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

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欧盟中国的政治争锋

现时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多变，根本原因是欧洲本身的特性，对中国一贯蔑视的看法与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打架，中国既触及欧洲人的利益又危及他们领跑世界的雄心，让欧洲人不知所措，最后催生出一种兵临城下的恐惧。那些欧洲国家是近代历史上最早侵入和瓜分中国的，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内对中国为所欲为和任意勒索，中国人当然绝不应忘记。欧洲人对中国的严重历史欠债使他们在潜意识中十分害怕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在思想领域内试图确定西化进步性的基调，以压抑中国人潜伏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经济政治方面则时刻提防对其不利的发展动向，最好能够保持领先和以往高于中国的保险位置。在最近双方关系和地位即将发生根本性扭转的过渡阶段，欧洲人表现得非常不自信，行为反常，投机意识浓重，施压意图明显。欧洲对今日的中国是利用和防范并用，加上不断的敲打，采用任何手段减少来自中国的压力，而在中国的反应触及自身利益时又勉强克制，转而强调双方的友好和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受到美国单一霸权威逼的情况下。
　　欧洲既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自己解决不了许多问题，又不愿意让中国拿走主导权和话语权，患得患失。欧洲自有雄心和打算，倾向于把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看得更重，明确认为那将是对西方人和文明的长期威胁，中欧双方没有办法合作协调对付美国的策略，很多时候欧洲更像是躲在美国身后的帮凶，随乐起舞，极少改变策略，完全倒向中国一边，即使与中国合作，也不会借此联合反击美国，多是权宜之计。欧盟的组成和扩大本来非常有助于提升欧洲国家的地位，特别是让欧盟核心国家在世界上令人耳目一新，但同时欧盟对华关系反而有退步的迹象，受到欧盟内各方平衡要求的压力，无法采取果断的正面措施，又有来自美国的牵制，所以欧洲一直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仍然没有调整好重要的对华关系，前景十分不明朗。
　　欧洲与中国并不接壤，距离遥远，以往的接触发生在殖民时期，所以对中国并不十分关心，一般欧洲人对入侵、索赔、不平等条约等，都没有深刻的印象，中国更多地是一个比他们落后而又因他们远程探险而被开放的国家，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如果相互之间是邻国，如波兰和德国，那么双方都会牢记入侵、占领、瓜分和奴役的历史，通过教育和文化传之于后代。对中国则不一样，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被距离和时间冲淡了，中国人认为是很严重的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欧洲人淡然处之，甚至视为当然。这也是中国人谈论和声讨欧洲人行为做事如同旧日的殖民者，而欧洲人却没有什么感觉和反应，发生拍卖圆明园兽首之类的事情也不足为奇，反而只关心现在的中国令欧洲人烦恼之处，以及对他们的潜在威胁。双方在历史认识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鸿沟，欧洲人毫无忏悔之意，中国人讲究感情和以德报怨之类的点化方式对欧洲人确实毫无用处，真正会引起欧洲人有所反应和抓狂的只有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实力基础上的无情较量。
　　欧洲与中国比较接近的时期是中国相对衰弱落后的近代，新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也与欧洲隔离，属于苏联阵营，但是欧洲内的部分势力却与中国拉近关系，采取与美国不完全一致的立场，因此才有法国与中国的建交和英国与中国的外交往来。德国因为处于冷战最前线，在美国的完全控制之下，最关心的是德国的统一，因此与中国相距较远。这种情况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有了自己寻求联合结盟的机会，中国开始积极向西方靠拢，以求发展空间，双方都必须重新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欧洲人当时应该不会想到今后的世界性大国里还会包括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国家，一些西方人口中应该重视中国一类的讲话，其前提必然是远远排在欧洲之后的，他们当时不会认为这一基本格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欧洲人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同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交往，不时把中国作为抗衡美国的筹码，更多地是关注一个发展中的庞大市场，供欧洲输出技术和获得收入，因此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开放持积极的态度。
