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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国”的互动和交锋

中美建交基于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但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成为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主题，演变成今日双方的经济利益互相纠结，也成就了中国由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被美国视为威胁其独大地位的一个重要理据。美国在持续享受中国的市场机会和廉价出口产品的福利之际，开始不断在贸易方面对中国施加限制和约束。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很少有互相通融的余地，基本上各行其是，出现直接军事冲突和大战的概率也比较低，因此经贸方面既是双边关系至今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石，也是频繁摩擦的根源，既互惠又对立，既冲突又可以协商甚至妥协。以往基本上是由中方去熟悉和接受美方提供的框架和规则，今后也有中国争取修改和制定游戏规则的可能。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比较灵活，与国际接轨的欲望强烈，一向强调“出口创汇”和“出口导向”的方针，从最初的外汇饥渴到如今作为世界工厂向全球供应产品，两头在外和订单生产，都是以增加出口为首要目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贸易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而出口目的地则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制造”的泛滥既为中国带来美元、就业和税收在内的收入，也滋长为中美贸易纠纷的主要症结。目前中国的强大实力大半来源于此，外部压力的增大也由此而来。
　　出口大涨发生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前期“出口导向”方针下的艰苦努力在二十一世纪初获得回报。美国当时同意并且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也有失算之处。美国此前的表现主要是推托，致使中国未能及时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其后的入世申请和谈判拖沓不已。美国一度以这个国际组织作为限制中国势力的主要地方，中国既然不具备加入资格，就仍然被作为另类排斥在外，难以成为被认可的大国。
　　中国和俄国都被划在这一圈子之外，享受不到互惠贸易的好处，被迫承受高关税。特别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人的对立意识更加强烈，允许中国加入这一国际组织是同他们普遍的感受和心态相背的。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又渴望进入中国尚未充分开发的市场，得以在稳固的基础上和稳定的商业环境中进行贸易和投资。在由他们引导和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扩大海外市场是最基本的要求，以前被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锁住的潜在人口和市场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开放，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市场规模突然增加了一倍有余，包括中国，必须尽快占领和争夺新的市场份额，抓住天赐良机，把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推销给更多的海外消费者。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之下向外扩张的动力是如此巨大，甚至可以超越本国狭隘意识形态的局限和阻力。
　　因此，美国以前给予中国的年度最惠国待遇仍然要延续下去，作为双方贸易的基础。在政治挂帅的冷战后初期，美国企图以贸易条件为武器制裁和遏制中国，给予最惠国待遇要经过年审，由充满敌意的国会加以通过，不确定性和突发偶然性很强，任何一年都可能因为个别原因而无法通过。海外民运组织就是坚决的反对者，希望美国政府放弃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从而在经济上把中国压垮，政府垮台，有助于他们重返大陆掌权。某一年中的形势特别恶劣，不少所谓的专家都认为此待遇无可避免地要被取消了，结果克林顿总统仍然予以通过，并宣布他以前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做法无效。这主要是因为主张促进开放和贸易的国内势力也在提出加强贸易和进入中国市场的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无法置之不理。这种每年一次的游戏折腾令美国工商界十分烦恼，让他们难以进行长期商业规划和海外投资准备，触底反弹的结果，形势逆转，造成以后不再进行年审的主流意见。而稳定持续的最惠国待遇又是一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提条件，迫使美国政府必须考虑给予中国正常的贸易待遇这一非常实际、与道德或宗教无关的问题。