币特别重视，不亚于对他们国家语言的偏爱。为了促成一个强势的欧洲货币，德国法国都主动接受了欧元这一集体货币，作为他们完成构建欧盟主要任务的突出标志。核心国家里面只有英国最后退缩了，置身区外。英镑本身就是国际硬通货，是以往大英帝国的遗产，曾经与黄金一样贵重和值钱，也是主要货币中汇率最高的，英国国内对英镑情有独钟，没有德国法国领导层那么决绝，因此情愿继续使用英镑，英国人也宁肯在欧洲大陆旅游时不厌其烦地用英镑兑换欧元。英国一度试图将英镑与欧洲货币挂钩，但却被以美国基金为首的投机者狙击，大手抛空，英国银行损失惨重，被迫放弃与欧洲货币的挂钩和让英镑贬值，不再符合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要求，以致至今还在欧元区外徘徊。欧元实际上得到老欧盟成员国的一致背书，而新的欧盟成员国并不一定能够入围，因此目前只有十六个国家使用和流通欧元，这个圈子似乎是欧洲强盛经济的真正代表，而在范围更大的欧盟圈子内，一些成员国尚未达标，或者选择置身圈外。
　　富裕的核心国家自愿放弃了自己的强势国际通用货币，本意是促成一个强势欧洲货币，但是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圈子中的平衡问题，各国发展程度差别较大，比较弱小的经济体需要平衡和援助，以致成为核心国家的负担，进而影响到欧元的整体实力。
　　欧元区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并非相等的基础上追求整体的一致，要求统一达到特定的标准。在平常时期，这些内部矛盾并未显现，而在不经意之间，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突然爆发一片紧张状态，希腊因为早已低于标准，赤字债务均超过可以容忍的比例，面临被逼还债、国家破产的境地，而另几个国家也被发现赤字和债务水准超标的现象，让欧盟和核心国家十分头疼。
　　对是否救助、托起希腊经济的政策考虑显露了欧盟内的裂痕，相反的意见是不救济更为符合欧元建立之初的原则，不达标准不允许进入，而发生危机情况也是咎由自取，并波及其他成员国，因此应当不鼓励、不救助。这一对策绝对会带来负面效果，发生连锁反应，使相近状况的欧盟国家也被拉下水，加剧区域内的金融危机，以致出现欧元区解体的最坏后果。这是对欧盟首脑的一次严重考验，在此之前更多的是对于欧元的乐观情绪，并且以此团结的象征傲视他人，而在这第一次真正的考验面前，他们必须作出政治上相当困难的决断，即使那可能是违背最初建立时的原则的决断。
　　困难之二是实施救助的财政来源。欧洲不少国家都深受美国金融危机的牵连，经济疲弱无力，全靠各国政府大胆放水刺激而避免破产，连核心国之一的英国都是如此，狼狈不堪，比美国的情形都差。但此次英国应该庆幸自己不在欧元区内，自然不必为救助希腊买单，否则不仅国内经济财政情况不允许，英国民众的反感有可能影响大选的走向。各国普遍刺激经济的后果就是政府债务大增，连英国的各项指标都超过了欧元区制定的标准，十分危险，一度被视为下一个冰岛。大家都需要紧急融资，发行债券以获得资金，结果出现撞车现象，争夺财源，原本状况不佳的国家更加需要为发债和融资付出代价，如希腊就必须以高息借贷，并以强行裁减赤字和优先归还贷款等保证达到签约和资金到位的目的。之后的爱尔兰大同小异，“凯尔特之虎”的经济繁荣神话破灭，要由国际基金组织出手相救，被迫强制全面削减开支。唯一不需要借钱和发债的恐怕就是德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和健全政府财政为后盾，是最有可能提供资金救助希腊的国家。但是德国民众当年是最反对加入欧元区和废除马克的，为欧元的出世牺牲了自己的货币，现在更加普遍认为没有义务为希腊人的愚蠢和乱花钱行为买单，迫使政府表态不愿提供救助或者购买希腊新发行的债券。这是因为德国在建立欧元区之始就强硬要求加上特别条款，即德国不会为其他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出资相救，已经预见到欧元区内可能因为个别成员国而陷入麻烦，未雨绸缪。但是此次德国仍然撞上希腊的债务危机，作为核心国家躲不过去，政府只有持续发出不会出手救助的信息，以免希腊心存侥幸，认为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资助，不需要自己进行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必要改革。
