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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第二节 来到美国:除了我们一家没人讲中文
“搬去美国那一年,我8岁,弟弟6岁,我们兴奋地捡好书本和心爱的玩具,为带哪一件‘最喜欢的’而仔细斟酌。我们一心向往出门远行,但并不知道美国是个什么地方,想象中,那里应该是高楼林立、城市繁荣、科技发达,我们并不知道要搬到一个小村镇去住”。 “下雪啦!”妈妈在喊。我爬起来拉开窗帘,院子里已经白茫茫一片,于是拉起弟弟,穿上从没穿上过的厚重的羽绒服,带上帽子、带上手套,几步就冲过客厅、越过壁炉,打开大门,冷空气立即从脖子里灌进来,我们俩都忍不住发抖,手也开始僵了,但还是兴奋地冲向雪地,打雪仗、堆雪人…… “适应,怎么都能适应的,就是太冷,”妈妈在电话里对台湾的亲戚们说。在台湾,我们从没有见过下雪,冬天通常是十几二十度的气温,下雨时阴冷潮湿,毛衣是常见穿着,但跟伊利诺伊比起来,遥远的台湾温暖如春。1986年冬天,我第一次看见下雪,在我们堆好的雪人附近,四下里空寂无人,连欢笑声都无人回应,就在伊利诺伊州的小村镇斯科基。 我们家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移民潮来到美国的。在1981年,美国政府颁布了《移民与国籍法修订案》,后来,美国参议院又通过第1196号议案,批准台湾每年移民配额为两万,同时也给中国大陆保持两万。这个议案开启了此后的华人移民浪潮,携家带口的中国人,怀着形形色色的目的赶赴美国,求工作的、求教育的…… 现在的加州,华人比例逐年俱增,硅谷小城库伯提诺的华人比例更是高达40%,四处可见的繁体中文字让它显得很像是在台湾的乡间。1196号议案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更多中国家庭勇敢地踏上异乡,而他们也不可避免将承受文化冲击。上大学时,我的好友安迪?陈(Andy Chen)就来自上海,而学长潘宇来自广西,他们都和我一样,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当中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我们讲话的“口音”听上去跟一般美国年轻人没区别。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会讲中文,虽然都讲得一般般,有趣的是,一旦讲起来,却还是乡音难掩,我自然是一口台湾腔调,Pan则保持着浓郁的广西口音。 我们家的移民决定,起因是我爸爸的工作变动。他最早是为英国的一家贸易公司工作,这家公司采购和销售类似厨具和家具这样的商品。爸爸常常去欧洲出差,游离各国的经历让他动了心思,想让自己的孩子们在海外接受更加开放的教育。在1986年的时候,公司为爸爸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他可以到芝加哥附近去独自管理一家即将成立的分公司,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这家英国公司在全世界各处办公室的销售信息,然后把产品运到美国来销售,芝加哥是美国的航空和航运中心,很多做传统贸易的公司都选址于此。 相比起当时移民的其他家庭,我们一家的挑战要更大一些。在1986年,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人并不多,而且,即便是到美国去,大家通常选择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在那里,华人圈子有着几十年的沉淀和积累,如果你要找熟人,盘根错节的关系总是能帮得上一点忙。 很少有人像我们家,最后选择了中部的斯科基。如果要用讲故事的语言来描述,你几乎可以这样说,从前,在美国的中部,伊利诺伊州下面有一个库克县,库克县下面有个很小的村镇,它的名字叫做斯科基。 斯科基位于五大湖区,它离芝加哥不算远,需要开车超过40分钟,但已经是一片宁静的乡村景象。我想,如果当时有了互联网,有了视频网站Youtube,我们的心理落差肯定没有那样大。 搬去美国那一年,我8岁,弟弟6岁,我们兴奋地捡好书本和心爱的玩具,为带哪一件“最喜欢的”而仔细斟酌。我们一心向往出门远行,但并不知道美国是个什么地方,想象中,那里应该是高楼林立、城市繁荣、科技发达,我们并不知道要搬到一个小村镇去住。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全家就一直没停止过讨论。我们一家在台北的生活平安富足,挑战最大的应该是妈妈,她当时是一名会计师,工作和薪资都很稳定,可一旦去了美国,为了一边适应新环境一边照顾全家,她得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社交圈子,成为一名繁忙的家庭主妇。