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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欧美贵族的算盘
咄咄逼人的金砖四国的富豪们,就如同一伙从乡村里出来的暴发户,随着自己口袋里的钱包越来越鼓,就开始在城里耀武扬威了,开悍马、戴劳力士、提LV,更有甚者,可能横刀夺去欧美贵族喜欢的性感美女,一起生活在欧美贵族的别墅里。 面对此情此景,欧美贵族们的失落感、嫉妒心和反抗的欲望必定会油然而生。他们博览群书,充满智慧,正积累能量,等待时机,而后一举反攻。 欧美贵族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长久屹立不倒的贵族,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面对暴发户这种咄咄逼人的挑战,他们有着充分的应对经验。这一特点更多地体现在美国贵族们的身上,50年来他们所向披靡,硕果累累。 对气候变化兴趣不大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老布什,在他们任期内完成了一件让美国人充满自豪的事情。那就是让苏联这个靠高度集中的命令型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强有力的国家控制的暴发户栽了一个跟头。苏联解体以后,世界重新回归到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时代,全世界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也借势韬光养晦,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最终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在里根、老布什执政时期,美国还成功教训了另一个暴发户,那就是日本。“二战”后处于一片废墟上的日本,由于在军事上有美国保护,一门心思发展经济,通过几十年的积累,到1980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10279亿美元,接近1980年美国27956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一半,一跃成为了世界经济排行榜的第二名。对美国汽车业来说,20世纪80年代只能用残酷两字来形容。汽车战中,在以丰田公司为首的日本四大汽车制造公司潮水般的猛烈攻击下,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巨头节节败退,颜面尽失。 不仅是美国汽车业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众多的美国品牌、著名的写字楼也被日本购买。以轰动一时的日本三菱土地公司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为例。1989年,日本三菱土地公司花13.73亿美元的高价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14栋办公大楼,按当时1美元兑160日元的汇率计算,三菱土地公司的投资额为2188亿日元,成为拥有洛克菲勒中心80%股权的控股股东。现在的金砖四国比起那时的日本,可谓“小巫见大巫”。 财大气粗的日本,慢慢地就对美国缺乏了尊重。1989年1月,石原慎太郎和日本著名企业家、索尼公司社长盛田昭夫合作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日本可以说“不”》。该书认为:随着日美经济的大逆转,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应该从依从转为抗衡。日本不应再对美国唯唯诺诺,应在必要时坦率直言,与美国抗争。石原慎太郎明确提出,日本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完全可以和美国、苏联抗衡。 面对日本这个暴发户咄咄逼人的挑战,美国开始出手了。这次美国出手选择的工具是汇率。 1985年,由于日美贸易顺差过大,美国及其他七国集团成员逼迫日本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不仅仅是升值,而且是加速升值!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到了1988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 日元升值的浪潮并没有就此结束,美国人还没有就此满足。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当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当时的日元汇率大致在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所以,在美国政府的目标诱导下,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此后,由于克林顿政府对以汽车摩擦为核心的日美经济关系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剧上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日元升值给日本带来了严重后果。日本人买下的洛克菲勒中心重新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美国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随着美元的大幅贬值和日元的急剧升值,日本所持有的美元资产出现大幅贬值。日资在大规模亏本之后艰难度日,直至退出美国。从1995年开始,日本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逐渐拉开了距离,而且差距越拉越大!这场由日元升值引发的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让日本失去了20年的发展机遇。直到今天,日本仍未从那次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 从此,日本再没有资格和实力与美国叫板。虽然日本的跌倒不单纯是日元升值造成的,但美国对日本使出的汇率武器,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 有了这些成功制服暴发户的经验,欧美贵族们肯定不会任由金砖四国这些新的暴发户们在自己眼前耀武扬威,他们必然会择机出手。 这一次,低碳经济就是他们的机会和武器!在欧洲的领导下,全世界从科学理论、法律框架、社会道义、普世价值观方面,都为低碳经济的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从道义上来说,每个人都应该为之全力以赴,但现实情况是各国都更在乎自身的国家利益。欧洲之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甘愿充当应对气候变化的旗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奥巴马上台以后,在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转变中,也蕴涵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目标。低碳经济会带给他们巨大的经济利益。 而每一次危机的背后,都孕育着一次伟大的技术变革的机会。美国比其他国家领悟得更加深刻,因为美国总是在技术变革的潮流中时来运转,脱颖而出,受益良多。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美国后来居上。他们以此为契机广泛使用新技术、新设备,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美国作为世界高科技的发源地,众多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引导着美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并保持了世界老大的地位。此外,1974年的石油危机,美国依靠信息技术的巨大优势,再次保住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 在2008年这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需要重新选择一种技术革命,来推动世界经济继续出发。这种技术的选择,一方面要能给欧美带来发展的新动力,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要能发挥欧美的优势,拉开欧美与这些暴发户们之间的差距。 于是,低碳技术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一方面,由于欧洲人的努力,发展低碳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并走向成熟,尤其在道义上,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影响全世界的价值观。 欧美国家在经历金融危机以后,目前国内最大的问题,是高企的失业率。失业率高涨直接影响执政者的选票。尽管欧美现在已经在慢慢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但是它们的失业率还在恐怖的10%以上,这是多年没有出现的问题。 要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就必须解决欧美各国目前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2009年12月30日,美国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再次接受美国财政部38亿美元的救助款,成为最新一个接受纳税人救助的大型金融机构。美国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本是从汽车制造业衍生出来、为消费者购车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的企业,到后来却以住房抵押贷款为主业,最终把美国通用汽车的主业——制造业拖入了“毒资产”泥潭。这是“产业空心化”过程的一个典型。从一个侧面可以说,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度”发生金融危机正是栽倒在“产业空心化”和房地产投机的问题上。 