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电报机

至1911年，黑龙江地区设有电报局所19处。

　　提要

　　有着“鸡毛信”美誉的电报，历经一百多年的辉煌，逐渐失去昔日的光环，正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在电报淡出历史舞台之际，考察其成长、发展、消亡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电报业在清朝的命运与清朝的兴衰休戚与共。

电报早期入清遭到敌意

　　1835年，美国人S.F.B.莫尔斯创造了电报通信用的莫尔斯电码，两年后他又研制出了电磁式电报机(后来被称为莫尔斯人工电报机)，随即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应用。莫尔斯在1838年就预见到了“地球村”的出现。他认为，“电报会像人的神经系统一样遍布全球，并将在瞬间把这块土地上的消息四处传播”。
　　电报在中国的早期命运又如何呢？电报传入清廷初期，国人将其称之为“铜线”或“电线”，首先遭遇的是敌意、抵制、拖延和敷衍。时值国门洞开，外患频仍，内乱不断，军情紧急。但是电报却被视为有害文化安全、威胁政府统治的奇迹淫巧。不必说顽固派坚决反对，就是以开明著称、一心要学习外国船坚炮利、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官员对于电报在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也缺乏认识。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不仅不热心创办电报事业，甚至与顽固派一样表示抵制、反对。1862年，俄国人最早以书面方式向清政府提出请办电报的要求，选择的线路是从京师到天津。迫于外交压力，清政府不得不表态，承诺俄国享有优先权(“将来如准他国设立此法，自必以贵国为始”)。一时敷衍后来被拖入交涉纠纷的漩涡。实际清政府已经抱定“禁设铜线”的态度，理由是信息要绝对控制，一旦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称“铜线、铁路于中国毫无所益，而贻害于无穷”；江西巡抚刘坤一认为“以中国之贸迁驿传”，根本不需要铁路和电线；福建巡抚李福泰指责电线、铁路都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陈彝认为“人视死如生，尤重体魄所藏，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子孙何安？”；曾国藩甚至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只要架电线、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架线、修路，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国商人架线、修路。
　　李鸿章则不然，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洋人处心积虑要办，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鸿章愚虑，窃谓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禀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铜线，禁阻不及，则风气渐开，中国人或亦仿照外洋机巧，自立铜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字为汉字，学习既熟，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然而，李鸿章的意见没有得到其他官员的支持，朝廷也未采纳其建议。

“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

　　1870年，出使法国的崇厚经常用大北海线与总理衙门互通电信，主管总理衙门的官员开始认识到电报的便利。曾国藩在上海租界内实地观看电报，赞不绝口。李鸿章更明确地道出电线将在中国盛行，应改驿传为电线。但使洋务派下决心架设电报线的主要原因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对台湾的进犯。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命洋务派官员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兵援台。到台后，他深感台湾孤悬海外，与福建联系极不便利，必将影响军机大事。“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他看到外商能越洋架线，信息往来无阻，便上奏请朝廷正式提出中国应架设福州陆路到厦门、厦门海路到台湾的电线。社会需求是技术发展的动力，心理调试是技术发展的保障，但社会认可在“中体西用“的环境下困难很大。
　　清政府上下面对李鸿章等人请办电报的忧虑和恐惧，透露出对“外夷”的提防。但电报的作用使清政府彻底转变观念，并开始架设电线。
　　津沪电报线初创时，规定报类分为四等：一是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出使各国大臣、外国领事拍发的盖有公章的官电，称一等国务电音，按私务电报的半价收费；二是电报局之间处理公务往来的电局公电，称二等局务电音；三是私事紧急电报，称三等紧急电音；四是私事寻常电报，称四等商务电音。同时还受理送妥电知、校对、试送和分送四种特别业务。业务是收费的，具有盈利性质。可以考证，当时的电报局并不完全用于政府事务和军事用途，业务也向公众开放。