　　欧洲人同美国人一样，对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表示震惊，因为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提供的方案和路径进行，即以西方式的自由和群众运动冲击本国的政治建制和秩序，并成功建立新政权。
　　他们由此对中国今后的前景大不乐观，至今都保持高度怀疑和挑剔的基调。欧洲人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开始瓦解的苏东集团，出乎意料地获得巨大成功，促成那里的社会变革和国家分崩离析。
　　一些分化独立出去的东欧国家甚至比西欧国家内的左翼还要亲西方和亲美，走向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极端。他们开始积极争取加入西欧的富人俱乐部，成为后来欧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参与和推动欧盟的对华政策和关系走向。两相比较，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看来也会重演东欧的事态，欧洲人和美国人只需坐等中国发生预期中的分化和动乱，以致他们的外交官们当时都不原意同中国驻外使节讨论约定几个月以后的事项，因为按照东欧的经验和事变频率，中国政府可能都存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社会必然变天，到时候他们应该会与新的领导层，他们曾经选择扶植的那一群精英直接进行接触，按照他们的规划制定中国今后的行程，大致上就是模仿东欧和苏联加盟国瓦解后的模式运作。那一两年应该是他们遇到的最好机会，最接近实现其宏大目的，从后来的进程看也是他们所付代价最小的一次机遇。直到几十年之后，一些欧洲人还在为那一次的错失良机感到后悔，仍然希望重温旧日的梦想。虽然据欧洲人当时估计，中国根本坚持不了多久，但是预计发生的事情毕竟没有发生，多年之后中国也没有出现像样的造反和叛乱活动，毫无颜色革命的迹象，使胸怀远大目标的欧洲人陷入失望，开始不耐烦起来，不得不打起精神，重新估计形势，被迫与中国正式打交道，进行一定程度的经贸合作。
　　但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至今影响他们的情绪和对华政策，阴影和怨气未除，改变不了基本格调，不时要借机发泄出来。
　　欧洲人特别隆重其事地庆祝柏林墙倒下二十周年，冠盖云集，组织了大型的群众场面，不免兴奋过度，进行了一个十足象征意义的推倒多米诺骨牌的仪式，以此庆祝他们曾经直接面对的苏联恶魔的离去。该段特殊历史时刻确确实实是美国和西欧打败苏联东欧集团的象征，也是美国模式超越两强对立格局的明证。
　　从那以后，美国就开始陷入新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陷阱，不断上瘾而难以自拔，历史终结，保证霸权已无问题。欧洲人因为以往互相屠杀的惨痛历史，非常憎恨过去的战争推手和曾经把他们管得死死的政权，纪念二十年前那一光辉历程正好可以疗慰欧洲人的心灵。柏林墙的倒塌完全是一个欧洲事件，本与中国无关，但丝毫不妨碍他们顺便将对中国的潜在敌意表现出来，特别是来自那些脱离苏联的东欧国家的敌意。仪式的策划人不免重新祭起中世纪欧洲人施魔法诅咒的恶习，在最后一块骨牌上特意写满了中文字，并加以推倒，挑衅的意图非常明显，要置中国于崩溃才会满意和罢休。这反映了不少欧洲人的顽固心结，仍然被笼罩在美国强权和单边主义的阴影下，即使神圣的欧盟也不知是否能够立足，而后边又出现中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对手，与他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人不同，却似乎在做着与苏联人相似的事情，挑战他们的经济和威胁他们悠闲的生活，竟然在动乱二十年之后仍然没有崩溃，令人感到沮丧。中国人试图缓解欧洲人这种焦虑和敌意，基本上上没有什么希望的，这原本就是他们在双方正常交往中常常无故挑起事端和冲突的背景因素，再加上由来已久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典型的虚伪傲慢，无可救药。