为了避开敏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纠缠，克林顿总统推动国会通过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令，实际上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得以合法地固定下来，不受某些临时因素和政党意识的干扰。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有很大的诱惑力，九十年代的许多内部条例法规修改都是以向世贸组织规定靠拢为标准而推出的，在最后阶段与美国谈判时又由高层作出政治性决定，为达到签订协议的目的作出了让步。美国此前因为犹豫已经放弃了一次达成协议的机会，现在也抓住时机最后结束中美入世谈判，为中国正式成为成员扫清了障碍。在加入了联合国之后，中国于二十一世纪初又加入一个主要国际组织，可以说从那时起就不再被排除在西方为主的国际社会之外了。一个长远性的结果就是美国不能再轻易对中国采取针对非成员的歧视性措施，两国关系之间增加了一个稳定器，除非发生正面战争，双方的贸易往来仍会继续进行，中国享受正常贸易待遇的权利从理论上讲可以避免轻易受到侵犯甚至被剥夺。这与入世前美国每年审查最惠国待遇的危急局面是完全不同的。
　　美国谈判团队在签署协议后表现得非常高兴，完成了他们的指定任务，从事后公布的清单中可以看出，美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涉及众多领域，细致而微，得到中国的承诺后可以进入许多行业，包括尚未开放的行业，所以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不然不会决定签署。他们后来发现，不是当时在谈判中施压不够或利益榨取不足，而是未能准确预测中国的发展速度，大为低估，以致感到有些后悔以往要价过低。
　　这不是美国谈判代表们的过错，没有人可以预期中国在入世之后的疯狂发展和强大出口能力，以及美国在双边贸易中迅速积累的巨额逆差，不少美国人此前还在跟随“中国崩溃论”的旋律起舞，设想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外资冲击下出现萎缩，因此当时签署的文件确实反映了美国官方的预期，有效地达到了美国的既定目的。
　　对于这个后来意识到的错估问题，美国人采用了三个应对方法。他们首先试图在世贸组织之外解决，返回到双边关系的范畴，依靠自身实力对入世谈判中忽略的部分与中国进行再谈判，分开谈不行，还要集中归拢来谈，具体做法就是设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构架，自2006年起，半年一次，以便及时提出美国关心的议题和临时要求，以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和解决问题。回顾历次中美对话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由美国人提出各项要求，由中方被动地以不同方式给以满足，或者会后派出大型采购团到美国签单，以额外增加美方的实际收入。对话中前后提出的议题包括向美国企业更多更广地开放国内行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占优势的金融和服务业，扩大进口美国产品，用人民币升值抵消美国贸易逆差，更多地购买美国国债，等等。直到第四次对话，美国已然身陷次贷危机，才由中方主动一次，提出金融监管、美元贬值、市场经济地位等自己关心的议题，略微扭转以往的被动局面。第五次对话举行时，小布什政权苟延残喘，奥巴马已经击败年迈的麦凯恩当选下一届总统，对话变得毫无意义，财长保尔森也意兴阑珊，即将离开白宫，就业前景未明。各国包括中国都在等待新的奥巴马政权出台新的政策，之后的会谈被改为奥巴马总统主持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双边关系中的角力，虽然不会影响世贸组织之下得到保证的最惠国待遇，但是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更加合适的场合，来推动自己的议程和通过单方面施压获得更多的收益，而在双边会谈中也确实比多边会谈更加容易从中方代表处获得让步。
　　美国的第二个应对之策是充分利用当年在中美入世协议里边加上的一个特别条款，确认中国在十五年内不得享受“市场经济地位”。在这一设定前提之下，美国可以很方便地对中国实行区别对待，不同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按照自己的需要施加贸易压力，有足够的借口发起反倾销、反补贴指控和活动。这在中国出口大涨、美国贸易逆差剧增时非常有效，而且容易获得国内国际的认可，即使那些提倡自由贸易的美国人士，对此也难以反驳。
　　中国当时估计美国不会频繁引用此项条款，未充分意识到美国依据这一条款采取限制行动的意愿如此之强，成为双方贸易纠纷一个主要来源。
　　中国无法诉诸世贸组织将此条款取消或驳回，只有在随后的时间内极力设法获得其他国家认可中国的实际市场经济地位，结果等于又在进行新一轮的入世谈判，投入与单个国家的谈判并提供优惠条件，以获得那个国际组织的完整成员身份。但是直至今日，中国无法得到主要经济体和贸易伙伴的认可，如美国、欧盟和日本，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国家之一是澳大利亚，承认的原因也不外乎中国是它的最大客户和双方正在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不承认那个经济地位身份双方就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会谈了。