官督商办成就新式电报业

　　跨越历史的长河，电报在清政府体制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官督商办，商股官办和收归国有。
　　官督商办主要是靠发行股票募集商股。商人刚开始对此持观望态度，但随着轮船招商局等几个企业的经营成功，商人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信心大增，争先恐后抢购股票，入股利润更加丰厚的官督商办企业。19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次投资新式企业的热潮。津沪电线通报后，经营四个月，亏损甚大。因当时建设津沪电报线的经费是由李鸿章在军饷内垫支，为归还所垫军饷和进一步建设电报线路，电报总局于光绪八年三月初一(1882年4月18日)起招股商办，共招集商股10万银元(每股100元，共1000股)。所集资金一半用于归还所垫军饷，另一半用于电报线建设。1882年4月，根据盛宣怀的建议，将天津电报局正式改为官督商办，并获得架设国内电线的专利权。这个消息一经《申报》报道，天津电报局及各地分局的股票在股市上牛气冲天，人们争相购买，唯恐落后，以致票面额100两的股票在市场上居然上涨到150两，那些投资的股东如盛宣怀、郑观应等人一夜暴富。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以讲，当时的电报局若无官方的保护和扶持，根本建不起来。 官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成功之处，但同时也埋下了失败的隐患。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即产权不明。随着丰厚利润的滚滚而来，政府见有大利可图，便加强了对企业的“管理”或干预，将这些企业视同“官产”。安排的许多管理者“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导致官督商办企业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政府从上到下都将其视为己产，予取予夺，经常无偿征索。据统计，从1884年到1911年的二十七年间，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企业给政府的报效共计白银350万两，相当于两局股本总额的60%。

从官督商办、商股官办到收归国有

　　早在1899年，顽固守旧派徐桐便挑起事端，他上奏朝廷：“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开平矿务局近年获利不赞，而盈余利息如何酌提归公，未经议及，是徒有收回利权之名，并无裨益国家之实。”时隔不到一个月，清政府便派刚毅南下上海清查轮、电两局账目。刚毅在督查历年账目后，遂提出自1899年开始，电报局除每年捐纳南、北洋学堂经费白银4万两、大洋2万元之外，每年再报效白银4万两。1900年初，又有人奏报“电局利权太重”，主张朝廷派人接管。1901年11月，李鸿章因病去世。清廷任命袁世凯继其遗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直接管辖的轮、电两局也理所当然由袁世凯接管。1902年10月，袁世凯执掌北洋后，一心想独揽电政大权，多方劝导盛宣怀。盛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对袁说：“电报宜归官有”。1902年清廷发布上谕：“各国电线，多归官办，凡遇军国要政，传递消息，最称密捷。中国创自商办，诸多窒碍，理应收回，以昭郑重。袁世凯、张之洞迅将中国所有电线，核实估计，奏请筹拨款项，发还商股。即将各电局悉数收回，听候遴派大员，认真经理，以专责成而维政体。”听此消息，“众商汹惧，争欲持券售之外人。宣怀力遏之。”1903年1月，清廷又发上谕，派袁世凯为督办电政大臣，直隶布政使吴重惫为驻沪会办大臣，并指出：“该局改归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但是，商人怒不可遏，强烈反对，外商则跃跃欲试、争相染指。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收赎商股问题暂告停歇。1903年3月，吴重惫在上海正式从盛宣怀手中接办中国电报总局，官督商办电报局自此宣告结束。
　　电报完全国有是由邮传部来完成的。1908年，陈璧任邮传部尚书后，重提6年前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电报归官一事。他上奏朝廷，陈明收归国有的原因：首先是展线问题，他指出：“现在商线所至之处，皆属市镇都会之区，而边远省份……最关紧要，无利可图之处则均推归官办。”其次是修线问题，各省线路毁坏严重，电报往往延搁，因此应大修，费用约在五六十万以上。最后是核减报费问题，中国报费昂贵，高于世界各国。鉴于以上原因，电局官办已势在必行。
　　盛宣怀坚持商办，其理由是：当外敌入侵之时，敌人必定派兵占领官线，商线则可以照常通电；其次，商办电报可以用商力抵制外国侵犯权利。因1870年总理衙门奏准洋线可以由香港沿各海口设至天津。英国人就此规定于1882年设电线至福州口，并将设至上海，且另设陆线至广东。沙俄也企图越界设线。当时就是以“商力坚拒”，才避免了权利旁落外人之手。盛宣怀以商民代表身份为维护商民利益代言，直言官办就是抢夺商利。20年来，众商人竭尽全力创办的电报局的利益是不容轻夺的。如果袁世凯一定要收回官办，必须以原利返还商人，即按股票市价另加利息给予补偿。股商也群情激奋，召开股东会议抨击清政府吞并商股的行径。股民们根据账册资本及股息情况提出了他们认为合理的赎价，经过一番争执，邮传部每股又加价十元作为优待。虽然股商仍不满意，但大势所趋，也不得不出售股票。1908年9月8日，邮传部奏报电股收赎完竣。从此，商股官办的电报局完全收归部办。
　　总起来看，电报命运的演变历程处处折射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价值的博弈：商人赚取金钱的手段，官员谋求权利的途径，统治阶级舆论制造的工具。从官督商办到商股官办再到收归国有，管理形式变化的背后是利益的竞争。电报业在清朝的命运与清朝的兴衰休戚与共。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STS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