　　欧洲人对中国的担心还有现实利益的原因。中国近几年在总体经济规模上每年都超越一个欧洲主要国家，从意大利开始，接下去依次是法国、英国和德国，欧盟已经没有高于中国的国家，再往上就只有日本和美国了。而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的经济规模，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接近于美国一半的规模。若按照产业生产能力和实物产品，中国在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量上早已居于世界第一位，虽然其中很多是加工贸易生产和用于出口，但是国内拥有的产业基础和生产能力依然非常庞大，是国民经济和固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是中国在近些年内努力积累起来的财富，以求能够满足今后国民生产和消费之需。以这些经济数据和趋势为基点，国际上出现了中美共治的新视点，即由占据世界实际经济规模第一和第二位的国家负责协调解决世界上存在的众多问题。
　　日本由于依附美国，存在严重政治缺陷，因此没有资格被定为推行管治的第二个国家。这对欧盟是个很大的刺激，当然对这个所谓的两强格局设计非常不满，极力反对，要凸现欧盟自己的地位和可观的潜力，打掉人们对两极的认可或默许。由此而来，欧洲人近来对中国的态度急剧逆转，隐然视其为抢占欧盟梦寐以求地位的劲敌，内心十分不甘。欧盟的对华政策和策略因此带有充分的防范性，预示着目前和将来同中国的竞争甚至敌对无可避免。
　　欧洲人的行为凸现其明显的没落贵族范式，即认为仍然有权力和资格教训比自己身份低下的对方，又意识到大势将去，深怕对方于己不利，忐忑不安。欧洲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和世界范围内的真正影响和操控力大不如前，在大多数场合要依赖自己的远亲美国做后盾才能成事，或者至少不被人置之不理。这就迫使欧盟必须大力采用拉拢手段，以西方阵营的名号召集外援为自己助威。在应对中国的策略上，基本上是借助欧盟的架子，并频繁拉上美国和美国主使的国际组织，为自己加大音量和行动的威慑力。由于中国的非西方特色，这种拉拢策略和依赖外援的招数有时还是有效的，给人以同仇敌忾的印象。在中国一方看来，每次与欧洲的交手，对方都有很多帮手，声势不小，轮番上阵，一时不易对付。其实这反而暴露出欧盟本身的局限，独力难成，背后空虚，只是数量多一些，其中很多是自己的成员国，分别上演帮手角色，并不证明欧盟的真实实力。
　　另外，欧洲人还在延续他们拿手的引导方式，控制舆论，故作高深，指点他人，以显示自己格外优越的地位，用语言格式上的深奥弥补本身实力的欠缺和勇气的不足。英国人在诱导他人而自己图利方面最有经验和卓有成效，为欧洲人所仿效，再加上美国人的绝对媒体垄断，使欧洲人能够享受某种独特的世人皆醉的仙人似的感觉。像英国《经济学人》这一类的杂志，就是用来指引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舆论工具，在欧洲人和英国人已经缺乏能力和毅力正面对抗中国的情况下，它们就只能躲在美国背后发声和放冷箭，挑拨离间，不停地鼓动中国按照他们认可的方式行事，或是大力推动美国和欧盟各国政府在他们格外关心的人权等问题上挑衅和羞辱中国，从中间接获利。《经济学人》的有关文章似乎都是由中国问题专家写的，表现得很理智、果敢和透彻，语言极具煽动力，让美国人读后都觉得如果不按照欧洲人的意愿和指引处置，就真的会在中国人面前丢脸和丧失利益，犯下西方人最害怕的错误，即“叩头”，被那些操纵舆论的西方人视为绝对不应忍受的耻辱。欧洲人的这些舆论和诱导就是要造成普遍的错觉，中国并不强大，极度依赖西方，总有可能崩溃，美国及其盟友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惹恼中国。
　　至于强硬对抗的后果，他们是不会承担责任的，可以推到美国人身上，或是让遭到挫折的中国人去承担，欧洲人只需要保持所谓道德上的高地和心理上的满足感即可。类似《经济学人》这样的欧洲报刊，有关中国的评论大多酸气十足，即使预测错误也绝不肯悔过，下次再找一个话题重新扭曲，它们可以说是欧洲人充满世态炎凉感的发泄场所和竭力维持没落贵族派头的最佳代表。
　　基于无形的焦虑和制造出来的舆论压力，欧盟国家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突然对中国表现得强硬起来，轮流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使以往的合作往来突如其来地变成双方的公开对峙，诸多原因中更多的是对双方相对地位的认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欧盟二十世纪末年推出欧元，在新世纪中眼看美国遭受网络泡沫破灭、安然丑闻、恐怖事件和陷入海外战争，连续显露败象，因此信心十足，萌生了欧洲领跑世界的雄心，认为正是趁机谋取领袖位置的好时机，改变以往衰老欧洲的形象，加上扩容后的欧盟确实在规模上超过了美国，无人可比，前途光明。但是他们同时也突然发现几年前还在向他们祈求世界贸易组织入场券的中国，那个可能还没有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接着又遭受非典打击的中国，竟然回过头来一力赶超，开始把老牌欧洲大国经济甩在后边。