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纺织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精纱车间

    提要 晚清开口通商后，洋货输入大为增多，一些西洋物品流行于中国市场，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洋布的输入及穿用洋布的流行，就是通商后几十年间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在洋布攻势面前，官和商这两股不同的势力结合起来，从各自不同的地位、愿望和利益出发，提出了与洋商分利，自办机器织布，以抵制外洋商品入侵的要求。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办，恰恰反映了在那种大的历史变革中我国民族工业经历的风雨飘摇。

洋布大量输入我传统棉纺业受损

　　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首先在英国出现了纺织行业的技术革命，并很快蔓延到欧美诸国，蒸汽机动力和新式纺织机的采用，使纺织业生产力大幅提高，纺织产品成倍增长，并成为欧美商人开拓海外市场、赚取大量利润的主要商品。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英美各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伴随着中国商埠的增开、商品输入量的增加而持续增长，特别是其中棉织品数量增长更为显著，在总输入物品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据统计，1842年进口的棉织品仅占全年进口总值的8.4%，而到1867年此比例已上升为21%，到1885年就以35.7%的优势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
　　随着输入数量的增长，洋布占领的中国销售市场不断扩大。城镇居民乐于购用这种物美价廉的洋布，用洋布来代替绸缎，做夏服、棉衣里、内衣、被面、窗帘、丧服等，洋布开始畅销各地。
　　郑观应这位不同一般的买办对19世纪后半期手工棉纺织业发生的变化做了如下的描述：“如棉花一项产自沿海各区，用以织布纺纱供本地服用外，运往西北各省者络绎不绝。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而南省纺布之利半为所夺。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盛世危言》纺织篇)此时，中国的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市场受到了严重破坏，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
　　列强经济势力的深入，刺激着洋务派官僚和商人集团。在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渐瓦解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地位、愿望和利益出发，提出了与洋商分利，自办机器织布，以抵制外洋商品入侵的要求。

欲与洋商分利上海自办机器织布局

　　1876年3月，李鸿章根据津海关道黎兆棠的建议，派魏纶先到上海筹组机器织布局事宜。魏纶先在上海的创办活动并不顺利。从客观上说，当时银根紧张，筹集款项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在主观上，当时魏纶先虽然有着“观察”的头衔，但实际上只是工程技术人员，没有经济实力，号召力不强；而且又长居北方，同上海的商业社会和江南官场缺乏深切交往。因此，他既得不到两江官款的扶助，更难以博取上海新旧商人的支持。1878年，彭汝琮进行设厂活动。彭汝琮是一个被免了官儿的人，他在1878年冬曾向李鸿章交了一份织布局计划，指出织布局将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招集商股50万两，但是没有结果。
　　在后来的两年中，筹建组又两次改组。1880年夏，主持人改为戴恒、龚寿图、郑观应、经元善以及蔡鸿仪、李培松，其中以郑观应“总持大纲”，经元善“驻局专办”，戴恒、龚寿图代表官方，而以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经元善代表商方，李鸿章委托郑观应“总办局务、常川驻局”，专管商务。苏北大盐商李培松和宁波富商蔡鸿仪作为主要投资人参与织布局。
　　改组后的机器织布局制定新章程，招股4000股(每股100两)，其中半数由主要创办人购买，其余半数则向社会公开招募。经元善在通商各口、内地城镇以及海外华侨集中的地方委托钱庄商号，分设36个代收股份的地方，并且在报纸上公开投资人姓名，如不愿公开姓名的则以公布股票号码作代替。这是一种制造声势的措施，它投给社会新鲜的刺激因素，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机器织布局的招股工作进行比较顺利。自章程公布后不到一个月，报名投资数额达到30万两，后来又增加到50万两，远远突破了原定计划。
　　1881年，织布局获得“酌定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经营专利，以及“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厘税；如由上海径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的免税特权。
　　开机投产之前，织布局又几次更换人员，从郑观应、经元善转手到龚寿图“总办局务”，龚易图“收拾残局”，结果，残局更残，一度亏损。李鸿章又派轮船招商局会办马建忠接办织布局。马建忠又因办事不力而更换杨宗濂。因杨宗濂在北方任职，不得到任，一切都由他的弟弟杨宗瀚承担。上海机器织布局几经周折，终于建成，占地约280亩，后依黄浦江，前临马路，有厂房、轧花房、栈房、办事房等建筑，订购了英、美两国轧花机、纺纱机、织布机等全套设备，到1890年终于有部分机器开始投入生产。

