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

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占领现实

不过，彻底逃离当下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即我们会与现实脱节。通过这些真人秀节目、24小时新闻播报、紧跟时事的节目以及所谓的网络信息超载，人们几乎无法获得真正值得信赖的信息，或加以有效利用。房地产价格到底会上涨还是下降？阿富汗战争到底谁是赢家？墨西哥人是不是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回答者的角度，因为昔日新闻业的专业报道已沦落为专业评论，让人们感觉客观事实已不复存在。日复一日地沉浸在这种媒介的扭曲场中，越来越少的美国人认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或物种进化论。1985~2005年，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的比例从7%增至21%，对全球变暖这一说法表示质疑的比例也从1997年的31%增至2010年的48%。宗教节目以所谓新闻报道的形态出现，有线台节目中有关电子邮件丑闻的辩论，都逐渐影响着人们的观点。但回到真实世界看看，含水层还在不断减少，常用抗生素也因细菌快速变异而失效。互动媒体让人们置身于对相对论的迷茫之中，一切都只关乎个人观点。你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也可以有我的观点。这也算是一种民主。事到如今，就连公共关系大师理查德·爱德曼也承认：“在这个媒体技术爆炸的时代，真相根本不存在，只有你为自己创造的真相。” 
　　互联网欢迎所有人加入对话。《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或许也可以成为《赫芬顿邮报》的专栏，还可以成为一篇个人博客或一条推特信息。每个人的观点看起来都和其他人的观点同等重要，这样一来，人们会误以为自己某些无知的观点与特定领域的专家观点同样权威。（我甚至可以感受到读者正对这句话中的“专家”一词嗤之以鼻，仿佛是我掉进了某种陷阱，将精英阶层的判断看得比普罗大众但更可靠、更不容易被收买的直觉还重要。）总有大学生问我，既然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乐意免费写博客，为什么人们还需要花钱购买职业新闻人的报道呢？答案之一就是，政府和企业仍不惜投入上百万美元举办宣传活动。总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士能全职为我们评估这些信息，通过其专业技能弄清楚事实真相。
　　年轻人并不是唯一对职业新闻报道持怀疑态度的群体。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20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人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的信赖度低于25%，这又是一个历史最低纪录。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也表明，随着互联网用户规模的直线上升，人们对传统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却急剧下降，42%的美国人认为新闻机构损害了民主，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调查结果高出一倍，而当时互联网还没有快速扩张。
　　2006年，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获颁一个人道主义奖项时说：“我们为互联网推动平等主义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对未编辑故事的分散介入。在这种媒介环境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制造焦点的能量。”不可否认，这种平民新闻报道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传统媒体因资金欠缺或毅力不足而无法报道的信息。有关卡特里娜飓风破坏情况的最早报道都是来自一些博客写手和业余摄像师。不过，这些报道也夸大了死亡人数，还四散传播有关在超级圆顶体育场发生强奸和暴力事件的消息，随后都被证实是谣言。由于外国新闻媒体报道受限或被禁，“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战争的相关画面和报道几乎完全由业余记者完成。然而，在为推翻一个有着严格审查制度的政权而进行流血起义期间展开新闻采集的确情况比较特殊，很难以此来评判业余记者是否具备阐明事实和解读政策的能力。
　　总而言之，这种权威主义正受到冲击，再加上大众能够利用博客技术和看起来很专业的网页模板给我们带来一种错觉，仿佛我们也有能力就任何话题展开调查，并写出专业水平的新闻报道。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在评论其他博客写手所写的专栏而已，而他们也只是在评论其他人而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博客，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作品都和别人的作品一样举足轻重。《网民的狂欢》一书的作者安德鲁·基恩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这种潮流：“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互联网和美国人生活项目2006年6月的一份民调结果，美国1 200万博主中有34％认为他们博客上的‘作品’是某种形式的新闻报道。这相当于增加了数百万没接受过专业培训、没有报酬甚至不知名的‘记者’，1996~2006年增长了1 000倍，他们在数字世界中疯狂地传播自己的信息（或者错误信息）。”另外一些声音则显得十分乐观，比如纽约城市大学新闻系教授和BuzzFeed（一家美国新闻聚合网站）的博主杰夫·贾维斯就辩称，这个市场因搜索结果和推荐引擎而发展壮大，最终会让那些更优质的新闻报道脱颖而出。然而，我们这些媒体的消费者已经失去辨别事实真相、民意和谣言的能力，因此市场机制在起作用之前恐怕还要经历一段艰难时期。
