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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十八大”为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大红利正在减弱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红利的支持。一是国有部门改制红利，包括上世纪末国企改制、员工下岗分流，也包括本世纪初国有银行改革，卸下了包袱，剥离了不良资产，使得它们轻装上阵，成为自主经营主体。现在，绝大部分国企和银行都已成为海内外上市公司，实现了产权多元化、社会化，其经营活动接受社会股东和市场的监督，因此提高了经营效率。
　　二是经济全球化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充分发挥出了劳动力充裕和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享誉全球。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利用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促进了自身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是人口红利。中国经济是典型的城市与农村“分割”的“二元经济”，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超过了一半。不仅每年城市有大量新增人口需要就业，而且也有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增加了社会就业压力，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与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三十多年来，我们努力建成的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在已难以为继。这种模式建立在劳动者低工资和资源高消耗、粗放经营基础之上，继续依靠外延扩张，必然受到资源瓶颈制约。上述三大红利曾经支持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目前对经济发展支持作用正在减弱，需要新的动力及时跟进。否则，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
　　（二）加快“六大”改革，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党的“十八大”对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应该从加快以下六个方面改革入手，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一，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经济过多，不仅会导致经济效率流失，还会滋生寻租和腐败现象。应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积极培育各类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市场能够自发发挥作用的地方，就应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应及时予以纠正，以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政府主要任务是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应“精兵简政”，提高政府服务于经济的质量。
　　第二，促进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让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让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自发发挥作用。因此，应该减少政府管制和打破垄断，让市场参与者都有公平参与机会。目前，我国市场要素，包括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货币资金等，都还没有市场化，价格信号常常扭曲，误导了资源配置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理顺价格体系，不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将无从谈起。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到社会稳定，也影响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下一步改革重点：一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增加工资性收入比重；二是在二次分配中，提高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是发展资本市场，纠正银行存款利率扭曲，提高居民金融资产收益；四是加大国企分红力度，将部分国有股权直接划拨给老百姓养老金账户，从而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第四，深化国有部门体制改革。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国企产权改革和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在宏观层面：重新设计国有资产战略布局，主动在竞争性领域退出；国资管理体制改革重点是建立国资经营预算制度和面向全体国民的分红制度。在微观层面：将部分国有股权直接划拨到老百姓养老金账户；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加强经营者考核，建立长期激励机制和完善内控制度，鼓励创新，减少短期行为。
　　第五，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不能进入市场有三大负面影响：一是导致城市土地供给不足，引发城市房地产价格泡沫；二是农村土地不能集约化经营，降低土地使用效率；三是农民不能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级差地租，剥夺了农民到城市生存发展的“第一桶金”，因此影响了内需扩大，也影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实际是节约用地过程，可以做到增加农业耕地。
　　第六，加快金融改革。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是重点。要打造一个权威性的市场基准利率；平滑债券收益率曲线，疏通利率传导机制；打破垄断，发展小微金融机构；深化银行内部改革，改进公司治理；逐步扩大外资机构参与竞争；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完善品种结构，进行利率和汇率衍生品场内交易试点；完善法律和监管机制；加快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逐步扩大资本项目开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追求外贸进出口基本平衡，为汇率市场化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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