盛宣怀执掌灾后重建织布局大权

　　1893年10月19日，织布局清花间失火，适值狂风大作，施救不及，全厂付之一炬，损失达7000多万两。
　　织布局失火的主要原因是管理问题。这个企业属于官督商办，总办、帮办、会办都是政府指定的，政府在里面有股份。指定的人是很能干的，但是不擅管理企业。织布厂最重要的是防火，机器织布局的房顶上盖的是油毛毡，容易点燃，这是大忌；厂里是有救火设备的，也靠黄浦江，有水，但是救火设备没有人会用，只好看着大火烧尽。
　　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决心重建纺织局，他向清廷阐明理由说：“布缕为民间日用所必需，其机器所纺织者，轻软匀净，价值尤廉，故远近争购。……是以因势利导，不得不用机器仿造，必使所纺之纱与洋纱同，所织之布与洋布同，庶几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沾余利。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
　　李鸿章力主赶紧重建，立即恢复机器织布局。这种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接下来是谁来负责恢复工作。在当时，社会上与官场中公认为非盛宣怀莫属。李鸿章说：盛氏“于商务洋务，尚肯苦志研求”。社会上则公认“他的身份、势力和财力都适宜于担当此任”。盛宣怀热心于办工业企业是众所周知的，他早就想要揽办同人民生活最接近、赢利最有把握，因而也最有生命力的纺织工业。但未有机会插手，直到织布局开工后才与朱鸿度一起创建纺纱厂作为布局的分厂。尽管此次恢复织布局任务艰巨，但是盛宣怀足以担当此任，并且有希望很快办成。
　　然而恢复织布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清理和结算前账。织布局官款26.5万余两，商股55.4万余两，招商局、仁济和其他公私股份约20万两。焚后至多值10余万两。在以前，清政府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惯例是先顾官后顾商，但这次不同，由于接办的人盛宣怀向来比较照顾商人利益，他从“体恤旧商，方足以招徕新商”的观点出发，认为如果按照“中国向来遇有盐典各业不测等事，皆应先偿官款”的惯例，必使股商怀恨在心，而主张“所欠官款，悉归以后局厂按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陆续归缴”。“至于非官款的损失(65万两)，则将由灾后基地局房估价按成摊还；按旧股一千两先摊得二百两，填新股票，一律取利，其余旧股八百两，靠新商获利陆续抽捐归补”。盛宣怀说“此不得已之办法也。”这确是“不得已之办法”中的好办法，它果然奏效，恢复进展顺利。
　　盛氏首先确定招股一百万两。上海、宁波、苏州三地绅商认购60万两，“洋货公所所属各行，按其资力多寡，认购新织布局的股票约百分之二十”。不足之数，由招商局、电报局挪补。这样，不到两个月，即光绪十九年年底，一百万两资本就基本就绪了。但认购者还是很踊跃，以致到了限制认购的程度。例如台湾巡抚邵元冲要求对新厂投资认股，盛宣怀不得不告以“公如欲附入，一、二万尚可代留，多则无额”。恢复新厂的工作，第一步算是成功了。
　　资本有了着落，可以进行建厂的具体步骤了。盛宣怀为了照顾“商情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的顾虑心理，决定改“局”为“厂”，表示商资商办之意，名为“华盛纺织总厂”。另在上海、镇江、宁波等地设10个分厂。计划设纱机32万锭子，布机4000张。盛宣怀为总管(即总经理)。严作霖管银钱，沈廷栋、褚成炜管生产，许春荣、杨廷杲、严潆管买卖棉花纱布。上述人等均称董事。股票都由盛宣怀签名。从这个班子看，基本上是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派出机构，也是比较能自由运转的机构。这就无怪纺织厂恢复筹建的速度之快了，不到一年，即1894年9月16日恢复投产了。

上海织布局如一面旗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从弹花、纺纱到织布全用机器，纺的纱和织的布，质量大体上可以与进口纱布相比。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影响下，后来湖北也设立了机器织布局，开始在本土生产机织布。此后至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各地商人纷纷开设机器织布厂，仅从1897年至1912年15年间，全国各地就新开设机器织布厂约60家，从地域来看，北至奉天、长春，南到广州、闽侯，东至上海，西到重庆，可谓遍地开花，掀起了一股设厂热潮。从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指由外洋输入的外国棉织品，而成为以新式机器纺织的机织布的通称。随着中国本土机器纺织业的发展，本土机织布因工价低、运费省等，成本和价格比进口的洋布更低，中国人购用“洋布”也更为方便和普遍。“洋布”作为机织棉布的通称，与中国乡村仍普遍存在的自织“土布”并行存在，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成为中国老百姓日常穿用的主要衣料。
　　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经历，为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带领中国棉纺织业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