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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依附关系的诡异

欧洲人最难以释怀的是与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一双边关系来源久远，不时令欧洲人感到心痛，因为美国人曾经是他们的被流放者和小跟班，例如在鸦片战争之前，美国人只能跟随英国商人的大流在中国的广州顺便赚些零头小利。拥有广大海外殖民地的欧洲国家自然对地域广大的美国尚不以为意，英国就坐拥加拿大、澳新、印度和非洲几个大区级别的殖民地，自问不比美国的疆域和市场小。对他们来说美国人与乡下人无异，同样信奉基督教新教，因此至多是获得与己平等的地位，谈不到后来居上。
　　欧洲人在对自己的极端眷恋自恃的状态下进行了两次大战的赌博，结果不仅遍体鳞伤，要靠富裕的美国亲戚出手扶助，而且丢掉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他们原先那些狭小的本国领土自然再也无法与横跨两洋的美国大陆相比，又被割裂为多个国家和置于两大阵营之间，形势使然，只有专心依赖和侍奉美国。从高位跌下的欧洲人不惜屈身事人，加入美国主导的北约集团，以弥补自身军事力量无法支撑外交的窘境。在对抗苏联集团时，西欧国家虽然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但仍然依赖美国驻军以巩固防卫，在冷战之后美国发动和指挥的几场战争中，欧洲人听从北约号令，对外进行有限的干预，以最小的代价（出兵几百至几千）来撑起大国的面子。这对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十分尚武、杀出一片世界性帝国的欧洲人来说，简直是耻辱。
　　作为一个与中国存在时间相同久远的古老文明，欧洲人自然不同于傲慢和少经史事的美国人，以往曲折的历史令他们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世事难料、强弱易位的普世规律，具备更强的顺应大趋势的主动性，这些都是在短期内爆发登顶、至今尚未下坠的美国所难以真正体会得到的。基于这一原因，欧洲人无法事事以短视的美国为准绳，在跟随美国的同时自然要选择某些违背盟主命令的行动，以避免在世人面前暴露傀儡的本质和丧失自尊。因此，欧洲人与美国人之间构成这个世界上最为典型的互相利用关系。
　　欧洲人自行其是、寻求其他途径的表现之一是九十年代末涌现的所谓“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自称左翼或中左的政党在一些欧洲国家上台当政，将他们欧式社会主义特征的政见变成政府政策，强调温和渐进和欧洲惯有的福利社会，以减弱右翼政权当政时强硬刻薄的政策措施对公众的负面影响。
　　英国新工党在布莱尔的领导下击败长期执政而无能的保守党，英国现代史上最年轻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就曾经是工党内的中央政策主任，牵头负责“第三条道路”研究。另外，1996-1997年，德国的施罗德取代科尔为首的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意大利由普罗迪和达莱马主政，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中左政党上台当政。
　　对中国的一个间接影响就是一度傲慢的香港总督彭定康突然发现来出席主权回归仪式的是陌生的工党政府官员，而不是他的保守党老朋友，顿觉尴尬。由于预感工党的对华政策将有所改变，彭定康在离任前也不得不修改他坚持与中方硬抗的基本立场。这些欧洲执政党派一定程度上受到之前澳洲工党政府的影响，该党在执政十三年内推出了混合左右翼的政策，成为欧洲大国尝试“第三条道路”的前驱。另外美国政局的显著变化也是“第三条道路”向前推进的重要因素，在十二年共和党政权之后，克林顿进入白宫并执政八年，展现开明形象，给欧洲人以相当的空间，鼓励他们尝试美国单一方式之外的选择。布莱尔、施罗德和克林顿三个人发起了“第三条道路”，这一中左阵营包括了众多的执政党领袖，形成一个联盟，自称“民主领袖理事会”（DemocraticLeadership Council），通过会晤和会议的方式会聚意见，形成共识，并思考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中如何由左翼政党推动社会进步。他们属于发达国家中主张机会平等和社会福利的一派，反对彻底的私有化和政府管治削弱，企图找出一个责任权利得到平衡的总体解决方法，而不是在冷战后大肆推行极端私有化和放任市场的右翼资本主义模式。