当时应该是“中国崩溃论”从最初的预测算起即将得到证实的年份，西方人翘首以待，结果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却在经济上接近欧洲最发达国家，并且依靠工业产品生产开始获得巨额贸易顺差。这样一来，中国更加有可能和有实力与欧洲一道挑战美国的霸权，这一点曾经是双方的共识和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但此外中国更有可能就此超越欧洲而直接与美国对话，不再把成长聚合过程中的欧盟放在眼里。这一短短几年之内的局势大变化成为欧洲人转换对华思路和策略的关键时刻，之后的任务更加艰巨，要同时对付美国的霸权和中国的挑战，以往与中国共存互惠的关系已然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双方成为在很多领域内的直接竞争者，而欧洲人也逐渐把尽量限制中国的快速发展设定为更为重要的议题。
　　另外，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欧洲人承受到美国的重压，意识到目前冲击美国利益为时过早，只能使自己受损，得不偿失。与美国的矛盾激化也在意识形态方面带来后果，激励起欧洲内部的右翼势力做出反应，以平衡左翼的过激行为，为美国也为西方世界整体发出声音。结果欧盟国家内产生蜕变，开始转向右翼，追求国家和欧盟利益，减少与同属西方阵营的美国的冲突，特别是要满足那些受到中国贸易顺差影响的本国公民的要求。新的政客抓住时机反击左翼和反美势力，既修补与美国不顺的关系，也更正以前的对华基本政策，加上媒体引导舆论右转，与中国共处的思路更加难以被容忍。
　　德国的默克尔和法国的萨科奇成为这一趋势的代表，相继执政，将欧盟两个核心国家的对华政策逆转为短期获利型的主流，关系恶化变为常态。默克尔上台后即以连番行动挑战中国，改变了德国过去一贯的做法，让那些曾经对中德关系充满信心的人大为意外，而萨科奇上台后也将法国的对华关系作出重大调整，跟随默克尔的榜样，重新尝试一遍。他们的行动和策略给欧盟定下调子，与中国的关系将不再包含容忍和扶植，相反将获得比对美关系更加严厉的对待。这里面包含了个人信念的因素，如默克尔对东德社会的刻骨仇恨，和萨科奇一贯的右翼强硬立场，辅之以欧洲媒体的丑化和洗脑，令到辱华仇华举动不再惊世骇人。对普通欧洲人来说，不需要再加以更多的解释，只要搬出“中国威胁”这样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就已足够。而从根本上讲，令欧洲人不习惯和不快的正是中欧关系之间实力和地位的转换，欧洲人短期内宁愿不相信这样的事实，必然要找出中国落后、不文明的地方加以利用和攻击，更是在实际利益上面为自己找回平衡，以增加自己的实力而削弱对方的实力，制造事端和挫折去减缓中国发展的势头。那些暴力频发的游行示威活动和对达赖的特意优待拔高只是这种不忿心态的大爆发，借此显示欧洲人的高尚人性，为今后的关系定调，使中方处于被动和被贬低的位置，不过是一个类似西藏那样的地区政权，那样自然不配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对欧盟说话，只能倾听和遵循最为文明的欧洲人的旨意行事。
　　2008年欧洲爆发的反华浪潮令中国人震惊，中国政府对外关系界似乎毫无戒备，仍然充斥着中国正与欧洲共同分享利益的良好感觉，误判欧洲国家内部的暗流潮涌，陷入少有的被动。虽然事后再对欧洲施展反制措施和匆忙调整与个别国家的关系，中欧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消失，无以弥补裂痕。西方媒体对欧洲民众的普遍洗脑和过激言论，令之后双方政府出面作出的修修补补无济于事，怨气积存，中国作为受害方的情绪短期内根本无法平复。对中国来说，此事之后，法国再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特殊国家，双方交往的性质已变，重新回到了类似于建国之后与该国摸索关系发展的阶段。法国不再值得信任，政客不再值得尊重，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公开和深度挑战中国的欧洲国家，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这也代表着欧盟的主流立场，因此除非彻底改变行为方式，法国将无法再次得到之前曾经获得的少有的信任，中国更加不愿意和不应该再为维持这一关系甘心承受单方面的损失。由法国引发的逆潮同时证明，中国无法将任何欧洲国家当做与美国对抗时的援手，至少不可能是公开的援手，2003年双方抵制美国强权的短暂利益与共期已经过去，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深错结，变化之快难以预计，经常因为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紧密度而放弃在个别利益上的争执，相应地将对华关系置于十分次要的地位上。
　　欧洲各国政府对反华行为的容忍，是一种政治表态，在这一特定关头以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去讨好美国和西方既得利益集团。中国此次的反制不同以前，是近六十年来对法国的第二次重击，但是仍然没有决绝的意思，估计是考虑到欧盟集团的整体力量，不愿彻底搞翻，况且欧盟内部还有表现更加恶劣的另外一些国家，因此能够接受某种事后妥协。
