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盛集团董事长展开中国之旅,深受“欺诈门”困扰,媒体又亮出怎样的质疑声音?《今日观察》正在评论。
主持人(陈伟鸿):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日观察》,欢迎各位的收看。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关注的是身陷"欺诈门"的高盛。继在美国和欧洲因涉嫌欺诈遭遇调查之后呢,高盛在中国的业务也开始引发了广泛地关注和质疑。日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专程来到了中国,他表示高盛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司不会影响到在中国的业务,同时他也强调,看好中国市场。高盛如此高调的背后传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息?触角遍及了央企、民企各个领域的高盛,到底靠什么在中国赚得了盆满钵满?到底在这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和担忧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此来展开评论。
我们现场的两位评论员是来自长江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黄明,以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投资系的李国平,欢迎二位。
首先我们也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来看一看高盛在中国遭遇到的信任危机。
受“欺诈门”困扰的美国高盛集团一举一动都牵动业界目光。
6月3日,美国高盛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抵达北京,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他表示,赞同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合理监管并长期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针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高盛存在业务欺诈问题,他再次重申,对美国监管部门做出的起诉决定,感到吃惊和失望。贝兰克梵承认,对于任何公司而言,有形损失都是有限的,但声誉损失难以估量。对于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问题,他赞同合理的监管,并比喻说,金融衍生品就好比是汽车,一般而言风险出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汽车有问题,而在于驾驶者开的太快,很多企业出现问题根本上还是因为风险敞口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在高盛“欺诈门”的大背景下,近期媒体对于高盛的质疑声不时见诸报端。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当涉嫌欺诈而失去道德操守的高盛,已经遭遇美欧国家政府围剿和追打之时,这家“华尔街最诡秘的投资银行”在中国的“丑闻”似乎也遮盖不住了。不少人相信在中国市场到处啜金吸银的高盛,所从事的各种交易勾当,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造成的损失,可能要比其在美国的欺诈行为严重得多。文章指出,高盛通过信息披露,制造概念,诱人上当,并从中获利。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则直指,高盛中国二十年“魅影”追踪。
《经济参考报》文章呼吁,中国也应该立即像美国一样,对高盛、大摩之类的投行在中国的业务展开全面调查。
主持人:我们看到高盛先后在美国和欧洲都遭遇了信任危机,那么面对这样的信任危机,他们的高层一方面是反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他们的指控,同时我们也看到来到中国的首席执行官也再次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信任危机不会影响中国的业务,但事实上到底会不会有影响?他们在中国到底会遭遇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你们二位怎么看?
黄明(长江商学院教授):我相信会有所影响的,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把高盛代表的西方投行,看成精英,可信赖的,给他们这么一个形象。
主持人:是。
黄明: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媒体经常把西方投行的一些人士看成独立的专家顾问这个角色,我们的很多投行客户对投行都过度信赖。那么通过这些事件大家也看到了,投行呢,就像我最近几年不断强调的,最终是个商人,当他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甚至客户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做事。
主持人:其实在中国这些国际投行他们身上有非常大的光环,我也注意到有很多的场合,包括论坛、讲座,如果有能够请到高盛的人来做讲座的话,那底下的听众就会特别多,我不知道您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
黄明:他们觉得高盛也许对市场,对形势的解读能力强,甚至觉得他们对市场有推动能力,但是同时也看到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媒体,办论坛方,还是一些听众,都认为高盛是专家,大家往往忘掉了,他们往往说话背后代表是自身的利益。
李国平(中央财经大学投资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高盛就制定了高盛金融原则十四条,第一条就是客户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然后第三条就是高盛最重要的资产是声誉跟人才,最近这事情发生了之后,大家就怀疑,高盛是否真的按照他所说的这么做了,这一点我觉得是高盛,对高盛来说是最大一个事。
主持人:其实确实是到了今天这样一个阶段,人们开始重新把高盛所做的一切,放在放大镜之下来重新进行一番审视,当然这样审视的结果呢,就像他们的首席执行官贝兰克梵说的,这个“欺诈门”事件对于高盛在业界,在国际上的这个声誉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我们现在回头来梳理一下,这些年来高盛在中国市场上他们所做的一些业务,一块来看一下。
高盛无处不在,1994年高盛进入中国内地市场,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分支机构,并通过入股中资大型企业担当承销商等途径全面渗透。
《中国青年报》文章,参股到国内许多大型企业之中,是高盛进入中国取得的战略性成果,如高盛出资3500万美元,购买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6.8%的股份,出资6000万美元,收购了中国网通2.4%的股份,出资5000万美元收购了中芯国际的4%的股份,斥资37.8亿美元认购164.76亿股工行股份等。在债务融资方面,高盛在中国牵头经办了40多项大型的债务发售交易,此外,充当多家中国公司IPO的承销商,并从中收获巨利,是令高盛最心动的交易,过去的十年中由高盛主导的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有:中国移动通信、平安保险、中兴通讯等公司。
近日,高盛作为第三大持股股东的海普瑞高价IPO后迅速破发,因高盛对其投资的帐上浮盈,招致市场认为高盛在该笔投资中获得超额收益。针对海普瑞这一投资案例,高盛亚洲直接投资部董事总经理许明茵回应说,高盛是海普瑞的长期投资者,目前也还在锁定期内,尚未售出所持有的海普瑞股权。
媒体还披露近年来,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如日产向东风汽车投资10亿美元,戴姆勒-克莱斯勒向北汽投资11亿美元,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等,2003年以来高盛亚洲直接投资部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在中国投资了20多个企业。
主持人:看了刚才的这个回顾,大家会发现高盛似乎在中国是无处不在的,甚至有人说高盛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你看他做的这一切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一方面在央企的融资上市当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外他们也会参股民营企业,甚至他们还加入到养猪的行列,就希望在整个产业链上都有他们的身影,所以有人会发出这样的质疑或者说是疑惑,这高盛到底靠什么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黄教授您你怎么分析?
