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经济实力部分次级要素的具体分析
(一)经济规模和体系 经济规模和体系评估一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达到的实体经济总规模,并对整个经济体系的主要结构性特征加以概括阐述,判断当前该国的财富总量和主要的财富创造来源,从而对一国的经济实力形成全貌性认识。 首先判断一国的经济规模。对经济规模的度量既包括绝对规模,也包括相对规模。绝对规模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名义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名义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二者由于从不同角度衡量一国的经济规模,从而具有各自的判断意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相对规模的主要指标。 其次分析一国的经济体系。经济体系分析的基础是全面了解一国现有的生产要素状况和经济结构的各方面特征,目的是力求揭示一国经济的主要优劣势所在,过去和当前该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从而对一国经济综合实力进行更准确的判断。经济体系的考察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和要素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三个方面。 一国在一段时期内既定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水平是其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刚性约束,例如资源型国家对资源禀赋的依赖程度很高,创新型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主要依赖于其在技术方面的要素水平。产业结构分析主要考察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展水平等。经济增长拉动力分析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从GDP的支出法构成角度考虑消费、投资、净出口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另一方面从对经济增长贡献大的产业入手分析,这些产业可能并不是主导产业,但是却构成了该国当前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并有可能在将来发展为主导产业。 (二)经济稳定性 经济稳定性考察宏观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健康发展的可能性,它是一国经济发展质量的直观反映。一国现阶段的财富创造能力分析并不能作为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唯一依据,任何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因素都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持续或突然对未来的财富创造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使一国经济在数年或数十年内创造的财富毁于一旦,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倒退。因此经济稳定性的分析十分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也日趋复杂,不再局限于一国经济结构内部的问题,还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的深刻影响,可以说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脱离国际因素对该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独善其身。因此,对经济稳定性的考察要始终将内外因素综合考虑。 大公国家信用评级主要从两个层次上衡量一国经济的稳定程度:宏观经济绩效和经济安全。宏观经济绩效侧重考察一国近期经济运行的平稳程度;经济安全则着眼长期影响经济稳定的因素判断一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在每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既考察客观上已有的经济脆弱性对该国宏观经济稳定的现实或潜在影响,也分析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绩效和经济安全所产生的作用,二者相结合,对该国经济的稳定状况做出综合评价。 1、宏观经济绩效 宏观经济绩效考察宏观经济在近期的表现,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并评估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效果。 宏观经济绩效表现通常采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个指标反映,通过它们来判断一国经济是在平稳健康发展,还是出现了经济萎缩或经济过热的迹象。但是,这种常规的判断方式存在明显缺陷,因此大公对宏观经济绩效的考察进行改进。 第一,如何衡量经济增长。衡量经济增长在国际上通行的指标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但是该指标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首先,它只是反映了经济总量的增长情况,却无法描述经济增长的质量如何,经济增长的质量应是经济绩效的重要内容,它内在地决定了一国经济的竞争力和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因此要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生产率增长率结合考虑。其次,该指标也无法准确反映一国国民财富的真实增长情况,在主要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股息和利息的汇出都减少了一国的国民财富总量和外汇储备,从而对国家信用产生不利影响,而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可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最后,单纯的总量增长无法反映国民财富分配的特征,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高,但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影响未来的经济绩效。综上,对于经济增长的考察要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人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基尼系数等指标相结合综合判断。 第二,如何判断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变化幅度是短期经济运行稳定性最主要的指标之一,通常使用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价格指数(PPI)衡量,尤以前者为先。但是在当前国际流动性严重过剩,资产价格泡沫不断困扰各国经济稳定的背景下,上述指标的意义已经降低。由于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国际产业分工,主要的工业制成品已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生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与发达国家相比十分廉价,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不惜以牺牲本国环境和压低工资为代价展开出口竞争,这使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在近二十年一直维持了低水平,这是同期全球经济持续低通胀的主要原因。但是,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的表现主要发生在资产价格的快速膨胀上,从而导致的经济泡沫不断累积而后崩溃损害了实体经济。可见衡量宏观经济绩效仅考察CPI和PPI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形势,因此,大公从两个方面着手加以改进,一方面在经济实力部分,将通货膨胀的衡量标准放在考察GDP平减指数和CPI、PPI三个指标上,这样就可将主要的资本品——房地产的价格纳入考察范围,另一方面鉴于资产价格泡沫所体现的虚拟经济运行特征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将其纳入金融实力部分单独考察,但是在经济实力部分衡量宏观经济绩效时要有所体现,以便保证分析的全面性。 第三,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判断经济绩效仅是对一国经济的内部均衡状况做出了判断,然而,必须同时对外部均衡状况做出判断才能从整体上衡量一国的宏观经济表现。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认识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在发生危机以前内部均衡状况都没有明显恶化,却出现了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并呈扩大之势。为了弥补赤字,它们大量举借外债,东南亚国家甚至依赖吸引国际游资形成的短期外债,沉重的外债利息负担进一步拉大了经常项目的赤字规模,使这些国家的外部均衡状况遭到严重破坏,成为这些国家发生货币危机,并演化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可见内外部平衡必须结合考虑才能全面判断一国的宏观经济绩效。 2、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主要从一国经济成分构成的角度集中关注当前并未明显暴露,但却构成了一国经济体系长期内在缺陷的因素,判断它们对经济稳定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 尽管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也有差异,无法一一列举,但是大公认为仍然有一些共性的因素是必须考虑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国内企业和家庭的负债水平,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鉴于产业结构单一所形成的经济脆弱性最为明显,在此不做专论。本文重点阐述后两类因素。 国内企业和家庭的负债水平(包括外债)过高表明国内总需求过旺,经济已经出现大量泡沫。企业大规模举债虽然可以提高资本收益率,但是也加大了企业的破产风险和破产成本,特别是当企业的高负债率在一国成为普遍现象时,宏观经济稍有波动就可能造成企业破产的连锁反应。