　　中国虽然一时低估了欧洲那些反华活动的激烈程度，但却通过此事搞明白了与欧洲人的根本利害关系和底线，今后不一定对此过于看重，而是应该坦然处之，不再强求超级友好关系，不再片面依赖各个方面发表的一些乐观报告，知己知彼，认清欧洲人的本质和基本意图，从容面对。以往在与某国发生争执时，难免会惑于另一国的些微友好表示，即视为知己而投入全面合作，这既背离了国际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又忽略欧盟集团组织的利益一致性，势将蒙受损失。今后需要切实改进的就是回归到最基本的实事求是，不再盲求友好关系，例如，姐妹城市一类空泛无益的礼尚往来，切忌感情上头，拒绝所谓人权至上的诱骗和压力，冷静面对，以柔对友，以刚制恶，只讲结果，不看做作表演，能够降低上当的概率就算成功。
　　欧洲人近年来又开始在气候变暖和温室效应上大做文章，试图引领时代潮流，吸引世界的注意力，表现得比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更为积极，仓促提出激进和急迫的所谓最终解决方案，颇有夸大和急于求成之嫌。欧盟在哥本哈根峰会上搞出新的提议和草案，所求就是一个全球性大会的基本认可，间接地给予他们一张官方许可证，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外收取碳关税，将环保事业作为自己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弥补在其他领域，特别是货物贸易方面的名义损失。欧洲发达国家似乎非常自愿和无私，承诺自己减排百分之八十，无关其他国家之事，并以此指责中国的反对意见。实际上他们的提议与中国事前宣布自己减排百分之四十是大致相同的表态，欧洲本来就面临比较小的减排压力和成本，大型重污染企业早已转移到新兴国家和偏远国家，加上限制汽车交通污染，比较容易达到设定的标准。欧洲此一表面慷慨之举的真正目的，是特意降低容许排放的标准，由此有足够的理由对外收取碳关税，即使其他国家已经尽力减排，因为不符合他们自己的标准，还是处于被收税的“合理”水平之上。像美洲亚洲飞到欧洲的航班就会被按照更加严格的“欧洲标准”征罚税款。这就是欧洲着重建立话语权和收税权的根本目的，既然欧洲少有地在这方面确实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环保意识和水准均高，自然倾向于利用这一独特地位收取利益，如同美国依靠美元在世界上轻松享受利益的行为。
　　欧洲人真正应该做的是向减排任务重的国家和经济承诺优惠转移环保技术和提供资助资金，而不是首先想到如何向别国收税，包括向美国收税，在这一议题上不免表现得过于贪婪和急于求成。
　　哥本哈根会议上涌现出来的那些小国岛国，变身为欧洲发达国家的盟友，为欧洲获得征税权出力，十分怪异。那些国家本身就没有什么生产能力，靠传统渔业农业加旅游业生存，自然没有太多的排放量和减排压力，所以他们集中要求主要工业生产国减少排放，不要危及他们的生活，而并不考虑那些发展中的生产大国的人民如何生存，以及他们自己的旅游客源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小排放岛国和欧洲强国居然形成了统一战线，并且由斐济和图瓦卢的代表到气候大会去哭诉，基本上成为欧洲战略意图的最佳执行者，并开始挑战中国的立场和利益。实际上这些岛国人数极少，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移居到澳洲这类面积庞大的邻近国家安顿下来，解决他们极力哭诉的所有问题。早前岛国瑙鲁就因为鸟粪即将被西方国家公司开采净尽，而全部移居到澳洲，在墨尔本买下一座高层大厦，瑙鲁大厦(Nauru House)，足够他们未来的居住生活之用。当时澳洲政府尚且人道主义盛行，作为太平洋国家的首领，又没有别的政治目的和企图，因此毫无疑义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没有无事生非，结果全体迁居顺利进行。到了此次气候峰会，情势大为不同，岛国居民是为大国政治服务的筹码和演员，澳洲近年来又出现移民疲劳症，因此绝口不提让岛民移居澳洲之事。英国人和澳洲人分头策划诱导岛国人的行动，英国人负责马尔代夫，澳洲人负责图瓦卢，勇打前锋。代表图瓦卢参加会议和积极发言的是澳洲人佛莱，他在澳洲坎培拉上学直到在澳洲国立大学攻读博士，似乎就是当年的白求恩在世，远渡重洋到岛国做官，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频繁发言，试图利用属下的岛民主导会场上的气候大战。他从假设的道德高地出发，代表图瓦卢冲击大会，造成秩序混乱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并主动地把中国当成主要目标，强调中国对那些岛国负有责任。即使气候变化鼓吹者的海洋水面上升淹没岛屿的推测有些道理，解决岛国居民的生存问题其实也非常简单，他们本来生活基础就相当薄弱，并不在乎海平面上升，只需要整体移民，将数万居民搬到澳洲的任何一州，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决。但是澳洲政府显然对此良策避之惟恐不及，而澳洲人佛莱却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和并不确定的未来，就要求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集体付出沉重代价，即使严重影响经济和大多数人的脱贫，也置之不顾，以此为欧盟的投机立场作注解，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和服务于欧洲发达国家的工具。
