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我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纪实之十
中国科学社:倡导科学救国的一面旗帜
    2008-08-22    王丽    来源:经济参考报

  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主要成员合影(民国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后排左起为秉志、任鸿隽、胡明复,前排左起赵云任、周仁。

中国科学社主要会员合影
  提要:中国科学社是1914年诞生的民间学术团体,它对中国近现代的科技发展影响深远。它倡导科学民主思想,普及科技知识,探讨教育改革,是在中国落后贫弱时期推动科技发展、改造国民科技意识薄弱品性、倡导科学进步生活、积极从事救国实业的一面旗帜。

  创建:国难中汇聚科技救国理想

  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科技史上第一个综合性学术组织,它的创建不是出于国家机构或政府组织的筹划,而是由一批当时风华正茂、奋发有为、学业卓异的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庚款留学生和“稽勋”留学生发起。科学社的产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的大背景下,有着深刻的时代必然性。
  17世纪后期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科学民主型社会建设正在社会化大生产提供的丰富物质文明下逐步推进,而中国却仍在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惯性运转。正如研究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的英国哲学家李约瑟所说:中国这架古老磨盘迸溅的火花助燃了西方工业文明,而磨盘却仍旧在其传统的轨道上蹒跚转动。
  如果说,国内的大部分人因闭关锁国的政策和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思想统治,而对国内外形势对比的落差还比较漠然,而那些或走出国门,或紧密关心世界局势的有识之士已强烈地忧患国家的落后,民族的式微。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倡导变革社会,为社会注入近现代文明的新鲜血液。1914年,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杨铨等后来成为中国科学社中坚力量的一批热血青年都还是康乃尔大学的学生,几年的学习生活已使他们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多的观察和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盛和中国贫夷状况的巨大反差,使他们内心无法平静,短暂的迷失后是救国救民的科技理想的思考探求。
  他们深知西方国家国力的迅速提升与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息息相关,而中国在两次工业革命中却只扮演无动于衷的旁观角色,导致科学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国内科技水平,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救亡图存。经缜密筹划后,这些激情飞扬的海外学子决定以己之力,在国内传播科技思想,促进科技发展。他们清醒意识到零散的个人行动效果有限,而建立较为完善统一的学术团体更能汇聚各方才力,产生更大影响。为此,他们借鉴了当时西方国家工业化阶段已相当普遍的股份公司形式,成立了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有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秉志、周仁,又确立了较完备的章程、规则,加上有志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于1914年夏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
  科学社创建时完全属于民间自发行为,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经费支持,这些青年学子靠着每月从学费、生活费中节俭下的钱交纳会费,维持科学社的运行。在坚守学术纯洁和科技救国的信念支撑下,科学社会员精心呵护、培植科学社这支科技园地的幼苗,使它渐渐成长起来。1918年科学社迁回国内,又陆续创建了图书馆、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生物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的科技领域影响日益扩大,作为中国的代表机构在国际学术组织中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传播:励精图治的科技救国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文化专制,烦琐考据的学术风尚,窒息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导致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精神上的退化。在西方社会进行蒸蒸日上的第一、第二次技术革命时,大部分国人对科技思想还麻木不仁,科技意识极其薄弱。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甚至断言“就科学知识相比较,中国的翰林学士还不如西方受过教育的小孩子。”
  以任鸿隽、杨铨、周仁等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会员通过切身感受,强烈意识到祖国科技落后的危机。任鸿隽有一天去纽约图书馆的发明注册室,面对满室陈列的难以计数的发明专利,他惊叹不已,如此丰富的科技发明,必然会促进实业发展。西方社会借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让这些青年学子震惊,科技的重要性在科学社成员看来是首要的:“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历史俱在,其例俯拾皆是也。”
  为传播科学思想,树立科学理念,科学社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其初衷是传播、讲解西方最新科技成就,汇报介绍会员自己的各项研究成果。1915年1月,在美国编辑完成的《科学》月刊1卷1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在国家急需科技提升的关头,《科学》月刊的出版发行在传播科技成就、引导科技发展上为国民带来的思想进步是巨大的。
  科学社不但注重传播纯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如X射线、放射性元素、电子的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创立,《科学》杂志都及时进行了传播讲解。同时科学社也积极普及与实业实践相关的技术知识,以提升民族产业的科技层次。科学社倡导用先进的管理、技术知识促进落后的民族工商业发展。
  《科学》创刊之初就介绍过新兴的管理科学,杨杏佛(杨铨)的《科学的管理法在中国之应用》一文,就强调管理的重要性,倡议工厂运用科学管理,取得效益最大化。他的另一篇文章《科学与商业》中,介绍德国化工界如何利用化学上的科研成就,使其染料生产在国际竞争中胜出,获得可观效益。呼吁中国产业界不要满足于小作坊式的简单化生产,应在生产中运用科技成果,这样产品才有竞争力。陈长蘅的《营业组织之体制及优劣比较》介绍西方工业文明中的股份制企业,分析股份制企业的优点,“无有限公司,则蒸汽电力亦莫能尽其功用。”同时也指出股份制企业不可避免的弊端,分析全面中肯,最后强调股份制企业利大于弊,“凡合股公司林立之国,其人民盖皆富厚兴旺。”陈长蘅清醒地指出民族工商业不发展,国家永无振兴之日,“吾国今日生计之大问题,厥惟创造工业革命,由农业国而跃为农工商业国。”胡嗣鸿的论文《以火蒸发于黄铜中取纯铜纯锌之索引》,被誉为“开中国工业化学研究之先。”
  科学社在动荡的社会时期,克服种种困难,坚守科技救国理念。科学社工作并未职业化,会员们从事的科学社事务大都是义务性质,不但不拿报酬,很多会员还常年资助科学社,维持它的运转。正是在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爱国情操和科技强国梦想的激励下,会员们潜研敏求:出杂志,组织演讲,成立生物研究室,建立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组织对外文化交流。在科研领域,为业界人士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实验提供仪器、资料、资金支持,促进相关专业工作者与国外同行的交流研讨;在社会领域,致力于对科技知识的普及,让科技走进大众,完全摒除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阶级自命清高,蔑视普通民众的治学痼疾。

