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不听使唤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确实开辟了一片全新天地。厂商迫不及待地向市场推出最新款产品或是节约成本的创新，其目的无策略会如愿以偿。但对手很快开始模仿他们的新产品，竞争在新的起跑线上重新展开，竞争的结果就是价格迅速下降，并最终下降到更低成本均衡点。归根到底，斯密认为消费者是这场竞争中的最终受益者。
但斯密的诸多当代信徒却坚信，他想表达的观点远比这更大胆：市场永远都能让个体利益俯首帖耳地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但斯密本人的说法却谨慎得多。比如说，他曾写道，“趋利性的企业所有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是他的本能。因此，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会追求一个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标。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如此，但也总是有害于社会。”
斯密从不认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所有环境下都能保证取得好结果。比如说，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写道，“同行之间很少聚会，但即使只是娱乐或者消遣性的几次聚会，最终的话题不是拐到阴谋对抗公众，就是抬高价格的伎俩”，这足以彰显他对市场力量的怀疑。
和斯密一样，现代社会对市场机制愈加猛烈的批判，也倾向于把其过失归结为共谋行为（Conspiracy）对竞争的束缚。但是和现在相比，在斯密的那个时代显然更容易对竞争加以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对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说，真正的挑战恰恰植根于竞争过程本身的基本规律。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少数几个最早认清问题根源的人之一。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自然选择所偏爱的特性与行为主要取决于个体生物，而不是群体。他发现，在一种情况下，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重合，我们往往就会看到类似于“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例如，基因变异让一只鹰的视力变得更敏锐，这种变异不仅会让这一只鹰受益，而且随着这种变异在整个种群中不可避免地扩散，这个种群都将因此而受益。
在另一种情况下，一种有益于个体的变异却有可能对更大的群体造成伤害。当物种内部不同个体间发生一对一的肉搏战时，如果变异给某一个体带来优势，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雄性动物的体重就是非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利润。在短期内，他们的最好的例子。大多数脊椎动物均为“一夫多妻制”，雄性动物可以同时有多个配偶。然而，当一部分个体拥有多个配偶时，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个体没有配偶。后者也就无法延续他们的基因，并成为“进化论”中的淘汰对象。因此，雄性动物经常会为了争夺配偶而大打出手。在这场争夺配偶的战斗中，体型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于是，进化史中的“军备竞赛”造就出体型越来越大的雄性个体。
雄海象为什么狂增肥？
海象是一个有点儿极端但却颇具说服力的例子。雄海象的体重通常接近6 000 磅（约2 700 公斤），几乎是雌海象体重的5
倍。在交配季节，雄海象就会捉对厮杀，直至其中一只逃离战场，或是身上血迹斑斑，几乎奄奄一息。胜利者几乎能独霸整个群体中的所有异性，它的家眷甚至可以多达100
只。
尽管比对手更庞大的躯体会让一只雄海象更有可能在这种争夺配偶的大战中获胜，但异常硕大的体型也会演变为整个种群的累赘，这让它们成为鲨鱼及其他捕猎者眼中的攻击目标。
假如给它们一个机会，对“所有海象都将体重减小一半”的提议进行投票，雄海象应该毫无异议地都投赞成票。因为决定配偶大战结局的，是不同个体之间的相对体重，而不是绝对体重。因此，这个改变不仅不会影响任何一对雄海象决斗的结果，还能减少每只海象遭到鲨鱼攻击的危险。当然，海象找不到实施这项提议的现实路径。任何一只雄海象都无法单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只体重轻于其他同性的海象永远也找不到配偶。
当个体的报酬依赖于相对能力时，在人类的相互活动中也会出现类似冲突。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的一个经典案例中体现了这种现象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