　　奥巴马上台初期，为了表示改变和友好，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提出要考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约定建立工作组商谈，似乎是一个好消息，代表西方大国对中国的进一步承认。但这一问题存在的起源就是美国欧洲对中国的预防限制措施，理应尽快废除，而奥巴马的承诺在他访华之后成为一个空头支票，迟迟未予兑现。奥巴马的承诺本身很可能就是敷衍，因为按照双方的约定，此限制只有十五年的期限，终止期在2016年，如果奥巴马怀有诚意，或者美国政府怀有诚意，应该在到期的几年前就作出改变，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再为此纠缠不休，这样才有意义，适时送出人情面子和改善双方贸易关系。如果在即将到期之前才宣布承认和改正，只会显得缺乏诚意和故意拖延，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到时不管美国如何行动，中国都会自动合法地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无须美国示好，也不再受该条款的约束，从而在贸易纠纷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奥巴马政权如果具有政治决断性，就应该尽早宣布中国有资格得到市场经济地位身份，而不是空谈和推脱。但是美国显然希望尽量利用这一优势，不愿轻易放弃，而奥巴马在上任以后遇到愈来愈多的麻烦和挑战，也更加缺少行事果断的条件，必然能拖就拖。考虑到中美关系实际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美国限制中国的策略依旧，有可能确实要等到2016年期限的自然来临了。
　　再一个应对之策是利用世贸组织的的现存程序和申诉仲裁机构，设立对中国贸易行为的调查，最终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裁决。这一做法基本上是把中国置放在一个固定的框架当中，便于控制。这本来就是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初衷之一，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之内以便无可逃避地接受现行条文的约束。本来中国希望利用世贸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得到平等待遇，在世贸圈内减少受歧视的机会，但结果反而是受到熟悉世贸规则的西方国家更多的投诉和限制，以致出现十分违反常理的事情，即在中国出口增多时频繁受到美欧等国的倾销指控和制裁措施，在中国限制某些出口，特别是重要原材料如焦炭、稀土等出口时，又受到他们在世贸组织的投诉和施压，要求放开出口。
　　中国不仅动辄得咎，而且似乎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都与某些世贸规则不符，有利于中国的世贸规则似乎并不存在。中国在某些事件中受到规则的惠及，避免受罚，也是因为其他相关国家的加入，例如在钢铁业，美国总统曾经签署法令向所谓对美国倾销钢铁的国家设立限额和正式征税，但欧洲国家群起反对，谴责美国违反世贸原则，保护本国钢铁业，结果美国政府的法令未能生效，被世贸组织判为违例。中国不过是搭了别人的便车，并非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而最终胜诉。在不少领域内，美国政府随时可以采用世贸的申诉仲裁机制将中国送上庭审，并援引有关规则条款为适当理据，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例如知识产权、出口冲击本地市场，甚至中国由于美国对台售武而宣布制裁美国军火公司，美国人都考虑将中国告到世贸组织，估计是企图援引不公平交易的有关条款。美国一向都有意识地和充分地利用世贸组织的舞台和规则将中国框在垒中，在中国学会和决心将世贸规则和机制收为己用之前，美国还有可能享受几十年只需进攻、不顾防守的好时光。奥巴马上台的首年内，美国就已多次单方面采取针对中国出口的制裁措施，借口是反倾销反补贴。按说中国也可以利用世贸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普惠制和无歧视待遇的规定，但是因为市场经济地位的短板和避免争端的至上宗旨，极少将现成的世贸规则拿来己用，怯于打官司，有时还以被制裁案中涉及的出口数额不大、无法与中国总出口额相比这一可怜的理由试图息事宁人。中国不仅无法利用世贸这一场合为己谋利，反而对贸易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都无地投诉，至今尚无真正成功的例子，短期内也不会成为世贸机构协调仲裁的胜诉者。
　　中方人士仍然缺乏必要的经验去熟练掌握和有效加入世贸规则的制定，而世贸之外的双边谈判则有相当长的历史，中国似乎应该运用自如。关于双边谈判，美国人经常检讨他们到底是吃亏还是占便宜了。改革之初，由于中国给人以强烈的神秘感，美国人倾向于相信中国人在谈判中把他们耍了，计谋多端，是长期师从古传“三十六计”的结果。一个早期美国官员和“中国通”白鲁恂（Lucian Pye）甚至专门著书把他在中美政治会谈中获得的经验介绍给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告诫他们如何识别和应对中国人的谈判技巧和伎俩。这些对中国谈判方式的神秘化和格式化已在之后的研究中被否定和辨伪，但是美国人在三十年来与中方的谈判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考察中国对外特别是对美外交贸易谈判的结果，不难看出中方能够做到不过分让步和不以实对虚，已经成就不小。历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结果，基本上是美国在打官腔和讲虚话，中国承担主要责任和作出实际让步，而且美国在事后很快就做出与会谈共识截然相反的举动，将谈判成果完全弃之脑后，继续侵蚀中国利益，中国还要重新以让步或者对等报复的手段来化解对方的攻势。