黄明:我是这样看的,高盛首先他的业务种类很多,所以他在各个方面都显现出来他的身影这是肯定的,另外他靠什么来赚钱的呢?我觉得几点,首先呢,他的信誉和品牌;其次他的专业,这个职业化的能力,这一点是不可质疑的;另外高盛在中国的政治关系等等方面毫无疑问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些方面都有利于他的盈利。
主持人:但有没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
黄明:当然了,比方说我一直都认为,投行最值得我们质疑的,往往是他在复杂衍生产品上的兜售行为,在这个方面,我个人的经历告诉我,高盛以及其他的海外投行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值得质疑的,比方说我参加过中航油新加坡,在与高盛做复杂衍生产品之后亏损几亿美元之后的重组的衍生产品专家顾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对所有的仓位,对所有的这些和高盛的沟通做了详尽的分析,那么得出的结论呢是高盛至少在中航油新加坡这个案例上,相比它在美国证监会所调查的行为,以及欧洲在希腊方面所涉及的行为,都要严重得多。说简单的就是,2004年1月份,中航油新加坡有几百万元的亏损的仓位,他们希望找到高盛来帮他们进罗盘,就把这仓位往后退,罗盘的结果就是几个月以后,中航油新加坡的亏损由几百万美元放大到了5亿多美元,那么具体的细节呢,不便在这谈。但是有一点,我看这个案例的所有细节的时候,我对高盛的行为是非常的愤怒,我认为正在访问中国的高盛CEO贝兰克梵,他应该给中国人民解释,高盛在这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盛的全资子公司杰瑞在中航油新加坡这个案例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而贝兰克梵CEO正好是杰瑞这个子公司一直升到高盛CEO的,所以他以前从事过的子公司所作所为,他欠中国人民一个解释,我认为。
主持人:这点呢,我也非常的好奇,之前我们看到中航油事件最初是一个窟窿,高盛是被请来补窟窿的,结果这个窟窿是越补越大,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会导致后面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结果?
黄明:的确,一般我们找投行往往是好事儿,我们要上市了,找投行带我们上市,双赢。
主持人:对。
黄明:但是中航油新家坡找到高盛,当时是做的衍生产品,那么在衍生产品业务中呢,往往它是一个零和游戏,就是说有人赚就有人亏,那么中航油新家坡和高盛,从某种意义上就像对立方,像打麻将一样,那么中航油新家坡当他听高盛的劝告的时候,就相当于你打麻将和对方赌博,但是让对方教你怎么出牌,因此亏损是必然的。
主持人:李先生您呢,您觉得高盛在中国的这一系列的做法当中,到底是靠什么成就了它如今的盆满钵满?
李国平:高盛在中国的成就确实是国内外其他的金融机构所无法比拟的,所以高盛在中国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吧,高盛在中国成立一个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公司是高盛跟中国的高华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中国有规定就是在合资证券公司里面,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33%,但是这个公司实质上可以说是高盛在控制,第一,高华这个公司当初成立的时候,它的资金来源是高盛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高盛跟高华是一个协定,一旦中国解除证券公司中外资持资比例不得超过33%这个限制之后,高盛可以从高华手中把其余的67%的股份买过去,所以可以说,这个高盛高华是在高盛的控制之下,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至少是在这个例子里面,高盛是规避了中国的法律。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黄教授的观点,他们为什么做到这一点,就是刚才李先生提到的,他们甚至可以绕过政府的一些相应的规定,达成他们的心愿?
