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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秀的字节

所谓的真人秀类电视节目也怀揣着相同的动机，这种不用剧本、低成本的节目正慢慢代替众多具有故事情节的电视节目。这类制片人一旦意识到不必再花钱请编剧或演员，就立即放弃了线性的叙事结构。他们只需选对那些最容易产生戏剧效果或至少有点儿冲突的场景或地点，然后打开摄像机拍摄就可以了。
　　首开先河的真人秀节目记录下的是接近现实的内容。《警察故事》由约翰·兰利于1989年打造，至今仍在数十个国家制作，追踪拍摄现实中的警察如何巡逻、追查吸毒者或酗酒的家庭暴力施虐者，并实施抓捕。这档节目的片头曲中有这样一句：“如果他们来抓你，你该怎么办？”这是一种当下主义式的假设，一部告诉你一旦被捕该怎么办的教学视频。警官在节目结尾总会有一番自鸣得意的独白，让观众相信正义一定能得到伸张。这种模式取代了传统犯罪片中那种角色主导的觉悟和巧妙设计的剧情逆转。逮捕坏人并不是什么特别事件，或许会被视为“常态”，犹如一种持续的背景音，或者当下主义宇宙的一种状态。
　　另一部典型的真人秀节目是MTV旗下的《真实世界》。这档节目于1992年首播，至今仍在播出，本身就映射出其观众群真实生活的一个侧面。这档节目受到20世纪70年代系列纪录片《一个美国家庭》的启发，后者原本只是为了记录一个典型家庭的日常现实生活，但却撞大运似的记录下了父母出人意料且轰轰烈烈的离婚事件、儿子发现自己是同性恋等情节，并且全部在黄金时段展现在观众面前。《真实世界》的制作者希望能再次制造出类似的轰动效应，于是又选择了一组18~25岁的俊男靓女，把他们集中到一间公寓里，布置了几十个镜头，24小时连续录制。每个时刻都很可能十分重要，最终只能由编辑在事发之后选择性地搭建出有脉络的故事。当然，参与者实际上都在互相竞争以博取眼球，目的是在MTV或相关行业抢到饭碗。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制造戏剧效果，与人上床、打架、做危险的事，或者寻找一些本节目其他28季中别人还没做过的刺激行为。《真实世界》还将电视广告商从传统广告不再奏效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直接将产品广告植入到节目里。
　　毕竟，在观众已经拥有DVR（硬盘录像机）的媒体环境中，赞助商无法再指望大批观众能看完所有广告了。我们中很多人会借助Hulu（葫芦网）或Netflix（一家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等流媒体，花上一个周末的时间，一口气看完整季的节目。传统电视节目时间表在这个按需观看的世界消失了，因此赞助商必须把广告植入到节目内容中去。事实证明，真人秀节目能够充当更好的背景，因为这些附加的内容不会影响到场景的现实状态。如果我们在一部虚构的节目中看到一件现实生活中的商品，恐怕会把我们的思绪一下子从幻想世界中抽离出来，重新置于真实世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实世界》的观众根本不用担心现实连贯性的问题。他们对市场营销手法非常清楚，完全接受片中角色的服饰可能是接受了某时装公司的赞助，就像职业运动员的服装是由耐克赞助的一样。毕竟，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投资制作的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大力宣传一种新汉堡产品，观众也能理解“汉堡王”公司一定为这种曝光度花了钱。在现代主义的电视节目中，制片人不再具备将节目和广告区分开来的能力，但同时他们也不再需要这么做。
　　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创造出具有轰动效应的内容，但又无须费心安排设计。真人秀节目的制片人无法再采取杜撰、虚构叙事结构的方式制作节目，而必须直接、即时地制造出悲剧效果。正因如此，电视节目的立意呈现螺旋式下滑，凸显痛苦、羞辱和个人悲剧，试图制造出最轰动的效果。什么样的画面和观点才能让不断换台的人停下来？节目内容可以夸张到什么程度取决于观众对这种感同身受的羞愧感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我们已经准备好接受《美国偶像》节目参赛者的羞愧感。我们越享受这种节目形态，用来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手段就越残忍，我们在观看这些具有轰动效应的节目时也能更心安理得地逃避道德的谴责。
