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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两国M2/GDP比率比较分析

首先，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在农村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存在较大现实需求。1990—2012年，我国名义GDP累计增长了27.8倍，而M2增长了63.7倍，货币增速高出经济增速1倍多。这是我国经济逐渐“市场化”和生产要素逐渐“货币化”的具体表现，在一定程度上，M2/GDP比率阶段性升高也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资产形成增速超过了名义GDP增速，1992—2012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平均累计同比增长了23.5%，超过了GDP增速一倍以上，导致经济体内资本存量与GDP之比上升，促使全社会资本周转速度下降，导致货币周转速度下降，迫使中央银行增加投放货币，最终导致M2/GDP比率上升。可以说，只要我国资本形成增速继续高于GDP名义增速，M2/GDP比率就会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其次，中美两国资本市场发达程度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被迫把钱存进银行；而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老百姓有多样性的金融投资选择，拥有货币的各种“替代”手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与金融资产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两者转换起来十分容易。考虑到美国现有金融资产大约67万亿美元，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基础金融资产（为避免重复计算，把共同基金和金融衍生产品除外），这个数字约为美国GDP的4.2倍；这意味着，在美国1块钱产出需要4.2块钱金融资产与之匹配，但其中货币占比却很少。我国目前大约有160万亿元的金融资产，约为GDP的3倍；就是说，在我国1块钱产出需要3块钱金融资产匹配，但其中货币占比却很高。
　　再次，美国金融创新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减少了货币需求。一般而言，货币用于债权债务支付活动，并要满足经济活动主体对货币的各种需求，包括交易、投机和预防需求等。同时，市场流通中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已经远大于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货币主要体现为银行存款，也是一种金融资产，与债券、股票等并无二致，储户把钱存在银行也要追求投资回报。银行存款的回报就是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际利率低于名义利率，有时还为负值，严重侵蚀了储户利益。因此，货币“逃离”银行体系是个趋势。这一趋势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花旗银行发明的大额可转让存单（CDs），是银行融资证券化的开始。70年代中期，美林投资银行发明了按揭贷款证券化（MBS），首开资产证券化的先河。进入21世纪以后，资产证券化浪潮迅猛发展，虽然经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现在美国金融体系中仍然有着重要地位。
　　过去10多年间，随着资产证券化蓬勃发展，美国商业银行业务运营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型，由过去的“购买—持有”模式转变为“发起—分销”模式。银行在贷款发放后，不在资产负债表上持有到期，而是采取出售、证券化、购买信用衍生产品等方式，把贷款信用风险由“表内”转移到“表外”。通过这一操作，美国商业银行在6至9个月内就可以实现贷款销售，为发放新贷款提供资金来源，因此加快了资金周转。在该模式下，商业银行大量收入来自贷款服务费、预支利息、托管交易费、提前还贷罚款等贷款服务收入和手续费收入。因此，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上升，利息收入相对下降。这种新的业务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被认为能够扩大银行收入来源，为银行节约资本，帮助银行分散风险。然而，美国次贷危机也暴露了这种新模式在激励、透明度、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缺陷。无论如何，这种模式事实上显著减少了美国银行体系中的货币存量，这些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替代”银行创造货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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