　　我们对政治向来难以抑制的反感和对自身直觉全新的信赖感交织在一起，驱使我们努力将事态掌握在自己手里，无论新闻报道还是其他事物。在这样一个政治化的世界里，意识形态目标已被恐惧和愤怒取代，也无怪乎在“当下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第一个真正的政治运动居然是茶党运动。这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式的政治，激发这一现象的正是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罗恩·保罗支持的自由意志主义。这一运动得名于1773年波士顿茶党事件，当时美国的殖民地开拓者们为了抗议税赋加重，将英国茶叶倒进海湾。今天的茶党运动也传承了其同名运动的反专制主义动因，并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政府的不信任。或许今天的茶党运动源于反对加税的运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也逐渐显露出其他更鲜明的特征：对一致意见不屑一顾，继续无视可能有违其过于简单化目标的事实。
　　包括米歇尔·巴克曼在内的茶党运动的成员，要么是误解，要么是有意曲解了“债务天花板”的本意—授权额外支出（客观上是支付已有开销）。在他们看来，要想解决似乎没完没了的债务危机，那就让政府关门。医疗保障体系太复杂了？那就把它结束了。（当然，针对老年人和残障群体的联邦医疗保险项目不在此列。）俄罗斯人是坏人，阿拉伯世界太可怕了，墨西哥人抢了我们的工作，而气候变化就是一桩骗局。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马克·里拉曾说，被放大的自信和对精英阶层的恐惧交织在一起，这非常危险。在他看来，茶党运动的成员“具有两种典型的美国特征，而且在近几十年日趋显著：一方面是对机构的严重不信任，另一方面是令人吃惊又毫无根据的自信。他们对公共生活持有世界末日般的悲观主义，但看待自己的能力时又自负地持有孩子般的乐观主义。”
　　如果茶党受到批评，理由无论如何也不会是太保守、太右派或太自由主义，只有可能是太不成熟、太敏感、太没耐心等待一个最终答案。叙事结构原本是用来组织这个现实世界的，而且似乎可以导致直接民主，其崩塌给了茶党运动成员以重创，他们试图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老大难”问题，至少这样能刺激其感官，似乎痛苦的末日也比麻木的现在要好得多。
　　相对理智的保守派以及共和党阵营的中坚力量对茶党运动成员似乎比对民主党人还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明白，这种对结果条件反射式的追逐破坏了代表制民主的根基和合法性。正如前总统乔治·布什讲稿捉刀人戴维·弗鲁姆曾经慨叹的那样：
　　一项从来不把政府治理当回事的政治运动已经被一连串政坛企业家利用了，这些人对政府治理毫无兴趣，却热衷于推销。和电视观众收看《美国偶像》时嘲笑那些笨手笨脚或动作不协调的海选表演一样，这些茶党斗士们每次暴露出自己对公共事务多么无知，就会带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娱乐性。凯恩在利比亚问题上露怯、佩里在能源问题上的无知不仅暴露其差劲的领导能力，更意味着其追随者的危机。茶党对政府治理既不了解也不关心，也绝不会具备这种能力。
　　代表制民主很难在这样一个通过数字化联结的世界中找到自身存在的正当性，派某个人连坐三天马车赶到首都如今不再算得上代表性。共和党阵营带着嘲讽拥抱了茶党，以为这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结果现在只能面对整个党派由内而外腐蚀的困境。与此同时，CNN似乎也明白24小时滚动新闻报道对刺激这种现象产生的作用，于是和茶党一起安排总统候选人开展电视辩论。比起破坏政府治理，茶党似乎更想达成的目标是把自己的成员通过选举安插到政府里去。
　　茶党运动似乎缺乏耐心，总是迫不及待地做出判断，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另一种有的是耐心对“当下的冲击”进行深思熟虑的运动。两者对政治叙事崩塌的反应截然不同：茶党运动渴求得到一个终极答案，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试图保持一种不确定性。
　　受到社交媒体影响下的“阿拉伯之春”的启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了，其最初只是为期一天的抗议活动，呼吁大家关注这个由银行控制、受债务驱动的经济所固有的不公平现象。然而，它最终转变为某种永久性革命，致力于创造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新模型。茶党运动的参与者想要清除这个没有明确故事的世界所带来的混沌感与困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把自己嵌入这个世界，目的是激发新形式。这可不是一件省心的事情。茶党的高调候选人及其刻薄的论调，与有线电视网那种快速剪辑、辩论至上的节目风格堪称绝配，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难以企及的。尽管都是对叙事结构崩塌做出的反应，茶党运动直接屈服于甚至拥抱一种危机心态，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则试图超越。