　　在奥巴马主持下的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起初认为美国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因此相应地商谈了众多方面的议题，所涉事无巨细，似乎双方不会再存在什么疑难含糊的问题。
　　岂知美国人并没有把这些条文当做《圣经》般地加以考虑和遵守，而是自取所需，自行其是，以致中方要在奥巴马访华时再去反复商谈，又发表了一篇事无巨细都包括的《联合声明》，以为从此应该无事了，中美关系的“最好时期”就要到来。但事隔不久美方就将其推翻或置之不理，表现出无意遵守的意愿。像《联合声明》中出现“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词句，当时被认为是美国新总统对中国作出的重要承诺，应该是个重大突破，但这对美国人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奥巴马返回美国后就派官员澄清，那个承诺并不包括台湾，美国承认的实际上是台湾的“主权”。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美方政策上的严重倒退，比奥巴马访华会谈之前的局面更差，美国人的底牌已经亮了出来，公开把台湾划在中国领土和主权之外。《联合声明》特别指出，“双方均不支持任何势力破坏这一原则的任何行动。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随后的事态发展出乎中方意料，如同西方人常说的，那个承诺还没有书写承诺、签字盖章的那张纸值钱。中国认为非常关键和确实的承诺，对美国人来说只不过是个文字游戏，反而借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之机宣扬了自己的既定立场。
　　通常在豪华阵容的“战略对话”和正式庄重的访问行程之后的很短时间内，中国就会面临美方与中国的全面对抗，之前详细商讨过的条文就当从未发生过一样，似乎要放在以后美国认为方便的时候再去进行新一轮的磋商。2011年中美华盛顿峰会又推出一个《联合声明》很多词句与之前的不少双边关系文件都很相似，譬如“市场经济地位”，与美方此前早已作出的承诺几乎无异。美国方面对自己应付的责任不仅基本上避重就轻，而且庄重承诺的可兑现性低，基于其过往的表现，很有可能弃之不顾，或者撤回，中方并没有实质性的制约力，只能姑妄听之。中国人所期待的第四个《联合公报》，并未出现，三十年前设定的格局和条条框框也未出现突破。互相尊重本是任何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恰恰由于美方行为导致双方缺乏最低限度的互信，才将此特意加在《联合声明》中，以文字性表述代替实质行动，美方对此大可不必理会，继续自行其是。历次双边谈判的经过证明，美国政府和奥巴马的可信度已经大为降低，又善于利用和操作谈判，并且倚仗在国际舆论导向上的强势，全力宣扬自己一方的解读。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意外地出现外贸大跃进，井喷式增长，出口创汇急剧增加，并使美国陷入长期的逆差状态。中国的国力似乎也在明显上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世界第二位。中国表面上的成功和壮大，实际上严重依赖出口，而加工贸易又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过去几年如果没有加工贸易带来的顺差，中国的整体贸易所得实际上处于逆差。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两面效应。出口额的激增和出口产品的廉价都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有关。它一方面吸引外来投资，使港台企业都可以把业务转到大陆来放量生产，厂房面积和雇用工人成十倍数地增长，又在国内为美国欧洲国家企业大量贴牌生产，结果原本位于其他生产国家的产能都大量转到大陆。中国出口企业获得加工费，政府获得就业和税收，而加工贸易中的外方则获得将廉价产品大量销往海外市场的巨大机会，垄断性掌握市场渠道的海外客商收取加工贸易的绝大部分利润。加工费用保持低平，因为加工企业只需要按照图纸、标准和设计生产，无关核心技术和海外市场份额，拥有的只有规模，而缺少技术含量和创新能力。中国的大部分出口是满足海外客户的订单，而另一部分则由外资公司直接在华设厂出口，所以美国的沃尔玛是美国最大进口商，利用中国加工贸易的产品在自己拥有的美国商场内大量推销。这部分产能和出口都在外资公司的控制之下，是他们海外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被算作中国的出口，而且数额巨大，因此中国的整体出口都要承受倾销之名和随之而来的制裁。
　　中国政府采用了出口退税的政策以鼓励和促进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结果给美国欧洲政府以借口，实施反补贴的各项措施。实际上出口退税正在逐渐丧失效力，其中的一部分被迫让利于寻找低价产品的美国欧洲进口商，等于中国政府补贴他们的贸易活动，而且在金融危机情况下无论退税力度多大，也刺激不了海外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巨大，利润比例低，又加上面临美欧在世贸下许可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极易受到出口国经济波动的影响，遭受直接损失。它同时直接影响国内工人的福利，因为出口厂商面对的是国外市场，都特别注意海外客户的要求和消费者的反应，而无视国内生产者的福利待遇，只有保持低价才能拿到订单，在进口商的压力下要尽可能地减少在设备和工资上的开支，因此沿海地区一般工人的工资十几年都没有显著的上升。而在面对国内市场和消费时，企业通常为了增加产品的销售，有必要保持消费者的购买力，按比例地提高工资和福利，使一般工人也成为他们产品的消费者。加工贸易把生产和消费隔绝开来，以国内生产低成本换取向海外市场出口，目的完全不同，由此缺少给工人增加工资的动力，并可能对恶劣福利待遇视而不见。