　　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提出的疑问，他当时对轰动效应和权威如何影响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士兵的服从性很感兴趣。米尔格拉姆想弄明白，德国战犯是否有可能如他们所言，仅仅是服从命令，而不是真心希望参与死亡集中营的暴行。至少，他希望知道，美国人如果被置于类似情景中，会不会做出类似的反应。他设计了一个在现在看来不太人道的实验。在实验中，身穿白大褂的人告诉每个参与者，他们要对一个痛苦尖叫、自称有心脏病并请求停止实验的人施以越来越强烈的电击。超过一半的参与者都按照命令，逐步加大了电击力度，甚至达到了他们认为可致命的程度。从结构层面或情感层面看，真人秀节目都反映了同样的动态。不，我们不是单纯地电击别人，而是享受着参与者的羞辱和落魄，并与之保持着电子媒介制造出来的安全距离。问题不是我们究竟能下多么重的手，而是我们能变得多么不知羞耻。此外，制片人才应该负首要责任，就像实验中那些身穿白大褂的人一样。
　　美国心理学协会于1973年宣布这类实验有违职业道德，但真人秀节目似乎接过了这一棒—倒不是出于实验目的，而是想背水一战，脱离叙事结构以制造轰动效应。由于没有剧本，真人秀节目的制作人就必须将产生戏剧效果的可能性作为前提。从这层意义上讲，真人秀节目《老大哥》、《幸存者》、《交换女主人》的确被有意识地设计成某种心理实验，其安排带有明确的假设，其设计旨在将戏剧效果、冲突和尴尬的可能性最大化。让一位女性在电视节目中讨好一位百万富翁，与之发生性关系，再揭秘他其实就是一个建筑工人。把12个名人瘾君子集合到一个康复机构，对他们完全实施戒毒，看看会发生什么！（没错，这些都是真人秀节目。）
　　叙事结构的崩塌确实会带来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却轻易地就屈服于形式最卑劣的轰动效应和虐待行为。如果孩子们更愿意去YouTube上点开《蠢蛋搞怪秀》的视频，看一个年轻人如何承受“放屁面罩”（别问这是什么），那么又何必再制作电视节目？我们发现，几乎流行文化的每个部分都在努力从传统叙事结构中解脱出来，但同时也承受着在没有叙事的情况下仍要制造出类似轰动效应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末互动和解构出现，节目制作者和观众的反应不一。它带来的结果是《黑道家族》和《迷失》中注重自我意识和存在主义的当下主义，以及《杰瑞·斯布林格秀》、《死亡真面目》、《黑帮主妇》、《儿童与皇冠》等节目乃至帕尔希·希尔顿的性爱录影带中所展现的粗鲁但轰动的“当下的冲击”。
　　忧心忡忡的神话学者和人类学者早就预见到了这种中断，并呼吁讲故事的人能为这个新型社会创造出新型的故事—或者其他什么。约瑟夫·坎贝尔认为，从太空拍摄到的第一批地球图像彻底击碎了我们不同的文化叙事，并要求人类缔造出有关盖亚这个大地之母的普世故事。这显然并未发生。罗伯特·布莱认为，男子气概是叙事结构崩塌的主要牺牲者，因为男性无法再通过故事了解父亲的角色和优秀领导者的品质。布莱也希望，通过重新讲述那些已经遗失的神话，男性可以重新构建起他们与这些传统优良品质的联系。
　　然而，由于人们不具备必需的时间和信任来回应叙事，故事本身无法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如果故事本身和当下主义文化互不相容该怎么办？届时我们又该如何保持生活的方向感和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如何面对失去所有这些故事的创伤？