　　在欧元区目前统一的利率、通胀、赤字等标准的格局下，各国捆绑在一起承担集体责任和压力，像希腊这样处于困境的经济，也不能随便降低利率和货币贬值。如果得不到适时的救助，那么另一个选择就是退出欧元区，然后自行调控利率，吸引资金和推动本国的经济。或者跳过欧元区的机构，直接向美国主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这两种后果都对欧元的形象极为不利，将成为欧元自贬和崩溃的开始。为了避免这一悲惨前景和自我羞辱，欧元区的核心国家无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定措施，包括建立一个后备的欧洲货币基金，从事临时救助，平息一时的危机，争取在欧盟之内解决金融货币问题，日后甚至有可能取代那个长期居于救助角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方面自然对希腊退出欧元区及其后果很感兴趣，对此归纳出欧洲“笨猪国家”的标签，由此推论到彼，制造紧张气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预测欧元终结的舆论，便于对冲基金在市场上卖空欧元，逼迫贬值，近一步抬高美元地位。这些行动更加迫使欧元区高层为希腊和为欧元打气，出台一些救助贷款计划，以免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使欧元区本身由于此赤字危机事件面临解体的危险。
　　为了欧元，欧洲的政治家要考虑长远的目标和短期的折磨，平衡欧元区的稳固和各国的利益。如德国政府此次提出要求，在严格审批加入程序之外，也应该考虑将不符合要求的成员国赶出这一货币联盟，只有符合条件的才可以留下来。这是为了最终压倒美元而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日后确实做到这一点，不受美元的进逼和侵害，那么采取一些保护欧元的强硬措施，这一决定长期来说是正确的。欧元是否会因为个别成员国的失误而受损和被迫解体，背后隐含的是个结构性的严重问题。欧元区现在已经确立了对各成员国的严格要求，通货膨胀、利率、赤字等，但是却没有其他统一的机制可以配合这种一致性，不能利用税收、财政、分配等系统强迫各国遵循各项标准，并在出现问题时给以救助。欧元区内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仍然是个松散的群体，没有中央财政系统，欧盟的上层机构并不能控制各个地方的财政和预算，管制无力。在要求各国在许多方面必须保持一致的同时，实际情况则是各自为政，加重失衡状态和分立现象。这是欧元区今后面对的带根本性的大问题，经过此次希腊赤字危机暴露出来，以后难免走向加强欧洲央行的作用，严格财政和控制通胀，以及对成员国的管理，使之更加像一个有效的联邦制国家。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就难以维持欧元的一统性，可能出现退回到欧洲自由贸易区的结构的倾向，给各国相当的自由进行各自的管制和交换，只不过互相之间享受比那些圈外的非成员国更好的待遇。这一前景将变成回到欧盟成立之前的状态。
　　正是因为欧元仍然具有不少局限性和相当的不确定性，是否能够减少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元区赤字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可知，因此欧元对中国的吸引力尚且不足，中国无法也无意愿将投资在美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尽快转化为欧元资产，对原有政策进行重大改变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不愿意在与美国仍然保持正常关系时把赌注都放在欧洲一边。欧洲人并不一定十分可靠或者比美国人更加可靠，单纯地依赖欧洲必然招致很大风险，可能并不是一个比美元更好的选择。同时中国也积极准备力推自己的货币人民币，成为另一个强势的国际硬通货，与欧元诞生的目的基本相同，目标都是美元。因此目前中国并不需要对欧元下注过大，只需要在主要国际货币中间达到某种平衡，以保证自身的利益和发展。