　　这也是加工贸易企业对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法》内容不满意，认为该法限制了他们的投资意愿，增加成本费用，在金融危机之下更加无法竞争，造成停产和倒闭。这些企业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或以出口下滑、工人失业相威胁，或以转移生产基地到其他国家相威胁，要求政府扶助，或者减税，或者提高出口退税率。这一利益集团的整体实力和规模影响了政策导向，因为出口收益快，外汇增加明显，即便政府和人们意识到加工贸易的不少害处，也不容易放弃或进行基本的调整，因此“出口导向”的方针几十年间并未改变，萧规曹随，现在的国家机构如商务部等也无力扭转。
　　在“世界工厂”的名声之下，中国还要承担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的责任和代价，不仅在铁矿石谈判上长期受制于人，而且在多种能源和大宗原材料进口上遭到挟制，如石油和铜，价格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操控，即使价格飞涨也要咬牙进口，近来更加受到美国欧洲在气候变化上挑起事端的影响。持续增长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排放国家，竟然超过了极度浪费资源的美国，由加工贸易而来的产能转移是造成这一怪异现象的主要原因。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愿出头也无法退缩，按照数据计算的结果把中国拉进了必须为之负责的国家之中。由于全球化和加工贸易，大排放的产业和生产已经都转移到中国和其他发展国家，美国欧洲主要从事高端的科技和服务业，充分享受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源、人力和产品，因此受到的减排压力比较小。美国要求中国共同承担减排责任，强力限制排放和征收相应税项，希望达到放缓和遏止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的结果，加大增长成本和发展转型的难度，实际上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欧洲国家更加急不可待地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开始着手征收碳关税，自行确定数额和征收办法，强加在其他国家身上，甚至中国飞往欧洲国家的航班都要被强行征收碳关税。中国航空公司仍然反应欠缺，或是等人上门收税，增加运营成本，或是在自己一方尽量减排减成本，就是没有考虑到欧洲国家征税的非法性，而且同时本国也可以制定欧洲航空公司来华航班的征收规定，以作为反制。美国欧洲政府之所以对排放和二氧化碳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骤然发现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可能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欧洲可以由此增加自己的收入，如同以往依靠知识产权的垄断盈利一样。即使真正为了达到减排的目的，减耗和减碳的技术设备也应该无偿提供给中国，不能额外增加中国减排的负担，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产品已经承担了对世界的责任，再为减排增加费用等于再次承担发达国家人们应付的责任。
　　如果要计算中国的排放量和应该交付的碳关税，那么也应该减去向各国出口产品的部分，因为是由西方国家的消费者消耗掉生产那些产品的资源，应该由他们付出相应的代价，将其计算到他们的消耗和排放总额中。问题是中方是否有决断和准确计算的基础提出这种平衡方式，以抵消西方国家的征税或迫使他们作为交换而放弃任意征收的无理做法。按照中国航空公司面对欧洲国家征收碳关税时的表现判断，中国的反应和反制大概会是相当温和及勉强的。
　　中国因为巨大的贸易顺差而不断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人民币升值成为一个长期挥之不去的难题。美国将两者绑在一起，经常通过国会或者总统采取行动，迫使人民币升值，甚至不加区别地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美国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简单地认为升值就可以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但实际上两者的移动并不同步。人民币的最大升值是在2005年的外汇改革，而最大的贬值是1994年的改革，贬值并没有大量增加对美贸易顺差。直到中国入世的2001年，每年的贸易顺差也没有显著的增长，而2005年之后人民币曾经升值超过20%，贸易逆差反而大幅度增长，直到2009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消费欲望减弱，陷入衰退，顺差在2009和2010年大幅减少。美国要求人民币继续显著升值，表面理由是为了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但是两者之间的变化曲线和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由相背，真正的原因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主要生产产能转移到中国，不再生产却通过进口享受廉价产品。
