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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发言]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
主持人：谢谢华生老师，华生老师就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下面有请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演讲。
李稻葵：非常感谢杜总，也非常感谢经济参考报组织的展望会，新华社作为权威的信息整合平台，也作为独特的信息传达机构组织是非常非常恰当的，在论坛上我们听到了很多精彩的观点。
既然要展望我们必须谈趋势，谈到趋势必须谈经济学的趋势，我想到了之前非常尊敬已故的经济学家说的一句话，他说经济学的趋势往往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狼来了"，经常说有什么趋势，讲了很多大家都不信，但是真正来的时候经济趋势变成现实的时候却让我们措手不及，这场经济危机就是如此。谈了很久经济过热、结构失衡，最后来了一场经济危机。但是我想这句话后面还要加一条，那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的观点往往又是过激的，在过去一年有很多预测，有人说这场金融危机十年都不可能结束，这种观点显然也是错误的。另一种倾向金融危机比较快走出了艰难的阶段，很多人说一切危机过去了我们可以回到危机前的世界，这个观点也不见得正确。所以我们要谈论中国经济的未来，谈论2010年的经济必须从世界金融大格局来谈。
[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如何看待这场危机，或者是金融风暴发生之后我们国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新挑战，有什么样格局性、趋势性的事情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有了判断之后我们再回顾中国经济有哪些非做调整不可的一些根本性趋势性现象，再回过头来看2010年基本形势。
我的基本观点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发展形势远远比金融危机前，也比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来得更加严峻，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进行深刻调整、深刻改革。先讲三个直接的现象，然后再引出更加根本的观察，三个表现性的挑战。
第一个是流动性过剩，樊纲在第一个发言里讲到我非常同意，他说发达国家还会出现流动性过剩宽松的货币政策格局，我补充一个根据，西方国家非常清楚，他们经济恢复根基是非常不巩固的，西方国家意识到他们财政扩张空间非常小，英国、美国乃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债务上升20-30%，于是出现了希腊股权债务信用评级下降，这只是一个开始。如果美国人国债券都要从AAA往下调，金融市场又将引起新的一轮动荡。不管怎么讲他们财政扩张的空间是很有限，但是经济还要维持，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稳固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货币政策不能收，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收紧，还要继续扩张，美国应该欧洲中央银行要手拉手，同时扩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汇率和其他国家相比不会出现巨幅的波动。在这样共识的引导下全球国际回避存量为标志的流动性还将持续下去，这样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对中国经济而言有两个后果，第一我们的资产泡沫上升压力还会有，第二我们的汇率还有升值的压力，欧洲中央银行说巴西的货币，印度、俄罗斯的货币都已经升值了，中国为什么不升值，所以我们升值的压力要放在国际环境当中考量，这是第一个表象性的挑战。
第二个表象性的挑战，就是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下，大家兴起了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浪潮，全球经济再平衡已经成为全世界主要国家政府政策共识。9月底在匹斯堡召开20国集团峰会已经达成共识，而且责成IMF来监督这个事情，IMF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赢家，不仅得到了注资，而且寻找到了新的使命，矛头直指中国。全世界不平衡在他们眼中就是三个国家导致的，德国、日本、中国，日本可以开拓，长期经济低迷，不靠出口靠什么呢？而且完全按照IMF意见调整政策，我的汇率在自由调整财政政策在扩张，国债占GDP比重已经高达150%，我只有继续依赖出口。德国人是欧元区的一部分，欧元区是平衡的，欧元的汇率政策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只有中国，针筒案也好、轮胎特保案也好仅仅是开始，还会愈演愈烈。印度土耳其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长期以来是持有敌意的，这是第二个挑战，不仅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讨论，奥巴马经济顾问讲了全球化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那么多好处，原因是固然有微软公司、有波音飞机受益了，但是有很多低技能劳工失去工作，从微软公司抽税补贴是非常困难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明确谈这个事情了，在三个星期前趋势的劳伦斯的叔叔萨内而森也讲这个问题，现在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很可能发达国家是受害者，这个思潮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萨默斯我称之为经济基辛格，它不是传统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而是左派经济学家，不是一个纯粹传统的坚持自由经济思维的经济学家。这个挑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使得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