　　欧洲人在欧盟结构下的聚合还面临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欧洲式社会的福利至上主义，虽然被一些精英们视为欧洲领先已知任何社会和文明的证明，也是不少人羡慕欧洲和愿意加入这一富人俱乐部的主要原因，但是它同时也造成社会矛盾的深化。欧洲国家内福利形式多样，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工作条件和薪酬标准等，令政府和企业负担沉重，大量支出用于就业和人工成本上，而工作时间相比休闲时间在减少，不事职业而享受福利的人数增多。这些确实是一个先进社会的特征，值得欧洲人怀有骄傲之情，即生产和税收所得用在公民身上，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为目的，似乎是过去几个世纪经过奋斗而争取到的天赋权利。但是目前来自外部的压力使得这些福利更多地代表奢侈和无节制，考虑到欧洲面临的国际竞争和来自新兴经济的追赶，满足于福利社会的现状变得不合时宜和过于短视。欧洲人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抱怨主要就是他们的活动和活力影响到欧洲人，不能再安逸地享受他们认为必然的生活方式，也使欧洲国家政府为了促进竞争而要削减某些福利，甚至放宽对企业裁减工人的限制，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全球化之下的欧洲与非西方经济的提升，使固有的福利概念受到冲击和遭到怀疑，甚至被视为“欧洲病”的症状，成为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重心，出于提高效率的需要而被大幅缩减，而维持福利社会及其成本也变为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重大议题。
　　福利社会是欧洲经济远远领先其他经济时的产物，即欧洲经济本身具有的优越性代表这种方式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至少强盛的经济和可观收入支撑着政府和福利社会的庞大开支。一旦经济受困和放缓，收入不足以支撑，整个方式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殖民地经济曾经是欧洲发达的基石，全球化和海外市场也为欧洲提供了经济收入来源，但是最后却带来与欧洲经济的竞争，财富积累转到新兴经济之手，速度更快，欧洲国家经济受到挤压。这对习惯于享受社会福利的欧洲人来说形成潜在的威胁，他们的收入来源受限，政府赤字加大，继续支撑普遍社会福利的前景不太妙。
　　这也是近来欧洲国家大力推动低碳活动的原因，一是减低能源消耗，改变浪费习惯，以延长固有生活方式；二是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对外收费来源，以碳关税征收来弥补由于商业竞争中因失利带而来的损失，将其变为今后世纪欧洲持久收入的来源之一。因此欧洲人有充分的理由关注气候变化，抢先占据了道德和收费理据这两个制高点，优于尚未醒悟的非欧洲国家。
　　如果没有这些刻意打造出来的新增长点，欧洲国家克服现存困难的可能性很小，而政府也缺少勇气和魄力作出更为痛苦的决定。所谓的痛苦就是那些长期享受福利的民众只会要求得到更多福利，在民主体制下绝对反对政府减少自己的福利以致下降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却会反过来积极要求阻止那些尽力脱贫和改善经济的新兴大国逐渐追上并在竞争中夺去他们的工作。即使是有远见的欧洲政治家也无力抵抗选民的愤怒和偏执，更多的是倾向于逃避或者随声附和，以捞取政治资本。左翼政党很少有锐意改革福利制度的愿望，右翼政党可能采取一些行动削减福利，增加企业的利润，但也会因此而遭受被赶下台的命运。这是民主社会无法跨越的一个台阶，有限的理性被多数的非理性和利益取向所淹没。为了一个高尚的理想，维持一个堪称为典范的社会，一个欧洲人认为优于一切的社会，他们宁愿维持既得利益和放弃竞争的机会，让经济受挫，入不敷出，社会问题深化，甚至政府破产。在现有情况下，这种长期赤字的状况是无法维持的，即使能够从其他市场获得利润，欧洲人享受福利的同时减少工作时间的标准确实定得太高，让欧洲人或者任何人从私心出发都难以自愿放弃，脱离奢侈和充满物欲的生活方式。欧盟内富裕国家的状态即是如此，变化不易，也许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大萧条或战争，以限制资源的过度耗费，压低种种抱怨不满，容许政府稍微做些改革，削减一些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福利，争取回归收支的平衡。这类选择和前景过于残酷，因此欧洲人仍然在得过且过，并且已经习惯于随时为福利的缩减发起抗议活动。