　　从政治角度看，“第三条道路”这一类党派力图保留原先左翼政党的政治遗产，即社会公义和公民福利。英国新工党政府得到机会弥补修正之前大力推行彻底私有化的保守党政策，实施了一系列综合左右翼特点的措施。为了减轻中间选民对左派政党的不信任感，他们也认为“第三条道路”能够帮助他们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有益于争取更多选票，避免在西方社会中被边缘化。这是实用主义精神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而从欧洲与美国的关系来看，这又是欧洲方式与美国盎格鲁-萨克逊方式的持续对立，双方一直在争议哪种方式更加符合西方经济方式的原则和社会人权标准。欧洲人特别引以自豪的是德国取得的出色成就，一直是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标杆，又是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的先进代表。欧洲人普遍认为，他们国家的人民享受了比美国人更加全面的社会福利，即使美国人在经济总量、军事力量和电脑网络技术等方面一直领先，欧洲人的生活质量普遍更高。美国的民主党，特别是克林顿，与欧洲的思维方式接近，但在他当政之前深受共和党执政的压制，又有必须对付冷战敌人的不利条件，只有在冷战结束后才感到去掉了那个悬在头顶的最大负重，有机会思考在本国极端竞争的资本主义掺和杂社会主义部分的欧洲方式之间进行适当的调合，争取普及人权和保证政府继续承担提供公民福利的义务。
　　澳洲在美欧理论之争的外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具体实践，加上欧洲中左执政的国家随后加入，因此在九十年代末，“第三条道路”开始成型，并呈现一派向外蔓延的倾向，欧洲人开始认为这是与美国右翼极端派抗衡的武器，为自己作出的理论贡献、找到西方引领世界的终极模式而感到振奋。
　　不幸的是，这种自从为是的政治观点和乐观态度终究敌不过美国“例外论”和单边主义，失去美国的支持和容忍，欧洲人进行的尝试必然受到压制。他们受惠于相对开放的克林顿时期，但当他被极右翼新保守派的小布什政权所取代时，美国出现公开明显的退步，又为所谓的国际恐怖主义抓狂，投入持续的海外战争和推行国内的严格管制，再现其世界上最爱国的实质，凡被列为不忠于国家的妥协言论和行为都被钳制和遭到舆论声讨，所谓的自由派政客和媒体原形毕露，立即变得谨小慎微起来。由于一些欧洲国家在战争侵略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被恼怒的美国人列为不可靠的盟友，受到相应报复，欧洲人也几乎集体失声，畏于质疑或挑战美国的做法和思维方式。更有甚者，被认为是“第三条道路”代表的布莱尔居然是全力支持美国侵略的欧洲大国领袖，表现得和小布什情同战友，为之打前锋和守阵地，毫无怨言，与他之前的大义凛然和为原则而滔滔不绝地雄辩已经截然不同，声誉受损，让人失望和震惊。布莱尔无疑将其基本信仰和良好愿望交换为对美国盟友的忠心不二以及在文明和宗教对立中选择偏向自己的根源，即使为此不再值得人们信任，也要继续进行下去。欧洲的右翼党派在美国强硬路线和单边主义的鼓励下逐步取代中左派政党，上台执政，如德国的施罗德最后被亲美的默克尔赶下台，意大利由贝卢斯科尼出任总理，欧洲三大国都已变色，法国联合政府内的“第三条道路”者总理若斯潘位在中右的希拉克总统之下，不久也退出政坛。“第三条道路”就此破产，首脑退位，政党受排挤，在美国单边主义的阴影下基本上没有存在的意义，在现实中不是站在美国一方并仿效美国，就是被划入美国敌人一类，非此即彼，欧洲人在冷战结束后悠闲地探索其他政治理论选项的空间和美国人释放出来的容忍度都已不复存在。美国经济当时又空前繁荣，诱人臣服，对抗无益，在多种条件均发生变化之后，欧洲人只有放弃一度热衷的“第三条道路”，暂时接受美国强权的驾驭。
　　除了在执政理念的差异之外，欧洲人自认世界最佳的又一个方面就是对西方式人权的强调，甚至不惜在这方面刺激美国。欧洲人本来就对美国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例如，执行死刑和限制堕胎，自认为在道德和个人权利上处于比美国还要高尚的地位，可以以此指责和嘲笑美国政府的刻板和野蛮，对非西方国家自然更是充满蔑视。随着欧盟的形成和美国小布什政府倒行逆施的行为，欧洲人私下的优越感日益加深，随时都会表现出来，尽管不会公开与美国作对，但时刻不忘利用这些相关议题来突出欧洲的存在价值。
　　等到奥巴马上台，欧洲人对小布什为代表的新保守派离去松了口气，表现自己人权价值的机会又来了。挪威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将　2009年的和平奖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确实出人意外，但如果理解了欧洲人对其世界地位和道德价值观的高度敏感性，就会明白这一举动背后的独特心境和思维方式。
　　正因为欧洲无力领导世界，把所有的希望转为寄托在美国的身上，自然对美国期望甚高，企图把美国推出去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目标，借以强化欧洲人的自负心态和减轻其不时冒头的不自在感。过去的美国基本上没有辜负欧洲人的期望，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充当旗手和领袖当仁不让，既促成了欧洲的聚合，特别是两德统一，又把欧洲人十分在意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喊得震天响，虽然根本目的是实现美国的战略和捞取最大利益，但表面上没有伤着欧洲人的面子和虚荣。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欧洲人对美国是容忍的，甚至是感恩戴德的，即使对美国的霸气和单边行事的作风略有怨言，但对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以及敢于提出“历史终结”的豪气还是基本认同的，符合起源于欧洲人的全球理念，美国是实际执行者和领路者，对其合作伙伴都有好处。