　　中国获得大量以美元计的贸易顺差，通过强制结汇而变为国家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至2010年的两万八千亿美元，从七十年代的外汇短缺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由此产生严重的外汇使用问题。考虑衡量的结果是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财政部债券），历年购买，逐年增加，现保持在八九千亿美元之间，多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的总花费。外汇储备是国家拥有的财富形式之一，如此巨大的储备被当做中国国力在财力上的体现，常受到别人觊觎，要求分享提供，或救济援助，或补偿贸易损失，招来无尽的烦恼。实际上中国政府手中已经没有太多可以马上使用的美元外汇储备，两万多亿只是个宏观数字，已经购买美国国债的接近万亿，购买美国两间国有房贷公司债券四五千亿，又投资在相当数量的美国公司债券股票上，光在美国人手中的储备金额就超过一万五千亿，中国为了防范突发金融事件、作为国内国际风险保险必须保留的要几千亿，大概政府真正能够动用的也只有四五千亿美元，虽然仍然是个相当巨大的数字，但已不到外汇储备总数的四分之一。如果今后用于强军、资源、科技、基建等发展必需的投资费用大增，很有可能不敷所用。
　　按照中国《外汇管理条例》的规定，外汇的使用原则是安全、流动和增值，目前看来这几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据专家所称，没有比美元更好的投资渠道，因此购买美国国债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恰恰是这个唯一选择违背了以上国家法令中制定的各项基本原则。美元的安全令人担忧，美元贬值造成中国财富账面上的亏损，除非认定美元以后仍然保持其唯一国际交换和储备货币的地位，才会寄望于美元的回升，而几十年的经验证明美元的总趋势必然是价值下跌的，并不是绝对、唯一和安全的选择。美国国债息率低，回报率和增值幅度低，连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质疑，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的回报率保守计算都超过百分之十，中国却将大量资金投入美国债券去获取百分之三至四的回报率，非常怪异和难以理解。而且从美国国债得到的利息收入仍然是美元，按照以往的惯例又会再投入购买美国国债上。至于流动性，则是最令中国受限制的方面，理论上讲在美国国债市场上允许抛售，但对中国来说几乎是无法流动的，连谨小慎微地卖掉一部分都可能招来美国人的质疑。中国所做的交易历来都以增持为主，为了平衡对美贸易顺差，作为补偿，在美国压力下购买，而为了弥补美国金融损失和财政漏洞也承诺购买。即使是如此庞大的数量，仍然不思止步，很少出售，一是自认为无处可放，二是美国人不允许，将中国抛售美国国债视为敌对性的扰乱美国市场的行为。虽然前美国财长保尔森故作大方地说过，不怕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因为中国拥有的国债只占总交易量的很小部分，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施加各种压力阻止中国抛售，鼓励更多地购买，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公开地或暗地的威胁十分频繁，而各种舆论也是要中国相信增持美债的好处和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几乎没有可能采取大幅抛售美国国债的行动，谈不上基本的流动性，极少次数极少量的出售是在美国经济形势不太恶劣、有望复苏的时候进行的，仍然受到美国政府的监视和质疑，害怕被美国人加上落井下石的罪名。因此原先规定的流动性原则已经遭到制约和违背，所购买的国债基本上被绑在美国财政计划里边作为美国的收入来源，难以脱身。中国的三个外汇使用原则里边，没有一个处于理想状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受限制地投入太多，无法收回，以及不愿寻找其他使用美元外汇的途径。
　　维持这一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选择，初衷可能是防范美国金融资本的冲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向强调出口创汇，又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香港经济遭受跨国投机资本海啸般的冲击，几乎崩溃，令人印象深刻。当时对付美国对冲基金抛售港元，似乎只有以抛售美元储备来对付，而不少国家就是因为美元储备不足，最后耗尽弹药，只好让本国货币自由浮动，实际就是贬值，进而打击本土实体经济。
　　中国也不例外，在香港遭受冲击时手中只有不到一千五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令人担忧后劲不足。不可预测的美国基金冲击货币和汇率，东亚各国如惊弓之鸟，危机之后都尽力提高美元储备额。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0年后有了较大增加，不失为一种掌控手段，但是在遇到卖空时以外抛美元外汇去平衡，仍然处于变动地位；而如果有了大量美国国债在手，若再次出现由美国基金主导的金融冲击行动，可以采用抛售美国债券的行动应对，事先给美国以警告，造成美国本地市场上的上下浮动，至少迫使美国资本有所顾忌，缩减其冲击力度，甚至避开冲击香港和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如果继续任意冲击中国金融市场，就可能真正受到抛售美国国债的回击，两败俱伤。
　　在这一风险预防思维的部分影响之下，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逐步增加，在2000年超过英国，2008年超过日本成为最大持有者。