　　这至少也是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主流电视新闻报道为何打定主意将占领华尔街运动描绘成一群不知感恩、好吃懒做的怪人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电视记者们似乎是想为即将过时的简短新闻风格辩护，于是将占领华尔街运动无法在10秒之内明确表达其诉求描述为他们根本没有明确诉求。在一段以“当真吗？”为标题的新闻短片中，CNN经济新闻主播埃琳·伯内特对祖科蒂公园正在发生的一切充满讥讽：“他们到底在抗议什么？似乎没人知道。”就像《今夜秀》主持人杰伊·雷诺在商场里随机向逛商场的顾客提出有关美国历史的小问题一样，伯内特的主要目标也是想证明这些抗议者们根本不知道美国政府已为银行救助计划买单。当福克斯新闻台记者在采访一名占领华尔街运动成员时，对方拒绝回答自己希望这场抗议活动何时结束。这让记者狼狈不堪，但这一场景似乎也在意料之中。这位抗议者似乎尝试超越标准的政治叙事模式，转而回答说：“我压根儿就不希望它结束。”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其经济诉求是否有现实基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确是后叙事时代的第一个政治运动。与民权运动、工会游行甚至奥巴马竞选活动都不同，它并不听命于某位有魅力的领袖，也不会用车尾贴来表达自我，甚至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刻结束。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者们欠缺具体的目标，这让他们很难保持关注度和凝聚力。这一运动囊括的一系列抱怨、要求和目标实在太过宽泛：环境恶化、劳工标准、住房政策、政府腐败、世界银行贷款政策、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的财富差距等。不过，这些问题也有关联性：不同人受到同一体系不同方面的影响，而他们都认为自己经历的是同一核心问题的不同表现。但对记者或政客而言，想要装作对这场运动的诉求毫不知情未免太虚伪，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当下的冲击”。让银行业的捍卫者和传统民主党人感到郁闷的是，这场运动拒绝按照传统的方式列出自己的条件和目标。
　　其原因在于，与把某位候选人选上台就宣告结束的政治运动不同（比如年轻人帮助奥巴马竞选成功后却逐渐感到幻灭），这场运动不具备传统的叙事脉络。它不是要赢得一场争论，然后回家。在这样一种分散式网络化的时代，比起结果，它更关注可持续性；比起单一议题，它更凸显包容性；比起赢得胜利，它更关注在摸索中达成共识的过程；比起一本有头有尾的书，它更像是无穷无尽的互联网。
　　占领华尔街运动不是一场赢了也就结束了的运动，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产生很多问题的同时也在寻找答案。他们在世界各地搭建的帐篷更像是陈列品、集会、新理念的基本版测试或旧理念的复兴。与确定敌手、为既定目标而斗争的传统抗议不同的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自己坐在那里与自己交流，就自己的价值展开辩论，认识到自己内部的不一致，然后就这样一直延续下去，仿佛这就是一种新常态。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恼怒。
　　举例来说，占领华尔街运动这种联合国大会式的方法，其小组讨论和达成共识的方式高度灵活，是从古希腊借鉴来的。和议会制度侧重争论、分歧和决策不同，联合国大会制度任由不同理念和反对声音出现，确保它们都被听到，并从中凝聚共识。整个过程都通过简单的举手投票来完成。问题按照顺序排列，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声。就算投票已结束，例外情况和反对意见也会被编入修正案。
　　一方面，这个过程看起来俨然凝聚共识模式的一次飞跃。它无须那些产生政策诉求和选择立场的预设叙事，而是为了赢得共识而避免争个你死我活（或者说是启蒙运动的先哲们所称的辩证法）。这是对二选一、赢家通吃的政治体系的公然抗拒，这种体系至少从18世纪法国国民议会起就成为政治话语。不过，这个过程缓慢得令人头痛，似乎没完没了，能从如何解决邦戈鼓的噪音扯到如何应对学生债务。这特别适合那些一天到晚坐在公园里什么也不干的人，但对另外那些想要得到答案的人来说实在是痛苦。按照这种方式，“当下”被拉成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氛围和方式比起政治运动来，更像是一种大学生活，犹如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空间都主要由针对自己关心的问题举行的座谈会组成。年轻人向彼此传授经验，或者邀请嘉宾来做讲座，话题包括经济如何运转、投行如何与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脱节、如何应对大量止赎案例、统一有息货币的历史，乃至非暴力反抗的最佳实践方式。
　　这种方式显得十分笨拙，其结果也难以预料，但奇特的是它正好符合后叙事时代的价值观。占领华尔街运动倡导的是，要替换掉金融竞争的封闭式零和游戏规则，代之以大量可持续的、开放式的互助游戏规则。从传统政治叙事角度来看，这听起来很像共产主义理念，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认为，这是社会网络点对点交流的实现。这不是以产生赢家为目标的游戏，而更像是那种大型多人在线游戏，其成功取决于吸引到更多玩家，使游戏继续下去。

第

页

关于我们 | 版面设置 | 联系我们 | 媒体刊例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