　　一旦美国行为表现偏颇怪异，欧洲人即如坐针毡，急于有所指教和修正，以免祸及自身。在小布什任总统期间，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欧洲人认可和容忍的界限，他们意识到如此下去，不仅欧洲人再无出头之日，欧盟不如美国的一个州，而且欧洲人也会被任性而为的美国人拖下去，危及其存在的根本。西方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西方人高人一等，随意教训其他人的资格等，都将被付之东流，在东西方辩论和模式比较时的那些所谓的正面特征将会完全转为负面，例如民主输入，尊重人权，多元文化（本身也是虚多于实），言论表达不受压制等，都在美国入侵他国和强力统治下成为笑柄。特别是死于战火中的人数高得令人无法忍受，即使将其作为强行输入民主的附加代价也无法取信于人，更何况那些数字中大多被证明只是美国大兵任意开火以求自保的后果，让欧洲人都无法替其辩护。欧洲人起初尚且对美国的做法发出一些怨言，以显示自己与美国人不同，仍然是一种仁慈的西方霸权，但很快就发现他们与美国人是捆绑在一起的，逃不脱“西方人”这个总的概念，而且自然而然地被视为美国这个领头人的忠实跟班。随之而来，他们自己推崇和标榜的那些所谓普世理念也每况愈下，面临被严重质疑和抛弃的境地。任何替自己辩护的理由，都会遭受到美国这一突出的反例而不堪一击，欧洲人教训他人的资格和信心正在消失殆尽，内心十分焦急。
　　欧洲人热心期盼美国人能够倾听他们的忠告，改弦易辙，但是奇怪得很，骄傲的美国人却越走越远，把小布什二次送入白宫，继续加码执行一些欧洲人不以为然的对外政策。欧洲人胆小怯懦，不敢直接挑衅冒犯美国，只有继续苦等，惨熬了八年，同时利用一切机会间接地、迂回地向他人表示自己与美国的不同，怕惹恼美国遭到报复。
　　如果美国共和党在2008年后继续执政，可怜的欧洲人更会感到苦不堪言，比不幸的伊拉克人还要无处诉苦。万幸的是奥巴马如愿当选，进入白宫，欧洲人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美国可以继续充当世界的领袖，重新做人，不仅在经济军事上逞强，而且在理念和行为举止上再次为人师表，同时也挽救欧洲人的信心，不再因为其明显的虚伪而经常被人嘲笑讥讽。奥巴马的一些举动表明他在拉近与欧洲人的距离，虽然受到国内保守派攻击他不像美国人，却依然一再有所表示，因此尽管实际行动并不多，也应受到欧洲人的称赞和表彰。
　　北欧人在欧洲人之中更加激进，西方价值观表现得最为明确，因此开始把对奥巴马颁奖作为一个给予适当回馈的绝好机会。在此之前的奥林匹克举办城市的竞争中，是由奥委会委员们民主投票决定的程序，美国倚仗国力也无法让芝加哥占上风，而挪威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是小圈子闭门表决，寥寥数人，意向清晰明确，自然一致通过，授予奥巴马和平奖以资鼓励。这些是奥巴马被匆忙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背景原因，希望以此让欧洲人解脱困境，拯救西方在道德和精神上的破产。这一颁奖是欧洲人表现自己独特性的机会，奥巴马让他们那颗焦急不安的心平静下来，美好的日子重新归来，那可比世界和平和终止地区战争还要重要得多。
　　欧洲人以此行动表明他们是同美国站在一起的，价值观和理念相同，今后仍然是最接近的盟友，只要美国能够达到欧洲人公开标示的标准，欧洲人就仍然会以美国为领袖和旗手，谋求共同的利益。
　　在颁奖仪式上，奥巴马大谈战争理念，为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辩护，侃侃而谈，有意卖弄他的语言天才，在场的欧洲人脸色却非常不好看，如坐针毡，特别是负责颁奖的挪威人，大概心里正在怪奥巴马不识时务，非要在这样的场合讲战争。战争这个词被奥巴马重复得次数越多，越显得偏离和平的主题以及给一个热心于战争的总统颁发和平奖的怪异，反证欧洲人的选择突兀，贻笑大方。果然，奥巴马不仅把战争这个话题反复混在和平奖的颁发过程之中，而且回国后不久就大幅度增兵阿富汗，强迫北约的欧洲国家更多地出兵出力，又将美国的国防预算增加到史无前例的七千亿美元，这些离和平奖颁奖仪式仅仅两个月的一系列行动，完全表现不出对欧洲人和诺贝尔奖的尊重，对祈求美国人不要胡来的欧洲人是个不小的羞辱，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摧毁了欧洲人特意宣扬的道德水准和高地，让他们成为势利小人和虚伪的典范。但是在美国能够保护欧洲和有力应对世界上其他地区对西方不利活动的时候，欧洲人还是愿意享受这一保护和领导的，特别是在比新保守派要显得开明的奥巴马政权之下。欧洲既极力显示与美国的不同，又摆脱不掉与美国的深度关系中左右摇摆，微妙和尴尬的合体过去和未来都在主宰欧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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