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制造业资本大量、迅速地向利润更高的行业转移,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造成产业比例失衡。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制造业转移和外包的历史。留在美国的是更赚钱的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危机发生前,美国服务业已占国民经济比重约80%。然而,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最终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导致泡沫膨胀、破裂。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政府正在汲取金融危机的种种教训,并竭力推动美国经济向实体产业回归,即强调“实业是立国之本,创新乃强国之路”。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提出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四个转向当中,首要一点就是要变依赖消费为依赖出口,而出口的来源主要在于制造。简单的一句话,要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需要有实体经济。 而问题就在于,欧美此刻再去搞传统的制造业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已经让欧美在与中国等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中完全处于劣势。所以欧美要发展实体经济,就必须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实体经济。欧美需要培育新兴产业才能真正解决失业问题,而全球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环保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数以千万的就业岗位。 在2009年4月初20国集团(G20)峰会开幕前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了一份《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个让欧美非常心动的数据。报告认为,各国如果在两年内(2009~2010年)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约7500亿美元投入低碳经济领域,将创造大量的绿色就业机会。仅在欧洲和美国就可能因此增加200万~350万个工作岗位,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潜力将更大。报告估计,到2030年前,向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6300亿美元将能够至少新增200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风能部门有200万个、太阳能部门有630万个、生物质能部门有1200万个。 有了如此美妙的解决就业的产业,这自然让欧美心动不已。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目前欧美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和产业上面,在技术和人力上,比起新兴经济体而言,是具有比较优势的。 欧洲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力量。欧洲在低碳技术和碳金融上面的布局在全球是领先的,跟随其后的是因为资源有限一直提倡节能的日本。欧盟各国,自1980年以来,在基本没有增加化石燃料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例如欧洲拥有全球领先的风电设备商丹麦艾尔姆(LM)公司、维斯塔斯(Vestas)公司,日本拥有全球领先的混合动力汽车厂商——丰田和本田。至于核电、高铁技术,欧洲和日本也走在世界前面。例如丹麦,自1974年开始率先实施开发和节约并重的能源方针,大力开发北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积极开发本土的风能和生物质能,大力提倡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到2005年,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以能源零的增长,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多。2005年和1990年相比,丹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5%,而能源消费增长几乎为零。 发展低碳技术,为这些国家的技术出口奠定了良好基础。比如丹麦,2005年出口的能源技术产品和服务(主要是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等服务于低碳经济的技术出口)收入,由1998年的50亿丹麦克朗提高到接近400亿丹麦克朗,7年间翻了8倍。显然,以丹麦为代表的欧盟各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将在低碳经济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而美国的表现则要差一点,在日本大力推动混合动力汽车的时候,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还是逆势主打大排量汽车,最终随着低碳时代的到来,悍马的主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竟然要与在中国都毫不知名的四川腾中重工来洽谈出售的事情。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间,尽管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极不合作,但对其国内的低碳技术研发仍然投入大量资金,在碳捕获和储存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美国的技术优势并不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上,而是在信息技术和资本运营上,全球最好的信息技术公司全部聚集在美国,最好的投资管理机构,特别是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主要集中在美国。而依靠这两个优势,通过信息技术可以借助发展智慧能源及智能公用设施,包括:智能电网、智能燃气、智能给排水、智能交通、智能气象、智能金融等,通过智能化提高系统效率,实现大幅度的节能减排和资源优化配置。这点从IBM做的“智慧地球”的广告就可见一斑。 美国的这种优势有其独特之处。比如智能电网就将解决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自由接入,解决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普及应用等难题,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使节能成为全新的能源供应方式,使绿色经济成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使美国的“石油独立”成为现实。 不过,美国最具优势的还不是这些方面,而是人才。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它们最顶尖的学生大部分去了美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人力资源,再加上美国对知识产权的严格控制,使得具备人才优势的美国,如果要对一项技术发力的话,很容易在世界取得领先。在低碳经济时代,如果美国在低碳技术上面发力,取得突破肯定不是难事。 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已经开始投入巨资,进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在汽车产业上,美国在2009年5月19日公布了一项关于汽车节能减排的新计划,制定了新的全国统一汽车燃油效率标准——要求从2012年开始,美国汽车制造商必须逐年改善汽车的燃油效率,到2016年,美国小型汽车和轻型卡车每100公里所耗费的汽油量不得超过6.6升,比当前汽车每100公里耗油量减少40%。这意味着美国汽车业将转向开发新能源动力系统,并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美国汽车业将受此推动加速变革。 欧美拥有技术优势,可以将低碳经济打造出既解决自己就业问题,又有竞争的比较优势,同时又有广阔市场的新兴产业。这种低碳经济,对欧美而言,可谓一石三鸟,奥巴马写过一本书《无畏的希望》,其中有两句话很深刻:“一个控制不了能源的国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来”、“增加美国竞争力最后一个关键的投资是能源基础设施”。 目前,美国能源消费中石油占40%,其储量、产量、消耗量分别占世界的3%、10%和20.5%,每年进口石油需支付3000亿美元,占美贸易逆差的40%。1973年石油危机后,各届政府虽誓言降低对海外石油的依赖,但进口依存度却由33%增至60%。“受制于人”这是美国政府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奥巴马一改小布什政府抵制《京都议定书》的立场,表示将“建设性”地参与协议的签订,其目的是要主导全球气候谈判,构建美国的“低碳经济”领袖地位,寻求美国利益最大化。即利用“低碳经济”的大旗来实现其对竞争对手的政治打击和经济掠夺。 当欧美有了这种经济算盘,低碳热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而低碳热源的另一重要出处是金砖四国。那么,金砖四国这些新兴经济体们,又是如何思考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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