　　这种构想和预防手段并非不对，但是后来事态发展超出预期太多，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一发不可收手，积累起来的巨量财富被绑在美国的财政部债券和两房贷款机构上，无法脱身，使威胁他人的武器反过来成为自己身上的枷锁，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美元贬值的风险，潜在的财富损失将会十分惊人，即使是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也承受不起。
　　美国人对中国的这一外汇安全忧虑颇不以为意，做出一副强势姿态，因为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主要债权人产生任何退缩之意，以免吓退其他有意投资美国的国家。美国的方式包括劝诱和威吓，前者主要是使中方相信美国国债依然可靠和最为安全的，即使在美元贬值和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也继续是中国外汇使用唯一不二的选择。美国新财长盖特纳上任后首次到中国访问，受邀到北京大学发表讲话，被问到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特别是巨量购买的美国国债是否有安全保障，盖特纳连想都不想就回答完全安全，完全有保障。他的这个仓促表态引来现场爆发的一片笑声。盖特纳脸上那情急、茫然而又尴尬的笑容被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回忆中，他的这一仓促表态明显缺乏必要的诚意，没有赢得在场听众的认同。美国彼时已经深陷金融危机，自顾不暇，急于诱导外国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以支撑奥巴马政权抛出的巨额拯救计划，否则难以制止危机的深化。而短期内推出巨量的国债自然令人怀疑其偿还能力，考虑到美国陷入两场海外战争、手中日增的国债和持久不衰的财政赤字，美国的信誉保证可信度应该是很低的，也非常空泛，完全是在吃以前信誉尚佳时期的老本。
　　中国外汇投资的安全确实成为一个大可置疑的问题，而美国人基本上是以盖特纳式的口头表态来应对中方的疑问。
　　而美国的另外一手也暂时有效，既硬赌中国不敢主动采取抛售美国国债的激烈措施，一损双损，对中国没有好处。美国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并不惧怕抛售，如前财长保尔森“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份额不大”的说法，然后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又挑战似的要求中国马上抛售，背后隐含着对中国自身困境的充分了解。其他中美冲突焦点的背后，都有逼迫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国债这一最基本的动机，比如对台售武，作为交换条件，如果中国增加持有国债，就可以推迟售武时间。中国在2008年确实大幅增持约3000亿美元，美国威逼劝诱的心理战获得巨大成功。美国在国债问题上胆气比较壮的原因为数不少，抛售如同使用一种武器，弹药发射完之后就无法再次射击，反而令对方放心。抛售国债引来美国信用的崩溃，美元贬值，中国尚未来得及出售的国债将无人接手，加速贬值，中国本身也要承受巨大损失。而且如果中国真正将那些国债完全抛出，即表明中国已经作出重大战略决定，基本上就等于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已经断绝，而不是简单的金融活动和双方纠纷中的一个回合那么简单。在那一刻真正到来之前，中国必然要继续持有而不是抛售。美国由此吃准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出于保持自身经济增长的原因也不会与美国公开决裂，避免仓促之间遇到当年与苏联决裂的重大历史关头。因此美国可以继续享受中国手中持有的国债，不担心还债的问题，即使国债到期也将继续延期到下一期限。
　　中国目前和将来也只能见机行事。之前曾经有过小量减持的试探性行动，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大手出击的合适时机。今后的主要方针首先是停止继续购买，不能再增加自己不该承担的负担，事实证明即使一度示好般地大幅增持，也未换来美国的善意回应，把柄仍然拿在美国人手中。再下一步就是逐步地但是持续地减少持有美国国债，在美国经济趋好的时候主动实行减磅，由日本、英国或阿拉伯国家接手，既不会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也不会招来美国的敌意，目标是恢复到本世纪初的一两千亿的水平。日本实际上已经开始增持，从2008年初的六千多亿增加到2009年底的七千五百多亿美元，同中国的持有量十分接近。
　　中国有意相让，暗中抛出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达三百多亿美元，促成了日本持有量的增加。而阿拉伯国家也是美国国债的大买主，实际上是为他们巨额石油收入的安全向美国交付一定比例的保险金。在中国修改出口创汇方针的前提下，卖出美国国债应该不再是外汇使用中一个不可冒犯的禁区，通过这一操控手段切实遵守安全、流动和增值的既定原则，也避免重复过去将巨额资金专为他国尽情利用，而自己却丧失发言权和催债权利的悲惨状况。