第三个表象性的挑战，就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吵得沸沸扬扬的义务减排问题，现在绿色环保运动已经升级为一场意识形态，已经升级为绿色主义。所谓绿色主义就是人类活动带来了气候变暖，最主要是必须减排，移民没有用。就像当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一样，没有折中的余地，而且我们还必须看到1992年启动的气候变化框架，到今天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1992年中国经济的规模排放的水平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1992年还把中国愿意纳入发展中国家一员，今天西方人非常明白，虽然你自己不承认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这些问题西方人看得很清楚，我们再努力也不如你努力减排有用，希拉里·克林顿讲我们过去是没有科学知识，我们不知道二氧化碳排放会带来气候变化，今天你们知道科学依据了，知道人类活动会带来气候变暖为什么还不减排呢？所以压力在我们这边不能简单指望靠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还能够按照过去的发展模式来外推未来，中国的压力非常非常大，这一点必须高度意识到，反过来讲在减排问题上如果能做出表率，能比美国、印度做得更好，这恰恰是让我们树立起中国受尊重的大国，真正的强国，把中国的模式上升为具有朴实意义重大的战略机遇，绿色主义减排运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既是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是树立起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机遇。
不管怎么讲必须考虑进来，这三个问题无疑对我们提出了挑战，但是挑战背后还隐藏更大根本性的挑战，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明年年初中国经济总体规模超过日本，今年年底可能超过日本，没想到日元兑美元还是升值的，我们超过日本不见得是好事，从战略上讲是重大的包袱。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往往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日本8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美国一片惊慌，美国国会议员拿着日本电器在国会山门口大榔头砸，这是一场政治游戏，背后反映的是战略，反映的是国家的意识。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我们还很穷，尽管GDP按购买力平价算6000美元，但是可以看到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相信作为第二大经济国如果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肯定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阻力，我们能够不犯错误，能够比较平稳延续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了，所以不管怎么讲，种种迹象表明金融危机后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既复杂更严峻，因此我们的调整是绕不过去的，2010年的发展必须放在大的格局里思考。否则2010年可以很快恢复到2005年的形势，这个看法不仅对我们的人事不利，对未来的发展也是有害的。
[必须调整的三个方面]
该怎么调整前面几位已经做了调整，无非是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必须调整。不仅是2010年，也是未来若干年必须调整，不调整会遇到巨大实质性问题。
第一宏观经济的比例必须调整。消费占GDP35%，这个比例无法持续。贸易顺差降到3-4%，往年是7-8%，怎么调整呢？在我看来是两个思路，所有机制是通过两个东西来实现。一个机制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国百姓不是没有消费欲望，不是像日本人那样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没有物质欲望，恰恰相反中国的百姓是想消费的，只不过担心，只不过手里没有钱，我们消费占GDP比重从早期75%下降到35%，经过数据分析我们自己消费比重的下降以及比美国比OECD国家的消费比重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不但下降，在这样的格局下家庭的消费能上去吗？所以想方设法把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提升上去，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槛。怎么提高？减税！个人所得税完全是一个笑话，个人所得税完全是工资税，华生刚才所说的例子，上亿的经过上市获得的收入为什么不纳税呢？这在全世界都讲不通道理，所以个人收入调节税不是简单提高起征点问题，他是小打小闹，一定要把税基拓宽，把个人劳动收入加上个人资本所得，同时考虑家庭负担，作为税基大幅度降低税率鼓励依法纳税，鼓励相关的服务业发展，因为这么高税率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打击。我们都知道这么多金融公司注册香港，很多工作人员长期在境内工作，一年只要不超过183天就可以算作境外收入，在香港纳税15%，这边是35%，这么高的税率不仅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对服务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这是提升可支配收入的根本方式。