　　面对一个没有故事的世界，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焕然一新，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却是备感压抑。一方面这看起来像是一种积极的、革命性的进步，让我们更有能力迅速甚至无形地去应对新生的复杂事物，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常常退化为推销手段或愤世嫉俗。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大多数情况下两者都对。
　　年轻人似乎更能适应这种转变，因为相对来说，他们更不可能哀悼他们可能本来就不知道的那些事。改变的不仅是他们的媒介消费模式，还有社交活动和体育活动的方式。比如，滑板和滑雪运动这种自由而独立的运动就同非叙事性媒体一起蹿红。便携式摄像机、独立媒体和YouTube无疑与此有关，孩子们能在这里轻松地记录下自己的绝技，然后展示给全世界。在仅有2.5厘米高的屏幕上播放一段10秒钟的视频，恐怕难以有效呈现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比赛中的双杀场面（你连球都看不见），但却是展现大胆的单人滑板翻转画面的绝佳形式。个人媒体的个性化看起来最适合与极限运动的个性化联系在一起。不过，体育运动的转变比这个还要深入。
　　传统团队运动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主流、更大屏幕的电视，更依赖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模式以及来自经久不衰且不可侵犯的价值体系的叙事一致性。橄榄球运动有其独特的战线，明确的广告，当地的拥趸和崇尚赢家通吃的精神。这是一种模拟军事的风格，遵循和任何传统教学故事一样的轨迹，也常常具备类似的社会目的和商业目的。一个兄弟连集合在一位父亲式的教练麾下，这位教练在更衣室内带着众人祈祷，然后再用一番堪比亨利五世战前演讲的讲话鼓舞大家的士气。这类修辞手法和价值观在后叙事的世界里就很难引起共鸣。而且，当我们知道教练在更衣室里的赛前讲话中包括用金钱为诱饵鼓动队员弄伤对方的四分卫，那种叙事的品格就被降低了，无论联盟事后多么大张旗鼓地处罚违规者。
　　与此同时，棒球运动的力量也植根于本地球迷的忠诚和美国精神之中。这些毕竟都是美国的“过去时”了。当金钱的号召力超过了运动本身，团队最终就只能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场搬到那些由赞助商冠名的运动场，而运动员们作为自由球员也都追逐金钱择木而栖。运动员们现在很少出身于自己效力的城市，这使得那种传统的本地英雄的叙事模式难以为继。
　　原本为人熟悉的赛场宿敌让位于个人职业，因为运动员们互相比拼的是谁的统计数据能破纪录，好让自己对产品赞助商而言更具吸引力。运动员不会为了球队而服用类固醇，但会累计个人本垒打纪录，期待能进入名人堂。有关棒球界服用类固醇的国会听证会揭示，运动员本人对这项运动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何塞·坎塞科说：“让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吧，人们去棒球场或在电视上看球赛，其实只是为了找乐子。”贾森·詹比的说法也如出一辙：“我们现在属于娱乐产业。”名誉扫地的昔日本垒打传奇人物巴里·邦兹也悲哀地承认：“我上次真正打棒球还是在大学时代。”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2004年在波士顿举行的“世界大赛”中，ESPN（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体育记者对这种干扰的感觉和叙事结构的崩塌做出了最佳表述：“我以前总是认为，今后看见那面旗帜的时候，只会联想到一些美好的事情。但现在，脑海中那个星号却挥之不去。我真希望能吃片药，把它从记忆里清除。”现实中的确也有星号，在记录册里，那些使用类固醇的球队最终夺冠的赛季均被用星号标出，似乎要将这些年份从历史的时间线中剔除。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悲哀地说，职业棒球大联盟“在美国民众眼中已成骗局”。当然，每次丑闻和背叛总免不了被一群时刻盼着大新闻的记者“孜孜不倦”地曝光，他们与电视网络不同，打破传统团体运动的光环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损失。