　　美国已经破产。希腊面临破产危机时欠下三千多亿美元的债务，财政赤字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一度引起欧盟区内的普遍恐慌。美国的情况类似，政府发行的国债约为十四万亿美元左右，接近国会最新提高的债务额上限，而奥巴马规划的预算赤字是一点六万亿美元，以后会达到两万亿左右，也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美国的评级公司习惯于评估和降低其他国家的主权评级，却不会以同样理由迅速降低美国的评级，因此表面上美国还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形象和借贷信用，甚至有空闲时间和理由指责其他国家经济运作糟糕。除了国债，美国按目前数字和价格计算，还有五十多万亿的财政缺口在今后几十年内需要补上，未来负债必然更加惊人。美国唯一的优势就是美元作为本国货币，可以无限量地印刷，推给其他国家，但这一自利行为的最终后果等同于自我贬值，把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让给与其竞争的其他币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包含大量的海外资产，特别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及其收益，包括在中国投资的大项目，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为美国公司挣回巨额利润。尽管如此，美国国内消费所占比例过大，服务业份额居多，实业生产减少，而且美国的军事开支和各项社保开支过于庞大，根本没有办法削减，美国总体上仍然逃不脱依赖发债度日的境地。对付几乎无望的欠债问题，美国政府的惯常应付办法是尽量把今日的债务推延到永久的将来，希望在缓冲时间内能够找到一个或多个奇迹般的新经济增长点，发明无尽的财富来源或征收手段，以支付所有这些沉重的赤字和债务。当然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找到愿意写无限期支票供美国人享用浪费的债权人，以致不必去费心考虑偿还的问题。在情况极为不妙的时候甚至可以采取各种方式从根本上赖掉债务，如让美元大幅贬值，或者通过战争和政府公告强行宣布以往所有债务一笔勾销。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完全不在中方的掌握之中，也无须考虑中国这个债权人的利益和强烈反对意见。世界上还极少有像美国这样轻视、欺辱自己最大债权人的情况，违反常理，只有按照黑社会的伦理也许才讲得通。
　　无论美国政府今后如何应付日益沉重的财赤，美国都不再是世人眼中那个拥有巨额实在财富的国家，而是一个依赖巨量外来资金才能支撑、甚至政府才能运转的国家，相当于中国内战结束前库藏空虚的国民党政权的治下。美国主权信用的崩溃也并非一个可以绝对排除的前景，美国政府不可能无限制、无限期地为经济泡沫提供人为的保险或反复背书刺激经济计划。
　　在冰岛和希腊等地，政府最终可能无力支持本地的银行和货币，失去支付能力，只能宣告破产，或在国债发行无人承接的情况下直接要求其他政府及国际组织的救助。由于长久积累的赤字和收入减少，美国政府也无法逃避类似的问题和风险，急需发现新增长点，或者对经济运行方式和生活方式作出重大调整，而那又意味着数个世纪以来令其无上自豪的美国方式遭受挫折、政治上的失败和党派恶斗，即使像奥巴马这样以“变化”为惯常口号的政治家也不愿意真正面对这一艰难得无法形容的使命。
　　从长远来看，中国在众多领域和各种市场上造成与美国竞争的局面，对美国来说其实并非坏事，已经开始成为促进美国“改变”或转辙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奥巴马用来争取国内民众支持的借口，不止一次地放在中国的高速铁路和竞争力上。又比如，在中国消耗更多的石油和占用世界能源出口时，美国可以转而尽力开发本国国内的资源，促使其重新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基于国内生产和资源的强国。美国国内的某些势力开始抵制多种节能努力和对气候变暖要承担的全球责任，但却支持尽可能地开发国内现有资源和储藏，因此奥巴马政权会比较容易地在这方面获得政治支持。同时这也是美国从无节制地消耗能源转型为一个新型节能国家的机会。此前美国的优势主要在于消耗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源用于制造和消费，前提是对美元这一国际通用货币仍然存在着强劲的需求，由此得以尽可能地印刷美元来支付消费和进口。当美国信用危机逐渐成为事实时，美元需求曾经享有的吸引力大为减弱，美国必须为消耗其他地方的资源付出更高的代价，从而令在国内被迫节能成为一种不错的选择。美国如果摆正心态，应该能够正面看待中国竞争和进逼的局面，作为受益者所获匪浅。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面对美国的态度和对策确实都需要发生重大改变，有求有需，有来有往，但绝对不应再把美国视为无可怀疑的榜样和自己为之无可奈何的对手，也没有理由将美国神化、深受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以致固执地把自己的发展和增长持续性全面地寄托在美国经济之上。经过中美各个方面的多轮纠缠和交手回合，中国早已完成了从饥渴的引资者到美国主要债权人的身份转化，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上，中国对美国的基本认识也应该更加明确。美国对双边关系的考虑必然从其根本利益出发，在资源、市场和盟友等方面，都不会改变这个大前提。美国必然要采取行动坚守势力范围以及争取尽早抵消中国发展势头，一向存在的各种争端，诸如台湾、西藏、伊朗、人权甚至网络监管，都只是美国在应付新挑战时的自然表现，在与对手的比拼当中不愿放弃的几张牌，固执行事，还带有某种尚未退出首强席位时的优越感。中国积极全面地加入资源、市场和资金等的瓜分，确立自己理应享有的地位，美国的利益范围则有可能被迫退缩，客观上促使双方的利益地位趋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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