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力源于他们在宣传“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根源”这一观念上不惜血本。比如说，简·迈耶（Jane
Mayer）曾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数万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快便得到广泛关注并被大量引用。迈耶在这篇文章中披露，最近几年，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两大股东查尔斯·科克（Charles Koch）与大卫·科克（David Koch）已向极右派智库（Far-right-wing
Think Tanks）、茶党(Tea Party) 成员及其他宣传上述观念的派别捐款超过1 亿美元。
尽管声称以公平和均衡为原则，但鲁伯特·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频道还是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政府乃万恶之源的思想。而这场浪潮背后的推手就是《匹兹堡先驱评论报》（Pittsburgh
Tribune Review）的老板、亿万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及其继承人。没有他们的慷慨解囊，右翼智库自然难以掀起如此汹涌的波浪。更早些时候，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已向保守派智库、媒体机构及顶级大学的法律经济学项目提供了近4
亿美元捐赠，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宣传这一思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自由竞争的市场则是问题的解决方案。
总之，这些投资已成功地在民众间唤起一股势不可挡的怨气。这股民怨让政府疲于应对，又别无选择。自由主义者认为，浪费早已是政府积重难返的陋习，而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我们或许应该感谢他们让个性自由蜕化，并让滥用公共资金行为昭然天下。政府并非完美，意味着彻底的政策瘫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难道这是大多数美国人想要的吗？毕竟，市场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很多重要的职责依旧最适合由政府来承担。国防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产权的界定等等同样属于政府的职责范围。
越趋完美的社会，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越是突出。那些政府在国民心目中拥有良好形象，并得到国民高度认可的国家，往往也拥有最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最低程度的腐败和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相比之下，在那些政府职能极端低下的国家，譬如索马里、海地和苏丹，其市场功能通常也极为滞后，人均收入水平极端低下，犯罪和暴力事件发生率极高，绝大多数国民认为其政府腐败低效。如果只能在新西兰和海地两者之中选其一的话，大多数美国人当然更愿意生活在前者。政府在发挥其应有职能方面的巨大差异并非是他们作出选择的唯一原因，但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许多政府公共项目最适合通过集体方式运作，而这又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支付这些项目成本。自由主义者及其他反政府激进派经常谴责强制性纳税，称其为盗窃。假如完全依赖民众自愿捐赠，那么，任何政府都将无所作为。没有法定税收，就不可能有政府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军队，这样的国家迟早有一天会被其他某个拥有军队的国家所侵犯。但是硝烟散尽之后，民众还得向这个入侵者的政府纳税。
如果民众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一个以国家权力强制纳税的政府，那么，政府最好让民众知道这些税收物尽其用。我们必须审慎对待政府机构的设计和监管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对公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如何为之提供财务支持展开更加广泛的对话。遗憾的是，政府现在还没有做这件事。
对于美国这个星球上最富饶、拥有最好的教育、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来说，现实显然不应该是这样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好消息就是：突破当前瓶颈实际上并不困难。原因很简单，这个瓶颈并不是由完全不可调和的价值差异造成的，而是源于我们对竞争机制的深刻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