但最后妈妈却是最支持的一个人,记得她总是笑眯眯地跟亲戚们说:“他爸爸工作机会难得,而且,两个孩子可以出去念念大学,如果对他们好,那么就是对我好。” 光是收拾行李就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临到上飞机却害怕起来,毕竟,我们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了,那里的人都说英语,对当时的我来说根本无法沟通。 我突然格外地留恋起家乡,想起圆山动物园前卖茶叶蛋和烧酒螺的小贩,想起动物园里那只据说活了80多年的大象“林旺”。在我们搬家到美国之前不久,圆山动物园因为空间不够用,需要整体搬家到木栅,当时,所有的动物都坐上特制的货车,浩浩荡荡穿过大半个台北,而人们列队公路的两旁兴奋地围观,对于小孩子们来说,这次搬迁大巡游简直就是盛大的节日。我当时想,多年后,当我再回到台湾时,大象“林旺”应当已经不在了。 就这样,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前往心目中代表高科技和高度繁荣的国家——美国。可是,当飞机降落在机场,当全家人乘坐车子向斯科基进发,我却又失望起来,第一印象是,这里跟台湾也差不多啊,就是人少一点,车子多一点,每个房子外面都有漂亮的花园,就这样而已啊。 可很快我就发现,伊利诺伊和台湾的区别当然不止这样而已,首先是环境的迥异,斯科基是动物的天堂,植物的乐园,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小小居住房子外面,是一栋接着一栋的,相似的居住房子,除此之外,只看见笔直的马路、汽车安静滑过窗前,没有夜市、没有大型商场、没有游乐场、没有高楼…… 更有挑战的则是文化差异,在这个城镇里,在我们家到来之前,当地居民从来没有看到过在本地居住的亚洲人。而到我上高中之前,所有的同学和朋友都是非亚裔的,当然更没有人会说中文了,也没有地方去吃中国菜,甚至餐馆都没有几家。我们比起如今去到加州等地的新移民,需要更长的适应时间。 在将Youtube出售给互联网巨头Google之后,我曾经回过几次台湾,有一次去看我曾经就读的小学,“台北静心小学”,当时,学校的负责人热情相迎,把所有的小孩子都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夹道欢迎我。后来,学校还组织了一个演讲,让我讲述“成功”的经历,还在报纸上登载。记得那个主持人问我,“你现在如此成功,你觉得在这所小学的经历有起到什么帮助吗?”可是,天哪,我从8岁起就跟随父母去了美国,在静心小学也就不到两年的时间,而且我真的有些记不得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笑着回答,“学校教给了我很有用的东西,让美国人很羡慕,比如说,我很早就会背‘九九乘法表’了”。然后大家就鼓起掌来。 这个回答是我当时的“急智”,当然它也绝不是说谎。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读三年级,弟弟读一年级,英文自然是一点也不会的,我坐在座位上,四周小同学讲的话一句都听不懂,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哈哈大笑起来,听讲就更像是听天书一样。只除了一门功课让人欣喜,那就是数学,因为那些公式和习题我至少是看得懂的,而且都会做。 “九九乘法表”是我小小自尊的最后防线,陌生环境中的莫大安慰。在台湾的时候,学校早已经教过乘法表了,而美国的同龄孩子对此还一无所知,因此,看到同学们为了3乘以6等于多少苦思冥想的时候,早已飞快写下数字的我总是忍不住想要笑出声。 没有任何悬念,我的数学考试总是拿第一。而且我也很快发现,在一个美国中西部的城市,只要小孩子多把心思用到读书上,其实非常容易拿到班里的第一名,当地的孩子们总是被“放任自流”,家长很少加以管束,也许,正是因为在他们讨论棒球、漫画和电影明星的时候,我们还被督促着读书,教育方式的不同竟然造成了“华人孩子都聪明”这样一个“普遍”现象。 最后,当语言关被时间突破之后,我在每一科都取得了高分,不光是数学。 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家属于中产以上、但不算特别富有的人家,可是到了美国之后,生活质量就稍微下降了一些,因为只有父亲一个人外出工作,母亲要留在家负责照顾我们兄弟俩。反映在家庭消费上,就是我和弟弟添置新衣和新玩具的速度变慢了,可是,我们俩并没有因此觉得奇怪或者不能接受,因为在美国的这些小城镇,几乎每家人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俩这两年才开始比较谁更会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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