　　在过去的4年里，无论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还是职业棒球大联盟，其现场观众都有所减少。唯有NBA（美国篮球职业联盟）的观众增多，其中个人表现、明星效应和灌篮技巧的重要性超过了对本地球迷的亲和力或团队精神。人们对迈克尔·乔丹后仰跳投的怀念还超越了他与芝加哥的微弱联系。尽管如此，刺耳的个人主义还是会与团体运动的核心宗旨产生摩擦。当NBA巨星勒布朗·詹姆斯在电视特别节目《抉择》中宣布离开老家俄亥俄州、转投迈阿密热火队时，相信他在克里夫兰骑士队的球迷们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在一个团队荣誉和争强好胜已经让位给自我表达和乐在当下精神的世界里，滑板、滑雪板、攀岩、山地自行车等自由式运动显得更加如鱼得水。团队运动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想要参与就必须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忠诚度。一个孩子必须进学校，服从教练指挥，然后坚持完一个赛季。与此不同，极限运动本质上是即兴运动，与赢得对手相比，它们更重视运动的质感、风格和欢愉度。它们强调的是过程、形式和个人成就，反对一切将运动标准化的尝试。当世界最早一批滑雪高手受邀参加1998年奥运会的滑雪比赛时，他们断然拒绝了，理由是担心参赛会重新定义这项自由式运动，进而被限制在规则的条框之内，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极限运动也更倾向于拥抱那种精心设计的故事架构想要规避的不连贯性，或者说粗犷。传统的竞技滑雪追求的是一条道冲下山坡，而滑雪板玩家们却在场地内横冲直撞。他们寻找的正是传统滑雪项目运动员避之唯恐不及的粗糙、结冰的场地，目的就是锻炼勇气或演练新技法。他们很青睐那些路况难以预测的滑坡，就像滑板玩家喜欢在城市不连贯的地貌上左突右进一样。人行道上的每条裂缝、每个消防栓或每个坑洼都是一次机会。20世纪90年代《滑板手》杂志就有文章将滑板运动比作研究混沌数学，将滑雪板运动比作研习佛教。
　　“当下的冲击”也给极限运动这类高度实验性质的当下主义运动带来了同等的影响力。面对极限运动场上场下的炫技和特技表演，职业棒球还想维持那种团队精神的确不容易。只有在重罚之下，运动员们才能将团队利益作为其首要考量，比如真正赢得比赛。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极限运动明星们很快就不再理会前辈们反对广告宣传的原则，开始接受运动服装公司不菲的赞助，并参加那些想要把其成绩载入史册的电视节目。
　　与此同时，网络空间推崇的那些年轻人的搞怪行为最具轰动效应，但这些行为常常不顾后果，具有自我毁灭性。YouTube网站上有被称为《史诗级失败》的视频作品，整体风格就是用业余手法拍摄马失前蹄或“史诗级失败”的行为。作为“每日精选”传媒帝国的一部分，“失败博客”向广大用户征集有关失败行为的视频，其中既有极限运动特技走样的案例，也有更出其不意的出丑行为，比如一个家伙想顺手牵羊一支电吉他，但采用的办法是千方百计地把它塞进自己的裤子。极限运动失败的视频颇具轰动效应，由此制造了不少流行经典，比如“从屋顶滚下被轮胎击中关键部位”和“疯狂单车撞路标”。斗胆量很快就取代了比技巧的地位。在“平板式”照片和视频中，参与者试图在某种“平板式”的状态下保持静止，比如在旗杆上、山崖边或一头沉睡中的猛虎上方保持平衡。在“窒息式”视频中，年轻人又将对方勒到崩溃乃至死亡的程度。
　　对运动发烧友们而言，努力在粗俗上做文章并非不可能，但想要与“平板式”或“窒息式”视频的主角们争夺眼球或喝彩声，就显得十分困难。他们所处的窘境也带给我们一种看似不可能但信息量很大的启示：成年人必须直面原本用来观察和参与周遭世界的故事已然寿终正寝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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