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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叙事结构崩塌：一个不再熟悉的世界

我曾一直期待21世纪的到来。
　　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一切向前看。一切事物似乎都在加速发展，无论科技进步还是市场发展。几乎所有地方的演示文稿（PPT）上，都一律使用陡急向上的曲线表现收入、计算机运用、二氧化碳排放等项目的增长速度，而且其速度本身还在成倍加快。
　　摩尔定律应运而生，它是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于1965年提出的一项关于科技进步的经验法则。它告诉我们，计算机运算速度每两年就能提升一倍。与此同时，其他事物似乎也在以翻倍的速度发展，比如股市指数、医疗账单金额、网速、有线电视台的数量以及社交网络的规模。我们被告知，已不再是单单调整自己适应单一变化，而是要适应不断加速的变化本身。我们面临着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描绘的“未来的冲击”。
　　于是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信奉一切向前看。与其说特别期待某件事，还不如说我们只是简单地向前看。潮流先锋和时尚达人们成了我们周围拿着高薪的顾问，承诺提供关于未来潮流风向的独家消息。书店书架上塞满了各种乐观向上的图书，以“A的未来”或“B的未来”作为标题，最终又被各种悲观论调的书籍取代，标题换成了“A的终结”或“B的终结”。话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它们要么有未来、要么没有，而后者可能更令人信服。
　　在新技术、新理论、新商业模式、新运作方式的刺激下，我们都成为未来主义者。这些新事物带给我们的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一些不同的东西：一种带有不确定性的转变，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其重要性前所未有。每过去一年，我们似乎就距离召唤着我们的“混沌吸引子”更近一步。我们每进一步，时间本身似乎就流逝得更快。别忘了，当时可是一个千年里最后一个世纪最后一个10年中的最后几年。回顾20世纪90年代那喧嚣的、经由网络放大的长期繁荣，其主要特征似乎体现在向前看的姿态、对结论的渴望、向2000年的冲刺以及日历一页页翻过进而迎来下一个千年。
　　尽管2000年仍属于20世纪，但它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一年，是在为千禧变化的大戏提前走位。我们期待着这种变化，就像狂热的教徒们准备迎接基督降临一样。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对“千年虫”的预期倒少了些许宗教色彩，此前计算机系统编码中一直将年份设置为两位数，但照章滚动到“00”就出现了问题。电梯会停梯，飞机会坠毁，核电站将不再为反应堆芯降温，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都将终结。
　　显然，就算这些变化都没把我们折腾够，恐怖分子还在一旁等着呢。早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美国人就不得不加强警戒，防备有人对1999年12月31日晚纽约时报广场的跨年庆典下手。西雅图甚至因为担心有袭击阴谋而取消了庆祝活动。CNN的跨年报道几乎覆盖全球，一个时区接一个时区报道各地迎来午夜时分的场面，观众们甚至可以比较一下埃菲尔铁塔和自由女神像上方绽放的烟火哪个更壮观。不过，那天晚上一处又一处报道下来，世界各地没有什么惊天大事发生反倒成了最大的新闻。从奥克兰、香港、开罗、梵蒂冈、伦敦、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洛杉矶，到处都安然无恙。所有飞机都飞得好好的，（考虑到安全问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旗下只有３架飞机照常起飞），均未报告任何一起恐怖事件。这让千禧夜的结尾收得平淡无奇。
　　不过，就在我们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那个夜晚，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那种“向前看”的冲劲似乎减弱了，迎接未来更多地变成了守住当下。人们不再展望事物的发展走向，转而开始思索其当下的状态。
　　举例来说，在金融领域，一项投资的未来价值从此显得没有其现有价值重要。进入新千禧后不过10个星期，主要股指就打破历史最高纪录，其中侧重科技股和未来收益的纳斯达克指数更是冲上了5 100点。自此以后，股市开始下滑，至今也没能完全恢复。诚然，互联网泡沫破灭算是肇因之一，但股市疲软与数字技术成败毫无关联，却与更宏大的社会转变息息相关，人们从期待未来转向重视现有价值。人们不再展望未来，转而开始关注当下。对一项投资而言，“总有一天”能价值几何显得不再那么重要，比起“总有一天”，人们更看重“今天”。一只股票有什么故事可讲，也就是说有什么未来升值的迹象，开始变得没有股票实际的实时价值重要。我的股票现在值多少钱？我手头到底有多少？我的份额现在价值几何？
　　股市无限扩张只是在以未来为重心的文化基础上诞生的众多故事之一。20世纪那些伟大的“主义”（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共和主义、乌托邦主义到弥赛亚主义）无不依靠宏大故事才能推动自身发展。在人们眼里，没有一样能在短期内或当下就发挥作用。它们都允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都需要人们先熬过不那么美好的今天。（或者它们至少也能为当下提供一些总比过去所有痛苦稍好的条件。）最终结果能让一切手段名正言顺。今天的战争意味着明天的解放，今天的忍耐就是明天的救赎，今天的工作是为了明天的奖励。