韩国在1997年11月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大企业的负债率一般都达到了500%的高位,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融入大量外债再转贷给企业。以至当东南亚国家因金融危机竞相贬值货币时,韩国因出口减少导致经常项目赤字恶化,外汇储备又相对不足,企业大规模倒闭就在所难免。家庭负债水平过高同样具有危险性,如果大量个人破产将恶化银行的财务状况,并进而引发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家庭负债水平过高有直接关系。 经济对外依存度主要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外国的资金、技术、能源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和通过外国市场销售产品。虽然将国外优势资源为我所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必须运用得当,否则,本国无法完全控制的外生变量可能产生弊大于利的结果,制约经济安全,因此有关对外依存度的考察要秉承适度性原则,以便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做出权衡与判断。以外商投资为例,外商投资引入了一国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或先进的管理经验,但外资的去留以获取最大利润为依据,外资进入东道国的目的和主权国家自身的产业发展目标可能存在内在冲突,如果将本国的主导产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拱手让给外资控制,无异于将本国经济的安全性托付他人,将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其危险性不可不察。同样,从贸易结构上看,本国经济过分依赖对外出口或从国外进口同样是危险的。对于经济安全的考察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从整体产业层面来看,考察外资、技术、贸易、能源和粮食等方面的对外依存度,其中粮食安全不仅关系到经济安全也直接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须特别注意。二是从具体产业层面看,着重观察主导产业的对外依存度。 (三)经济增长潜力 经济增长潜力考察实体经济深层结构性问题及其调整,从而对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能力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判断,是大公经济实力评估的最终落脚点。本部分通过考察一国能否制定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继续发挥过去经济体系中的优势,逐步解决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结合经济稳定性部分对经济安全的判断,最终对未来经济的增长潜力做出评价。具体分析主要包括战略性要素、基础性要素和结构性要素三个方面。 1、战略性要素 战略性要素分析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将产生的影响。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对经济结构性和基础性要素的调整与优化,具体包括诸如人才战略、产业发展战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战略等。它是关乎经济全局中长期发展方向的重要方面,对一国挖掘经济增长潜力设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并对该国如何利用基础性因素,改善结构性因素起到了指导与统领作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分析是对国家发展战略分析的深化,分析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措施是否符合本国国情,可能有哪些制约因素,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内实现等问题上。 2、基础性要素 基础性要素主要包括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战略性调整与结构性改变都是围绕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基础性要素而展开的。同时战略的选择与结构的安排也要以基础性要素为前提条件。要素禀赋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和资源等方面,它们和基础设施一起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驱动力,其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尤为显著。 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能够实现资本的广化,从而提高产出规模。但是对于劳动力增长率过高而资本增长相对滞后的国家,资本广化尚无法实现,资本深化就无从谈起,从而尽管有一定的增长率,但是人均经济增长反而可能下降。在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人数下降,而由于老龄化导致的社会福利负担加重,对于经济长期增长也是不利的。此外,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效率,扩大产出,因此一国能否建立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是重要的,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水平。 资本形成的持续上升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它将增加人均资本的占有量,另一方面它提供了技术进步所需要的资金支持。资本的扩张能力取决于一国储蓄和投资的规模、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能力。实证研究证明,在长期保持高投资率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最快的,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这些国家常年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有直接关系。例如1960-1991年韩国、新加坡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在5.2%以上,它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在24%以上,两者同属于世界最高之列。 仅有劳动和资本的扩张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形成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技术因素改变了这个趋势,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技术因素还减少了对人力与资本扩张的过度依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品附加值,使本国的产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当前世界上共有二十多个创新型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它们的人均国民收入高主要基于人均劳动生产率的高水平,这依赖于它们所具有的科技创新能力。
3、结构性要素 结构性要素集中分析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目的是看其能否促进基础性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推动规模效益和生产率的提高。它的分析重点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合理性。资源配置的效率是衡量合理性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内容,有些暂时看似具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可能由于缺乏合理性而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埋下隐患,因此,二者要综合考虑。主要分析角度包括:产业结构、产权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增长动力结构等。 产业结构主要考察一国产业发展的总体水平、产业布局及其结构的合理程度、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特别需要关注一国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目前构成经济增长拉动力的产业发展趋势;产权结构主要考察一国的产权制度和运行特征是否能够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收入分配结构主要考察收入分配的公平度、效率以及灵活性,能否保持适度的劳动力市场弹性等;增长动力结构主要评估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利弊和未来发展趋势,由此对未来经济增长潜力产生的影响。由于产权结构的合理性是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本文重点予以阐述。 产权结构是指一国生产资料的基本占有方式。合理的产权安排能够产生持续的激励机制,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有效率的市场,还能够推动企业的组织方式创新并鼓励技术进步。相反不合理、不公正的产权制度可能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就注定了该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先天不足。例如拉美国家在殖民地阶段和独立后不久建立的大地产制由于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一直构成经济稳定增长的阻碍力量;非洲国家普遍盛行的大庄园制土地所有结构也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畸形。此外,在产权制度调整过程中盲目的、不加选择的快速私有化,由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国家监管不力,有可能造成国家财富的大量流失,本国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操控,给经济安全和未来增长能力埋下隐患。俄罗斯、东欧国家以及一些拉美和非洲国家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都有着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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