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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农产品

牛顿说过：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但是，与人性相比，资本更为疯狂。
　　早在1630年，荷兰就发生了著名的“郁金香泡沫”事件，当时，一颗郁金香球茎售价相当于今天的76000美元，比一部汽车还贵。这种疯狂，昭示了此后人类社会的一切炒作活动，也显现出资本对财富的狂热追求与理性的完全丧失。
　　在利润的驱使下，中国热钱的炒作似乎也没有停止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曾经历过一次浩大的“疯狂的君子兰事件”，一株君子兰的售价从最初的100元一路上涨了2000倍，最终竟达20万元；一张几分钱的猴票，在1997年时价格曾一度高达5000元；2006年，普洱茶开始“发热”，价格全线飘红，各品种涨价都在3倍以上，最多则超过10倍，最高曾卖过26000元/斤，几乎可以与黄金相媲美……
　　然而，热钱在中国最“脍炙人口”的“辉煌战绩”并不仅限于此，其在房地产和股市搅动的风潮更是让人记忆犹新。一些炒房团携巨资炒高了城市房价，导致人们只能望房兴叹；以强大的资本在股市中翻云覆雨，让很多散户血本无归。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今，农产品成为热钱的“新宠”，于是出现了疯狂的大蒜、疯狂的绿豆、疯狂的玉米……
　　与其他被炒作对象不同，一直以来，农产品并不具备被炒作的特征：与房子等大件商品相比，单位获利并不高；与股市相比，缺乏专业的投资属性；与猴票相比，并不具有稀缺性。但是，农产品又有着其他商品所不具备的特性，即不可缺少性。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其对农产品需求刚性太大，弹性不足，即使钱包再瘪，也要别无选择地消费。人们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或者可以选择不进入股市；也可以不购买猴票。但是人们日常生活却离不开农产品。
　　从生产者角度来看，中国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单个经营规模有限，导致一家一户的农民对农产品价格影响力较弱；此外，由于农产品既受“季节生产、常年销售”特征的制约，又有一个“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信息与流通难题。由此，中间商控制市场、垄断价格、绑架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动力与能量更强。
　　所以，农产品的真实价值，往往被处于资本强势、组织强势、信息强势的中间商所扭曲。能囤货炒作的，则囤货炒作；不能囤货炒作的，“找个由头齐声喊涨”也照样可以拉高零售价格。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仍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以及2010年以来国家打出了一系列房产调控政策“组合拳”，使得股市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情绪浓厚。2010年，楼市调控重拳出击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纷纷出现投资客单笔上亿的抛售，或者一次出现近百套抛盘的情况。5月，广州各大中介发布的信息显示，五一小黄金周里，每天成交量不足100套。
　　在此情况下，部分炒房资金暂时退出房地产这个“掘金”板块，大量热钱急切寻找出口。此时，恰逢2010年自然灾害频发，种植面积减少等状况，大蒜、绿豆等农产品的出现，让双方一拍即合，热钱转而投向农产品市场，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名农产品“炒手”就表示：“炒房？还不如炒大蒜收益快、收益高呢！”自2009年底至今，他用50万元炒大蒜，赚了200万元。在他的示范效应下，近两个月，他的几位朋友都准备将原来准备买房的资金，用来炒大蒜。
　　而且，仔细分析热钱炒作的农产品，就可看出它们具有共同属性：有一定的地域性，减产预期较强，价格有上升空间；与城市居民消费者习惯相关，生活必需品更容易将价格炒高；便于储存，可以为炒作留出时间。显然，大蒜、绿豆、玉米等已经被炒起来的农产品都具备这些属性，大蒜主产区在山东金乡县，绿豆和玉米主产区在东北，它们都是生活必需品，且随着储备技术的发展，都便于储存。
　　具有地域性，就表明其不像大麦和米一样种植面积分布广，总产量高，更容易被操控。以绿豆为例，2009年全国杂豆（大豆除外）总产量不过500万吨，其中，绿豆总产量接近100万吨。与年产量均达数亿甚至几十亿吨的主要粮食作物相比，绿豆就如同股市中的小盘股，价格容易被操纵。如果按照4元/公斤的收购价计算，40亿元左右的资金就可以掌控整个绿豆市场，进而就可以兴风作浪了。
　　炒作的风险系数小，且获利丰厚，农产品自然成为热钱的落脚处，也成为房地产市场萎靡时的“避风港”。
　　但是，“把约翰的还给约翰，把彼得的还给彼得”，炒作毕竟不是投资常态，正如君子兰在商品意识重新萌动的年代无比诡异地开出经济泡沫“恶之花”一样，泡沫总有破灭的那一刻。1985年6月，似乎一夜寒冬，君子兰价格一落千丈，垃圾堆中随处可见君子兰，大家的“发财梦”破灭。
　　到击鼓传花游戏的最后一刻，声落花落，最后接花者就是最倒霉的人。而在这一轮农产品炒作中，谁才是最后接花者，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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