  践行:躬体力行的实业救国实践

  科学社科技救国思想的更可贵之处在于对传统士大夫阶级崇尚做所谓上上学问,轻视实践,鄙薄劳作的旧传统的摒弃。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在他著名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就讨论了在中国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脱节,“一旦穿上了长衫,就抛弃体力劳作,……用双手工作的都不是读书人……。”
  在这一点上,科学社成员以自己的爱国热情和艰苦投入超越了旧式知识分子,科学社宗旨就是“提倡科学,促进实业”。他们强调科技知识的重要,更重视科技在民族产业中的运用。科学社成员竺可桢就曾撰文批评那些“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阶级自居,不肯再动手”的所谓学者。科学社的最早成员之一侯德榜,也提到“工业家精于科学学理,且具有应用该学理之才干者也。”科学社会员提倡科学,研究科学,是真正地要用所学服务社会,“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任鸿隽、杨铨、周仁等在学成归来后,都投身于艰苦繁杂的实业创建工作。
  科学社会员周仁,因为笃信“强国必先利器”而入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向则是冶金学,毕业后谢绝摩尔电炉公司挽留其留任工程师的邀请,放弃康乃尔大学机械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国开始他实业救国的艰苦努力。30年代。他开办了钢铁试验工场、玻璃试验工场和棉纺织试验工场,成为“引进先进技术的社会化生产车间”,不依靠外来经费,而靠自己的产品生存,并解决了很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侯德榜在1919年到永利碱厂任工程师,他“日夜寝食在厂,身先士卒,埋头苦干……穿了蓝布工作服,同工人一起操作。”该厂产品“红三角牌”纯碱于1926年8月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这些成果离不开侯德榜的辛勤付出。1934年,侯德榜担任永利硫酸铔厂总工程师及厂长,仍是一如既往身先士卒,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埋头苦干,使工厂如期竣工投产,日产硫胺100吨,硝胺20吨。他创造的“侯氏制碱法”,改善了德国“蔡安制碱法”,提高原料盐的利用率达98%以上,他据此用英文写就的专著《制碱工业》,为世界各国业内权威所推崇。
  20年代,欧美国家使用无线电技术已相当普遍,但中国还很罕见。科学社深知无线电技术对军事、民事的重要,为推广无线电技术,科学社成员无线电专家朱其清和电机专家王小徐,在1925年制造了我国第一台自制的无线电发报机,并为公众进行无线电接受和发送演示,并计划设立无线电研究所。
  任鸿隽回国后不久,曾承担筹划创建四川钢厂和铁厂的工作,为此他付出艰辛的努力,与周仁一同赴美考察炼钢方法,采购设备,满怀创业热情,期望能奠立四川钢铁工业基础。他的满腔实业救国热忱,却因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官场黑暗而无法实施。
  杨杏佛的实业理想也一直萦绕心怀。1918年8月自美国归国途中途经日本,即与当时在日本从事技术工作的友人“畅谈中国工业前途及科学社与工业同志会之希望。”回国后,即马不停蹄与周仁商议在上海办厂之事。为此思虑筹划,奔波劳作,却也因社会环境的恶劣和物质条件的匮乏,壮志难筹。杨杏佛一生坦荡豪爽,豁达直率,毕生跋涉在争取科学民主的艰苦道路上,直至为此献出生命,他难筹的实业梦,令人扼腕。
  由于时局动荡,基础薄弱,加之社会扶植力度小,这些满怀实业救国理想的饱学之士经常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在缺乏科学与民主的时代,他们辛酸的失败多于成功,科学社的历史是交织着辉煌与挫折的奋斗史,他们为强盛国力而付出的巨大努力、艰苦跋涉,永远为世人铭记。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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