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近来一再表示，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管这是一个老话题，但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加快”，如何将理想中的举措转化为现实行动，其实还大有悬念。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这种状况，不仅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之路上的重要障碍，也将严重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无论是从经济效率角度，还是从社会公平视角观察，收入分配制度都已经不得不改，而且改革的步伐还不能徘徊，必须加快。当然，收入分配改革直接涉及到的是利益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世间之事一旦关乎利益，做比说的难度明显大出许多。因此，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也要稳步推进，稳中有序。
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的部署，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基本已经清晰，包括增加劳动力收入；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等等。
从上述路径中可以看出，就方向而言，未来将会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同时，着力增加劳动力收入等办法，也是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善初次分配阶段分配不尽合理的状况，埋下了伏笔。
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这大抵是没有错的。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均已充分说明，一个不注重效率的社会，也注定是无法真正实现公平的社会。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初次分配阶段注重效率，就放弃了对公平的追求。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创造它的物质生产领域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和法律法规进行调节和规范，一般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劳动所得，包括工资收入、奖金收入以及个体经营收入等；二是企业赢利所得；三是在生产过程中的政府税收。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征，初次分配的市场意味更浓，也体现出了对效率的应有尊重。
历史地看，根据统计部门的测算，自改革开放以来，以1996年为分界线，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大体可划分为向居民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年至今)两个阶段。其实，相对应于统计部门的宏观数据，社会大众的经验感受也基本是吻合的。自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段，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是一个普遍的认识。但近15年来，劳动性收入增长比之政府税收收入增长，比之资本性收入增长，差距正逐步拉大。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症结也就在其中。
事实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是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直接原因。2009年，人民日报也曾发表文章指出，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这也说明，在初次分配阶段，改变国民收入过多向金融资本、向政府税收倾斜的做法，势在必行。同时，部分行业垄断现象的存在，又使本该通过税收上缴国家的垄断利润，成了部分企业和个人的高利润和高收入。有识者早已指出，如果初次分配中造成的分配差距过大，则依靠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已难以使社会公平得到有效维护。
很多人均已经认识到，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是我国消费率持续降低、投资率持续升高的症结所在。初次分配阶段的不尽公平(效率原则常常因为垄断资本的过于强势等而无法得到真正体现)，一个直接后果表现为居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显然，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然要求。
也正因此，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而要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就需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也有赖于劳动力市场的加快培育和发展，及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等制度的不断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