还有一条继续维持一定比重的国内投资，否则的话内需无法提升。怎么样既维持投资率又不增加产能，绿色产能投资。也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补贴，像新能源汽车、低能耗汽车政府应该补贴，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完全相反，货币政策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我们的货币存量在全世界是创记录的，今年上升了209%，这么高的货币比重毫无疑问带来了各种资产价格高涨的动力，所以财政政策大有空间，财政政策不能只算一两年的赤字，有一点赤字是完全应该的，因为我们的中央政府手里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长期以来握在手里，这对经济效益对发展而言是不利的。所以短期内搞财政赤字，甚至在境外发债促进结构调整，在中长期通过坚持国有资产，这个思路称之为大财政。通过大财政的方式帮助结构调整，而不是简单一年一年平衡财政，减少赤字。所以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在未来若干年调整过程中是绕不过去的，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才能压下来我们对外市场的依赖。大国的崛起从来没有靠外部市场兴起的。美国人是怎么兴起的，美国绝大多数是封闭状态，美国到1935年之前美国第一大财政收入是关税，长期以来是靠保护的，不能靠自由贸易起来。美国现在政策专项一点不奇怪，这是关于内需。宏观经济重大比例必须要调整，第二个调整必须要调整发展的社会基础，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社会阻力，刚才华生谈了住房的问题，房价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房价这么高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机构能有竞争力吗？以新华社为例，新华社员工要买房子能跟国外媒体竞争过吗，包括清华金融系在工资和待遇上不可能跟西方竞争的。
房地产问题本身涉及到经济发展社会基础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可借鉴经验呢？有！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是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当然是。这些现代市场经济是怎么解决基本社会问题的呢？当然是要政府直接出手、直接干预、直接入世提供供给。英国人在1890年左右英国是贵族，英国上议院联合起来调查，如果不提供住房工业化难以成功。美国也是如此，美国很多城市提出收入在三分之一以下的人群是应该得到政府补助租房的开发商拿出三分之一的房子给低收入人口住，都是这样。香港是50%的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里，新加坡60-70%，新加坡和香港是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当然是！在东方的社会在中国的社会里流动性过剩，两千多年的土地文化大家不仅把住房看作是投资品，而且还看作是收藏品，都有拥有房子的情节，买了房子以后大量的房子是空置的，既不租也不卖更不住，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土地是浪费的，如果靠市场解决问题，那一定是需要住房的人住在很远很远，或者根本进步来无法就业。所以我想未来中国就业为了夯实社会基础绕不过去需要新的一轮住房改革，我称之为二次房改，说来复杂其实不复杂，一级市场政府要直接参与开发，不要卖地。直接拿出地来自己开发，给那些有工作但是没有买房子的职工住，保证就业、保证企业的竞争力。二级市场掺沙子，这句话不是我们的发明，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的说法在车轮子里掺沙子。二级市场投资所得税包括超级好话住房税，只有这样做才能夯实我们的基础，所以学者们还需要二次市场解放。现在市场经济不是简单的买卖牛仔裤的经济，也不是政府只把市场监管好的市场经济，现在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在最基本涉及到社会稳定方面提供直接的供给，公平的基本的教育要不要、基本住房要不要、基本医疗要不要，所以现代化经济都是这么干的，我们应该看看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产权明晰以后政府什么都不管顶多市场监管一下的市场经济，这个不是市场经济。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都不是这么走的，都不是这么个玩法。我们是学香港学了一半，没有学会香港提供50%居民住房，香港的老师、警察包括低收入阶层都是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里，我们的经济情况香港完全不一样，香港政府是有耐心的，香港只有20%的地皮卖出来，80%的地没有卖。我们不一样我们平均每一届地方政府三年半短期行为赶紧卖地卖完地搞GDP，国情不同简单照搬香港做法肯定出问题。所以第二个任务是夯实社会基础。
