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时，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这样表示：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评级毁灭一个国家。由此可见评级机构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美国的标普、穆迪、惠誉通常被视为“金融市场的看门人”，一直占据着世界评级市场的高端话语权。但自从在2008年给予金融危机导火索的房屋贷款抵押债券“AAA”的最高评级以来，三大评级机构就一直备受外界质疑。尤其是今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频繁调降希腊等多国主权信用评级，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希腊、葡萄牙等国政府均表示，评级机构对其主权信用评级做出了不负责任的判断，对投资者产生了误导。
反观中国，同样深受美国评级模式的损害：虽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却因为没有国际评级话语权而缺乏保护债权国利益的能力。同样，中国经济虽然历经30年仍保持快速发展，却因为没有国际评级话语权而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无法保护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
专家表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长期以来形成的美国评级模式及由其控制的国际评级体系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债权债务关系国际化的今天，信用评级话语权对于一个国家核心利益的影响力前所未有。中国亟须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评级体系。
专家指出，目前以美国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国际评级体系，在评级理念、评级标准、收费模式、监管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
在日前新华社举办的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将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概括为五大问题，即指导思想问题，评级机构首先服务、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评级标准问题，标准是按照西方理念来进行国家政治排序；角色冲突问题，评级机构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与自身利益最大化存在着本质的矛盾；技术模型问题以及利益冲突问题。
国家外汇局原副局长魏本华认为，三大评级公司在评级制度方法上存在“严重的弊病”。他说：“一个好的评级机构，其评级报告应该在经济危机的预警方面发挥作用，但是三大机构不仅没有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反而推波助澜，加深了危机。比如，这一轮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不久前欧洲债务危机，三大评级公司在危机前不能嗅出任何迹象，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却对一些经济体大幅度降级，落井下石，导致他们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世界许多国家认识到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此，在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今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正面临着一场改革。“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吴红指出，人们从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美国垄断的评级体系在其“道德风险”与“评级标准”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
据悉，G20伦敦金融峰会《加强金融系统》宣言，已明确提出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将信用评级机构涵盖其中。美众议院通过了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以防范由评级机构带来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欧盟则开始制定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法规》。俄罗斯明确宣布要建立本土信用评级机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也纷纷采取措施，加快培育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同时加强对国际评级机构的市场监管。
“信用评级不是一般市场竞争性行业，而是一个与国家政治经济关系最为紧密的特殊金融服务业，评级机构是本国经济与金融稳定发展、捍卫金融主权、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工具。”吴红指出，世界各国也越来越认识到信用风险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国民素质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美国的信用评级标准无法揭示各国信用风险的特殊性，不能满足各国经济发展对信用信息的有效需求。目前，许多国家信用评级正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掌握评级话语权抵制现行不公正的国际评级体系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这就为我国参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评级规则制定、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我国信用评级业及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从国内市场看，自2006年以来，以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为首的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以合资合作的方式，渗控中国信用评级公司，目前已控制了我国2／3的信用评级市场。外国控制的信用评级机构，通过评级业务的发展已广泛渗透到国防、金融等众多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与战略机密的行业和企业。业内专家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的评级话语权掌控在别人手里，这无疑将对我国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因此，专家建议，顺应世界对信用评级业改革的潮流，我们要立足自主创新，加快建立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
“我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没有评级的话语权，也就没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市场定价权。现阶段，我国需要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高度做强做大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建议，中央应将加快发展本土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国策，纳入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划，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发展，使我国的信用评级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同时，可选择两到三家有发展潜力的民族评级机构，以国有参股方式给以重点扶持，提升国际竞争力。尽快做大做强，使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有能力参与国际金融服务活动，争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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