　　这些故事曾长期令人信服，尤其是在美国，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重视似乎可以被视作其民族性格。移民为了寻求更好的明天，冒着生命危险横跨大洋来到这荒野中定居。新世界需要书写新故事，而新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前进的动力，号召我们为未来而活。新教徒那种今日努力奋斗只为明天更加美好的工作理念在美国深深扎根，其牢固程度远胜于其他任何地方，部分原因在于新大陆当时拥有富饶的尚未开发的资源，以及给人带来的那种广袤无垠的感觉。当欧洲怀抱着代表过去的博物馆和文化时，美国却自认为正在开辟新天地。
　　时至“二战”结束，这的确变成现实。唯一不同的是，美国的新天地不再是开辟新疆土，而是研发新技术、开拓新市场、提出新理念，从而不断发展经济，展开新的故事篇章。就如摩门教将《圣经》的古老故事引入当今的美国一样，从火箭船到计算机芯片，科技将把美国昭昭天命的故事继续引向未来。尽管人们对“美国梦”的解读不尽相同，但几乎都依存于鼓舞我们前行的同一类故事。从经济上、政治上到精神上，我们都靠这些故事支撑着。
　　这些故事合在一起，帮助我们构筑关于生活、国家、文化和信仰的叙事传统，我们采取故事的方式体验和描述世界。在这种叙事风格的镜头下，美国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还关乎一个民族经过漫长岁月一路走来的旅程。苹果公司不仅仅是一家智能手机制造商，还关乎两个在车库里开始创业的年轻人，他们梦想着人类有一天能凭借对技术的驾驭发挥巨大创意。民主不再是统治的方法论，而是一股解放人性的推动力。污染也不仅仅是工业领域的责任，更是一场关乎整个人类文明存亡的灭顶之灾。
　　讲故事本身就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价值。在数百万全神贯注的电视观众面前，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向PBS（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比尔·莫耶斯讲述故事如何搭建人类文明的基本架构。在这类关于“神话的力量”的电视节目的激发下，大批电影工作者、广告人、管理学家将讲好故事的原则纳入日常最基础的工作中。就连大脑研究学者也认同，叙述是认知构成中的一项基本要素。正如凯斯西储大学学者马克·特纳所言：“叙事性的想象（故事）是形成思想的基本方法。推理能力的培养也以它为基础。它还是我们展望未来、预测、规划和解释的主要方法。”科幻小说作家娥苏拉·勒瑰恩也说过：“从《长发公主》到《战争与和平》，故事是人类发明的促进相互了解的一种基本工具。曾有过伟大的社会不使用轮子，但没有一个社会不讲故事。”
　　用系列故事体验世界有助于找到其来龙去脉，这对人们有慰藉作用和指引作用。此外，它们还能帮助人们消除障碍，将其重塑为通往更佳地点的道路上或临近旅途终点的一处小小颠簸。只要还有足够的冲劲、前进动力和戏剧张力，我们就能暂且克制住自己的怀疑，继续留在故事中。
　　20世纪末显然给了我们足够的冲劲、动力或张力，或许给得太多。时光回溯至20世纪中叶有些古怪的1965年，影片《欢乐满人间》获得了5项奥斯卡奖，摇滚乐队“感恩而死”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太空仙女恋》在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首播。那一年还见证了人类第一次太空漫步、超文本的发明，以及第一次成功运用人工呼吸机，这些事件、发明及其他事物带来了太多、太快的变化，以至于阿尔文·托夫勒受其触动发表了名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未来”的文章，并在文中首度提出“未来的冲击”这一说法。
　　我们能预见到，火山爆发式的错位、扭曲和逆转不仅会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还会发生在价值体系中以及个体对现实的感知和构想方式中。这样大规模变化的速度还在不断提升，这会让大批人感到迷失、困惑甚至崩溃……就连最有学问的人今天仍假设社会是相对静止的，他们最多也就是尝试按照当今潮流策划一些简单的、线性的任务。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未来到来之前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简而言之，就是未来的冲击。
　　托夫勒认为，事物变化得太迅猛会让我们很快丧失适应能力。新药物能延长我们的寿命，新医疗技术能够改变身体或基因组成，新技术会淘汰某些职业或实现即时通信。就像移民初到一个国家会感受到文化的冲击，我们也会很快面临未来的冲击：一睁眼发现世界早已改头换面，已经认不出来了。让我们失去方向感的并非是某种特别的改变，而是改变的速度本身。
　　因此，托夫勒建议我们所有人都变成未来学家。他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阅读更多科幻小说，参加一些讲授“如何预测”的特别课程。对托夫勒而言，缺乏基本的预测能力俨然就是“当今世界功能性文盲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很大程度上，事情的确就是这么发生的。我们没有在小学阶段学习未来学课程，却从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中勉强学到了有关未来学的内容。我们或多或少都已成为未来学家，在角落里窥测下一个大事件，甚至再下一个大事件。不过我们就这样过来了。这里，当下。我们来到了未来。从这一刻起，故事真的土崩瓦解了，我们开始体验 “当下的冲击”引起的第一项真正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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