第三个任务是完善基本的现代化制度，包括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点我们非常混乱。中石油中石化去新疆采油几乎不用花钱，这种情况下当然会导致发展模式的扭曲，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也要健全。
[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风险]
未来若干年这些关口绕不过去非做不可，早做比万做好。在国际形势下这些基本的改革、社会基础工作，基础宏观比例的调整非做不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谈一下2010年的经济形势，我非常同意刚才几位的观点，从数据上看2010年是比较平稳数据上非常漂亮的年份，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年经济的发展总是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总是有风险。作为一个学者我们的任务是指出一些风险，同时指出应对风险的预备措施。不要让潜在的风险成为危机，六大风险三个来自于国内三个来自于国外。第一在2009年扩张中冒出来8000多个融资平台，难免个别地方如果我们的政策收的太快，可能会出现融资链条的终端，因此会出现很多项目半途而废。会出现很多地方经济发展停顿，这无疑是对宏观经济有冲击。这个危险在下半年会更加突出，因为2009年得到的贷款到明年下半年很多短期贷款到期，我们银行体系很多是短期贷款，所以要做好预备方案，要在个别地方政府出现融资链条中断的情况下有一套办法，是银行出钱还是中央政府出钱。
第二个风险资产价值的巨幅变动，既包括迅速的上升也包括迅速的下降。资产价格既包括股票市场也包括房地产市场，如果房地产价格再升20-30%，我想很多社会矛盾还会激发，从拆迁到百姓买不起房子，都会出现很多社会舆论。相反股票和房地产下降20-30%，也会有风险，也会有很多企业和个人出现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的货币当局不断地检测资产市场的价格波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货币政策有一点逐步逐步形成了共识，货币政策不仅要关注产品价格还要关注资产价格。
第三个风险还是国内的风险，如果某些突发性、局部性，天气原因也好，瘟疫也好影响了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话，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背景下很可能会演变为农副产品价格迅速上涨，根据目前的统计办法一定会直接演变为我们的标题通货膨胀，报纸上喜欢报道CPI标题通货膨胀迅速上升，这又会带来新一轮社会舆论和心态变化，所以要警惕突发性事件。我们是连续六年，上一次是十几年前，连续六年粮食的丰收再继续保持是有压力的。
还有三个风险来自于国际，一个风险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迅速飙升，以及有可能带来的供应链局部中断，对原油产品而言供应链稳定性更加重要，50%以上的原油是进口的，我们的石油公司在国外上游拥有的资产是相当有限的，五六个大型跨国公司我们不是主导，一旦伊朗出现任何局部性的问题，出现了石油短期供给中断，道达尔也好、英国BP也好首先要保持本国原油供给，当然会牺牲对中国的运输。
第五个风险，是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会不会演变成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的运动，尤其要关注低碳运动会不会和贸易保护和全球经济再平衡扯在一块，西方国家不进口中国很多产品，提出30-40%的关税，原因是你们落后的技术不减碳，这对我们绝对是打击，这比我们劳动成本用工来得更大，必须做好预案和判断。甚至我完全同意樊纲的方法，我们自己应该先讨论讨论。
第六个风险这个风险是区域性的，比如说东欧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对中国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几年前的情况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也超出很多人估计。你去迪拜的机场看一看，大量的中国同胞转机去非洲，每次去迪拜都会碰到经管学院的学生，这么多经济布局在海外，一旦出现区域性的冲突，那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我经常有这样的恶梦，会不会有一天早上起来新华网报道中国500位工程师被某叛军压为人质，这是多大的打击，这种风险永远存在，我们必须做好事先的预案。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我坚信非常好，我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的情况跟日本是两码事，中国是人均GDP顶多6000美元，日本到了30000、40000水平，人口老龄化怕什么，我们现在强迫60岁教授退休，等我退休的时候65岁或者70岁不就行了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口老龄化不是什么问题，中国人还很穷，工作的积极性是非常高涨的，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完全看好。但是今天必须调整2010年如果调整不当今后可能会碰到更大的问题，金融危机应该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希望在我们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完成调整的过程，为今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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