　　中国愿意做世界生产基地，加工贸易生产为主，也就很自然地为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承担了减排的责任，按照通常的全球化理论，本应该作为减排技术转让和资金资助的重心，得到欧洲的帮助去达到设定的标准。
　　但是欧美国家把污染源和重排放企业生产转到中国之后，就不再按照全球化的逻辑行事了，又回到主权国家的概念和界限，要求中国既为他们生产所需要的工业产品，又独力承担排放责任，并受到指责、监督和罚款。美国是世界排放大国，吸收世界资源为自已享受所用，而中国是自己建设脱贫，又为向世界发达国家出口而生产，两者的排放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按照全球化理论，所有发达国家都应该承担责任，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降低这个世界工厂的排放标准。如果按照主权国家考虑，那么享受产品而不事生产的发达国家就应该将重污染排放的工厂搬回自己国家，再谈论排放标准和达到排放标准的努力，而不是让自己从事建设的中国承担欧洲人的减排责任。欧洲人和西方人在享受进口产品时，故意忽视自己的消费和责任，在排放标准上强求一致而导致重大不公平，并为额外增加自己收入寻找依据。
　　针对这一全球减排压力傍身的严峻局面，中国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中国近期成为排放大国，其实很多中国企业都是在为西方国家的市场和消费者生产，这些净出口产品耗用的碳排放量估计超过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所消耗的能源资源实际上被西方消费者占用了，使他们不用在本地生产，不必担心排放和污染自己领土内的自然环境，享受了双重利益。比如，中国生产和出口焦炭，西方钢铁企业可以直接进口，不用自己生产这种非常污染环境的炼钢必需品。在中国进行投资的众多西方企业，他们生产链中的加工贸易部分，本来就是为了出口西方国家市场而组织生产的。这些都是西方经济和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被搬到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消费当地的资源，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形式把排放留在中国，而把产品和利润转回美国和欧洲国家供其消费和享用。因此，在计算排放量和欧盟强行征收的相关碳收费时，需要考虑这一隐蔽在正常国际贸易背后的因素，中国以国家形式承担的责任义务就需要重新划定和计算。在华外资企业的排放应该单列外资类，分开处理，而在计算生产排放量时，出口到西方市场并在那里被消费的产品，其所消耗的能源和相应的排放量也应该加入到进口国的总排放量中计算，这样才稍微公平一些。欧盟每年从中国进口大约价值两千多亿美元的产品，可以折算成排放量，加到相关国家的总量上。如果排除了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部分所产生的排放量，中国的总排放量应该可以相对减少，而美欧国家的排放量随之增加，变得更为合理，使中国不必被迫背着世界最大排放者的包袱，为此承担额外而不合理的责任和费用。对这一点欧盟并没有加以考虑，眼光盯在收税的美妙前景上，既享受中国出口的产品，又计划增加中国的实际负担，使其支出增加而收入减少，从而巧妙地抵消中国的增长速度和延缓财富积累的进程。
　　中国能否挺过这一关，自主进行降低污染、能耗和废物的活动，拒绝欧洲主导的减排浪潮，关系到今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中国不是欧洲，在产业生产上远没有达到节能操作的高水平，环保标准低而实施成本高，排放不可避免，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连带结果。如果强行推行欧洲方案，以减排而不是生产为第一目标，既增加成本，降低增长速度，又增加对欧洲的无尽供奉，此消彼长，形势将会变得相当不利，欧洲人或许会持久霸占第二地位，达到他们一贯追求的目的，而中国成为世界稳定一极的愿望将难以实现，或者实力不足以支撑领先地位，更不用说在舆论和精神上自居于欧洲之下的困难境地。

第

页

关于我们 | 版面设置 | 联系我们 | 媒体刊例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