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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国际法“逼”出低碳热

“地球峰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年年开，可是你知道政治家们在一起唇枪舌剑的时候都在争论些什么问题吗？美国为何在《京都议定书》的问题上出尔反尔？俄罗斯为何在气候变化的外交政策长期徘徊的时候突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本章将为你详细叙述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尽管《京都议定书》建立了旨在减排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明确规定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和时间表，但是它的出台所经历的坎坷之路却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在大大小小无数次的国际博弈之后，俄罗斯别斯兰的恐怖主义的一枪，促使俄罗斯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态度发生了转变。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国际法最终以其强制性的力量逼出了“低碳热”。

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

现代社会的年轻人是可以自由恋爱的，比起1968年的法国大学生们要自由得多，但如果想共同生活一辈子的话，还是需要去领结婚证的。小小的结婚证背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那就是法律的力量。
　　伴随着环保主义的推广取得实效，欧洲开始思考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将其变成一种国际上的政治共识，达成一个国际协议，从而将环保主义变成有实际约束力的法律。
　　欧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展开行动。因为当时美国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在内的综合国力排名全球第一，而且美国也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所以欧洲首先找到的是美国。当热情高涨的欧洲找到美国的时候，却吃了一个冷冰冰的闭门羹。
　　此时的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欧洲在向左走，美国却在向右走。刚刚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的美国，经济实力有所下滑。为了重振雄风，美国在里根总统的带领下，实行了很多变革，例如大力降低关税，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出台星球大战计划等。美国的政治主张在1980～1988年两届里根政府和1988～1992年的老布什政府期间，发生了改变，平稳地转向了右倾。
　　这种新的保守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不信任大政府和反对制度的约束，尤其反对掌握在官僚手中束缚经济发展的条文。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就大力推动将偏远荒凉的地区租借出去开发石油、天然气，并削减了旨在保护濒危物种项目的资金，从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内大幅度减少了环境规划管理方面的责任。
　　在此背景下，欧洲要说服美国按照它的思路，来推动避免地球变暖的环保运动国际化、法律化，难度可想而知，被美国拒之千里也就毫不奇怪了。然而美国的拒绝并没有让一心要做应付气候变化旗手的欧洲丧失信心。在这个时候，欧洲做了两件很聪明的事情。
　　欧洲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串联。
　　欧洲首先找到了小岛屿国家。小岛屿国家是地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的第一批受害者，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家园被海水淹没，所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欧洲的怀抱。
　　欧洲接着再找到韩国等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伴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3000美元，政府和民众都已经有了注重环保的意识，也有避免地球变暖的需要。欧洲没有费太多的工夫，就将其纳入了自己的阵营。
　　欧洲最后找到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加拿大，虽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很高，但是人口少，国土面积大，最关键的是加拿大盛产天然气这种相对二氧化碳排放比较低的化石能源，很快这些发达国家也都同意了欧洲的想法。
　　欧洲的聪明之处在于对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采取暂时不对其实行二氧化碳减排控制的策略，只需要从道义上支持，而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的召唤方式，自然也吸引了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
　　欧洲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借势。
　　1988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曾创下短暂的高温纪录的另外三个年头，高温引起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造就了前文中提到的詹姆斯?汉森这个学界明星。汉森颇为吸引眼球的发言，在媒体极其发达的美国迅速引起了众多美国人的认同。欧洲抓住这次机会，顺势而为地开展了各种外交游说和宣传工作。
　　欧洲的良苦用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在欧洲和其他支持国的共同作用下，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多伦多召开会议，开始着手准备即将于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了这次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顺利开展，1990年12月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4/225号决议，决定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组织谈判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确定该公约作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议事日程。
　　1991年冬天，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预备会议，协商先前提出的条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穆斯塔法?图勒巴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说：“各地人民都将1992年看做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好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尽管如此，会议的过程依然是艰难的，最大的障碍是美国。1988年，美国正处于老布什执政时期，他是一个来自共和党的坚决反对地球变暖理论的总统。在美国，能源跨国公司传统上是共和党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共和党的总统老布什上台后，自然对能源企业关爱有加。而能源企业的最大宗商品就是石油，这可是造成地球变暖，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罪魁祸首之一。