黄明:说的技术性一点,就是高盛做了衍生产品漂亮的应用,他们利用衍生产品绕过了政府的法规的监管,但是说的大一点呢,我觉得高盛显然在中国,对中国的国情非常的了解,能够做到其他券商做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一点我们通过这个也能看出来。
主持人:尽管现在大家都反复听到这个高盛的首席执行官贝兰克梵一直在强调说,高盛在美国的官司不可能在中国重演的,但与此同时,似乎也有很多的声音反复在提醒我们,一定要关注,甚至是加倍的关注像高盛这样的投行,在中国从事的一系列的业务,那么在海外的“欺诈门”当中,到底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教训?那么在未来呢,我们的法律法规,又如何为金融创新铸起一道防火墙?稍候继续我们的评论。
无处不在,媒体追问高盛赚钱是否阳光?警示与思考,金融创新与监管,如何与时俱进?《今日观察》正在评论。
主持人:欢迎回来,在今天的《今日观察》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高盛海外“欺诈门”所引发的连锁反应,马上来看一看网友刚刚传来的这两幅漫画,我们请黄教授先看这一幅,你觉得网友想要传递的观点是什么?
黄明:首先刚才不是说了嘛,高盛的CEO贝兰克梵说了,他们在美国的所作所为不会在中国不会发生的。
主持人:没错。
黄明:我非常质疑这一点,因为至今高盛不断对中国的央企、民企试图兜售各种各样的复杂衍生产品,包括对我们的投资者,那么这些衍生产品往往他在美国并没有兜售,到我们这儿来反而兜售得特别多,那么这一点呢我希望他对中国有所承诺,以后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
主持人: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做一个非常警醒的消费者,尤其是对于企业而言,你在购买金融衍生品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再看下面的这幅漫画,这个表达的是什么呢?李先生?
李国平:我觉得这幅漫画要表达的就是,他是在这里面是把高盛画成一个魔术师,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要表达就是高盛通过各种各样很高明的手段把投资者给卷进一个圈套之类的里面去。
主持人:所以这个是国际舆论对于高盛的信任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是你所认为的。
李国平:对。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有了2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金融监管也是日益完善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政府在金融监管方面出台的一些相应的措施。
资本大国如何变身资本强国,看好金融国门,建中国高盛。国务院参事、国家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日前表示,对各种金融商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应敢于试点,在看好“金融国门”的前提下,加快试点。有关部门应下决心快刀斩乱麻,尽快解决市场和证券人事早已认清的一些问题,坚决制止部门和地方政府利益纠葛,如证券市场统一,金融控股监管和各地产权交易等问题。他建议,现在就应为将来打基础做准备,培养自己的金融市场和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盈利的证券类机构,应加快组织民间资金大力扶持其进入证券类机构,要培养一批像摩根士丹利、高盛这样能在国际市场打拼的大证券公司,以及能在世界前沿竞争的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并鼓励它们走出去。由于处在新兴加转轨的特殊阶段,而市场改革中出现了新现象和新做法,又急需规范和确认,我国资本市场对规则的需求更为迫切。
中国证监会对资本市场规则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清理和重构,但目前资本市场现行有效的法规文件共442件,其中约85%是在近五年制定和修订的,资本市场从企业上市到监管执法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但高端金融市场发展演变很快,创新很强,金融监管应加强对市场的跟踪完善。
《证券日报》文章说,高盛事件对于进入“期指时代”的我国资本市场来说,其最大的借鉴意义在于如何加强制度构建,规范机构个体行为,使之成为整个金融市场稳定有序运行的一个步骤,即使在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这需要建立前瞻性的防范监管体系。
主持人:我想当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些金融监管措施的时候你会发现,伴随着我们整个金融投资活动的蓬勃发展,这样的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措施,是必不可少的,是不可或缺的,如今高盛所遭遇的信任危机再一次让大家重新开始更加关注金融监管,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金融监管这个领域到底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黄教授?