　　另外一个欧洲人迟迟难解的致命伤，就是欧盟仍然在军事上依附于美国，表现在北约、美国驻军和美国核武器上。不管欧盟如何进行形象再造和自我感觉良好，北约的存在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致命弱点，要服从美国将军们的领导和指挥。跳不出北约的外壳，没有欧盟自己的军事力量，欧洲人就未能获得真正独立的地区联盟地位和由此而来的尊敬，在对外政策上也经常被迫由北约代劳。华沙条约解散后，共同敌人已经消失，欧洲人却仍然无力摆脱美国的直接控制，又目睹与美国在军事领域内的巨大差距，因此被迫继续在北约的大旗下行动，结果出现被美国人任意调遣、强迫增兵阿富汗的现象，从美国陷入的两个战场撤军的决定也要由像荷兰这样的个别国家的政府依照民意自行作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却不置一词，无能为力。
　　美国还在欧洲保持相当规模的长久性驻军，军事基地庞大，对美国来说依然具有一定意义，既可以监视防范欧洲人和俄罗斯人，又可以充分利用美军在欧洲的医院和设施为其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提供快捷的支援。
　　对欧洲人来说，其实这些驻军在苏联解体后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欧洲与俄罗斯作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相反，维持类似于在日本的美国驻军，严重伤害了欧盟的自尊心和国际形象，表明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依然继续缺乏独立性，更多的是一个附庸的角色。另外，欧洲仍然有大量的美国核武器存放在自己境内，在北约的名目下保持神秘色彩，又不让欧洲人共享，欧洲还是要依靠自己掌握的有限核武器。这是对欧洲整体的威胁，危害极大，对美国却没有太大关系，出了事故或者使用不当，也影响不到美国本土。出于这种考虑，欧盟五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出全部核武器，作为扫清美国在欧核武器库的一个开始。欧盟宣布北约终止活动和实际解散的前景依然遥远，而以上这三个问题不获得解决，欧盟的独立地位就受到质疑，缺少军事力量的支持，在对美关系中就难免继续承受不平等待遇，使其自为世界一大极的设想仍然欠缺完整。
　　欧盟构成和欧元出世给很多欧洲人注入强烈的信心，甚至信心爆棚，出现了认为欧盟/欧洲将领跑或操控二十一世纪的设想(“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Mark Leonard,2005)。这种预测性论断的出现表明，在美国形象因战争和经济衰退而无可挽回地破灭的情况下，欧洲人找到不少理由看好自己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并以此认为他们是世界大趋势的率先醒悟者和以身作则的执行者，代表着美国之后的未来。相反，欧洲也有可能变成是无关紧要的(Irrelevant), 美国的右翼在对欧洲的不合作表示恼火时就这样威胁他们，而其他新兴大国的勃起也让欧洲人感觉大不如以前，或许既不能控制局势，又被排除在能够真正作决定的圈子之外，这是他们非常忌讳的，也是他们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结果十分恼怒的根本原因，就像中国二十世纪初在巴黎和会上曾经体验的待遇，被列强们告知他们自行作出的关于中国的决定。难以想象欧洲会落到类似的地步，从一个事前的主导者变为事后收到通知的人，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难怪英国首先忍不住了，对中国的作用发出攻击和质疑，为之后欧洲人指责中国定调。欧洲的心态依然很游移，两边走极端，或是领袖，或是即将失势的一个群体，或是强大同盟，或是一盘散沙，连内部的纷争都尚未理出头绪。无论如何，欧盟这一庞大聚合体和欧元这一新兴货币仍然使欧洲人的感觉好于冷战时期和后冷战初期的茫然，让他们找到了归宿，继续保持贵族心态，不再以孤单的个体面对唯一的超级大国和自己身后新兴大国的阴影。欧盟必须提高整体竞争力，既为对抗美元独霸金融市场的强势地位，也为加速欧洲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至于规模迅速扩大之后的联盟能否进一步地成功修正福利主义和提高效率，则是另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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