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市委书记仇和动员大家要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生活新报》4月15 日)

　　不容否认，解放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一大法宝，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仇书记对“解放思想”的阐释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解放思想不得超出法律精神和具体规定。
　　“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这句话并不全错，但有其必要前提，那就是私法(民事法律)领域的“私权自治”。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在民事权利的范畴内，“没有明文禁止即许可”，反之，对于公共权力来说，“无明文授权即禁止”。仇书记作为主政一方的官员，公开宣称“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显然不合时宜，与法律精神相违背。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到底谁是鱼，谁是熊掌？
　　从昆明一市的实现情况来看，对于当地百姓和部分官员来说，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宽广一些，放眼全国，我们不难看到的是，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前提之下，在“效益与公平”的考量之间，人们已经将注意力从“效益”转向了“公平”。法律以及奠基于法律之上的法治作为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已经超越传统的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成为社会的普遍诉求，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