　　为此，在气候问题上，欧洲在国际串联的同时，美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成员国结成了同盟。美国给欧洲泼冷水的任务，主要落在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的身上，他是美国准备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核心人物。
　　约翰?苏努努原来是新罕布什尔州州长，他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立场往往是意识形态上的，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破坏环境的危险性，也无法证明其提出的某条措施的有效性，实际上常常阻碍经济发展。在全球气候变暖一事上，苏努努坚持认为，大幅减少矿物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代价非常昂贵，很有可能带来百万个工作岗位的丢失，并且尚无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已经严重到了要付出这种代价的程度。
　　约翰?苏努努的态度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种主流观点。因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奢侈的习惯，他们喜欢开大排量的汽车，喜欢住别墅。要想对此进行改变，老布什不得不掂量后果。
　　在选民投票决定总统人选的民主机制下，老布什的政策迎合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理。1991年7月于伦敦召开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即G7峰会）上，在欧洲这位环保旗手付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全都要求美国承担冻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义务。
　　而此刻的老布什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不仅在国际上遭到其他峰会国家的谴责，而且在美国国内，他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国内环保组织执意要他兑现成为“环保总统”的诺言。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也成了名流们关注的焦点，演员詹姆斯?厄尔?琼斯告诉观众：“整个人类正处在危险之中。”峰峦俱乐部组织了一场群众运动，要求总统同意签署强有力的协议，在峰会上起到领导作用。
　　世界资源研究所暗示，如果总统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他会很容易受到反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指责。国会中的民主党领袖提出议案，要求到2000年将美国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上——这也是欧洲在劝说美国接受的义务。
　　尽管面对这样的压力，苏努努也被迫离开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职位，老布什还是坚持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和时间表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在这点上，老布什展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强硬立场。
　　随着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临近，欧洲及其伙伴们公开宣称，要在承担冻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础上缔结一项条约，并且提出了到200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冻结在1990年水平上的目标，这一目标要将美国排除在外。老布什则针锋相对地威胁说，如果美国遭到孤立并成为攻击对象的话，他将不参加此次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这种对峙，让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面临中途翻车的风险。
　　当这种僵持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的时候，欧洲妥协了。在欧洲看来，即便达成一项将美国包括在内的空泛条约，也胜过一项缺少美国参与的有力条约，于是条约放宽了对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和时间表的要求。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欧洲的这种妥协是富有价值的。
 1992年6月3～14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如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继1972年6月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一次大规模、高级别的国际会议。有183个国家代表团、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有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有众多的大牌明星纷纷登场，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的特德?特纳和简?方达夫妇。
　　在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截至2004年5月，公约已拥有189个缔约方，这个数字一直处于上升过程中。
　　欧洲的妥协态度，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文件中得到了体现。公约承认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并要求签约国到2000年将各自的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这一减排目标遵循自愿的原则，不需要承担义务。这使得该公约成为一个没有量化、非强制性的口号式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关键性成果就是明确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基础。它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而后者只需表达良好的合作意愿即可。这就是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换句话说，这就是在全球对二氧化碳减排问题上实现双轨制。
　　但这个基础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后来的多次国际会议，为了实行双轨制还是实行各国都参与减排的单轨制争论不休，以致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这种激烈的博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敦促各国减排方面，从国际法律的强制性来说，几乎是一纸空文的公约。它留给人们更多的是一种态度倾向、宣传口号等，但是公约的签署还是具有积极的价值的，它在人类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国际合作搭建起了一个框架，为进一步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如同星星之火，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推动了应对全球变暖的燎原之势，推动了低碳热的蓬勃兴起。但低碳这把火真正烧起来，还是在13年后《京都协议书》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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