黄明:我想把我的讨论局限在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方面,因为高盛所涉及的也都是这个方面引起的质疑,那么在金融创新方面的监管呢,我有两点需要说,首先国内的金融市场的创新应该大跨步地往前走,不要放慢,不要因为国际上出现了一批所谓的丑闻,就放慢了我们金融创新的脚步。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场内的很多衍生产品,股指期货已经推出了,马上推出石油期货,其他的期权产品,这都是非常健康,非常容易懂,对社会有益的产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产品尽快推出;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推出有一个好处,就使得我们的企业能够在我们国内的非常健康的场内市场上达到他们的需求,不需要把他们逼迫出海外,跟国际投行签一些过于复杂的衍生产品,因为我认为第二点特重要的就是在发展国内市场创新的同时,要约束海外投行到国内来兜售一些有毒的过于复杂的场外衍生产品的行为。
主持人:特别是他们在海外都不出售的,而专门拿到中国国内市场来卖给中国企业的这样的产品。
黄明:对,尤其他们在海外,比如说本土,美国,西欧,他们想出售,但是当地的监管环境,以及法律的威慑太厉害了,他们不敢出售,到了我们这来儿,反而大量的出售,那么对这种产品呢,我们现在监管基本上是一个空白,那么应该对这一类的产品有所规范,同时对简单对社会有益的产品大力推动。
主持人:那李先生,你如果说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你觉得在金融监管这个领域到底有哪些是需要改进的?
李国平:我觉得一点是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国家是对这个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就是商业银行只能做商业银行,不能做投行,但是美国是可以的,那我中国怎么来监管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违规了,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必须对外资金融跟中国金融机构一视同仁,我们这一点必须要做到;第三点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违规了,那么造成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投资者损失,我们国家应该有人站出来,讨回这个公道,为政府,为这个投资者讨回公道。
主持人:其实刚才您提到的这些也都是未来我们在监管方面需要去努力的一些方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听特约评论员的观点。
黄益平(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在原有的监管框架下,有的时候就比较难从法律上界定,它一定是有罪或者是无罪,但是现在监管体系本身,大家都在讨论下一步怎么改,尤其是对这种比较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有很多风险看起来,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甚至有很多产品投资者本身不是那么了解,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说我们以后就要求这个信息应该披露,这个产品有多少人在做空,有多少人在做多,另外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从监管的法律法规上来说,就要求投资银行比如说你要卖这个产品,你必须持有适当数量的这个产品,也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的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统一起来来考虑。
周春生(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高盛的很多做法是灰色的,如果诉诸法律方面很难获得非常有力的证据说,高盛这方面有明显的违法行为,我们的监管机构,我觉得应当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于投行给中国的企业,做财务顾问或进行期货交易方面它是不是应当披露自己的目前的交易状况,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要求它,比如说它在建议中国企业做空的时候,它必须披露你现在到底是做多还是做空,必须让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投资者获得更多的信息,我们才有可能在一些重大的交易上,避免上当受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要关注的就是违规成本的问题,如果违规只需要从巨额的利益里面拿出一小杯羹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那你想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避免大家的违规,所以我觉得违规成本的提高也是我们监管必须要考虑的。
主持人:在过去的十年,应该说中国在金融这个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这样的十年可能也是华尔街最为繁华的这十年,现在大家开始净下心来反思,华尔街的贪婪,或者说它的狡猾,这些其实都是未来我们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警戒线,那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中国的这些投行,他们到底应该要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
黄明: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券商和投行吧,要想挑战高盛等国际投行的路是非常漫长的,他们在国内市场上发展非常好,但是到国际市场上游戏规则以及品牌信誉等等面临的挑战就非常大了。
主持人:对。
黄明:关键是我们的监管层如何要创造环境,使得我们的券商和投行有希望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那么这个方面我想提几点,首先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券商的业务创新,包括高管激励,最重要的是民营企业的参与,一定要放松,这为什么重要呢?大家想一想,国际顶尖的投行,最重要的看家本领,就是他的品牌和信誉,而品牌和信誉往往是在长期股东几十年几,代人几百年打造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顶尖的投行起源都是家族企业,在不愿意给家族蒙羞的情况下,几代人的努力下,打造了顶尖的品牌和信誉,当然了最近出了一些丑闻,往往也是因为国际的投行现在被短期激励下的职业经理人给把控了,他们忘了企业长期的信誉的重要性。那么我们正好在这个机会,应该把握住,要让我们的券商,我们的投行被长期的股东来做决策,这样他们才有激励机制去做长期的品牌和信誉建设,那么这样呢,我这么看的,国有的券商和银行,去做一个国际的顶尖投行,希望非常小,因为国有的券商和投行往往缺乏长期股东的这样的激励,最有希望的还得依靠我们的民营的券商和投行,因此呢,我是大力的呼吁,我们国家的监管层让民营企业进入我们的券商投行这方面的业务。
主持人:其实也是对他们有更多的期待,希望他们能够加快前进的步伐,李先生呢,您的建议是?
李国平:刚才黄教授说的这些都很重要,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在投行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人才非常重要,高盛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一个就是他对整个人才的重视,在它高盛经营原则十四条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我们的人才,而且高盛是华尔街这个金融机构里面最早到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招聘人才的一个公司。
主持人:很多人都说,在投行可能更多的人可能会被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