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提起清朝的“康乾盛世”，都认为是康熙、乾隆二帝创造的伟业，很少有人提到雍正皇帝。认为雍正在位仅13年，是一个过渡时期，无足轻重。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清朝从康熙末年起，就显露了衰败的迹象，康熙皇帝不仅对政务开始厌倦，而且对朝臣的不法行为以宽厚为怀，听之任之，使风气日坏。军费开支日增，财政日不暇给，隐患丛生。正是在这关键时刻，雍正帝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财政改革与整顿，矫正了康熙晚年各种财政经济弊病，为乾隆时期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应该说是雍正皇帝拯救了康乾盛世，是发挥作用最大的第一人。

　　康熙末年的衰败迹象

雍正(公元1678——公元1735)是拯救康乾盛世第一人

　　康熙末年的衰败迹象表现在许多方面，最突出的有以下问题：
　　首先是财政亏空。康熙中期以后，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日益繁荣，各级官员开始利用财经制度的漏洞和康熙皇帝的“宽仁”，有恃无恐地贪污挪用，造成财政亏空案件堆积如山。截至雍正即位三年(1725年)，各地报告的官吏贪污纳贿大小案件竟有100多起，其中康熙末十年间发生的案件就有30多起，平均每年3起。各省累计亏空789万两，数额之巨令人吃惊。有些亏空案例具有上下勾结、共同作弊的特征。大小官员既侵占钱粮、工饷，又贪冒军饷、侵蚀库银，贪劣之举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更令人惊异的是，许多皇子也肆意侵冒国库，给国家财政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由于朝廷内部腐败，地方官吏一方面向上行贿，一方面则侵吞所管钱粮，结果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地方财政又因严重亏空而不能完成上缴任务，造成中央财政更加困难。康熙全盛时期，国家库存白银高达3000万两，到了康熙去世时，库存银只有800万两，当年亏空250万两。
　　其次是滥征耗羡。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度，一品大员总督年俸仅180两；二品的巡抚、布政使仅150两；以下递减，七品县令只有45两，小官吏则更加微薄，一年只有6-8两。如此微薄的薪俸，不但要养家糊口，还要聘请不可缺少的幕府师爷，打点孝敬各级上司的礼金，日常送往迎来、交际应酬的费用，可谓杯水车薪。于是，地方官在征收耗羡附加时便肆意加派，并将之视为约定俗成、合理合法的地方权利。
　　“耗羡”是官吏在征收赋税中的加派。清代赋税中的“地丁钱粮”征收银两，由于征收的银两形状大小不同、成色各异，需要统一熔销铸造成大小形状一致、成色相同的银锭上缴户部，熔销过程中的损耗称为“耗羡”，又称“火耗”。为弥补这部分损失，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员在征收正税的同时加收1%左右的附加。但是，地方官吏借此机会，强取豪夺，以饱私囊。在江西、浙江耗羡率达到5%-10%，到山东、河南竟然占正额钱粮的80%。尽管康熙皇帝不断下诏禁止加派，但随着吏治败坏和官员贪风的盛行，各地耗羡加征的现象愈演愈烈。
　　再次是赋役不均。赋役不均，是清朝入关以后长期影响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的严重问题。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代，继续实行折征银两的“一条鞭法”。但经过明末社会动乱，各地的人口生死、迁徙和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清政府为此对“一条鞭法”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重新编审户籍人口，并规定了增审人丁的考成办法，以尽量增加在册人丁数额和赋役收入。但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官吏不顾实际情况，一味追求增加人丁，结果出现了税额与现有人丁数严重不实的问题，户丁的编审也成为贫困农民的一项沉重负担。
　　特别是一些地方士绅为了逃避编审丁役，与地方官员勾结，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赋役的摊派不均使大批贫困农民无力承担繁重的丁银，被迫逃亡异乡。据统计，当时不少地区出现了人丁“逃亡过半”的情况，个别地方甚至“逃亡者十之九”。像这样严重的问题，康熙皇帝却无心治理，而是得过且过，盛世大有颠覆的危险，如果不立即治理，功亏一篑已经不远。

　　雍正帝大刀阔斧的改革

　　公元1722年11月13日，六十九岁的康熙皇帝病逝，雍正皇帝奉诏即位，时年四十五岁。雍正皇帝对当时出现的衰败迹象十分担忧，决心整治朝政，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番财政改革。他在位虽然短短13年，却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使积重难返的清王朝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第一，严查财政亏空。雍正即位后，以宏大的政治气魄，严令稽查钱粮亏空问题，矛头明确指向各级贪官。严查亏空的具体措施：一是两地抄家。不仅在当地官衙抄，而且在官员原籍老家同时抄，以防被抄之人将财产“隐匿寄顿”。二是不但抄家而且罢官。以往官员亏空经常是革职留任，弥补亏空。雍正认为，亏空钱粮官员如果革职留任，必然会采取剥削百姓的办法弥补亏空，所以必须罢官追查。三是亏空钱粮不准代赔。以往官员亏空，有的由当地士绅民众代为清偿。雍正认为，代为赔补是不肖官绅上下勾结、希望将来犯官复任后相互利用，是不法士绅企图借机搜刮百姓，因此一律禁止。四是亏空钱粮官员的宗亲戚友连带赔补。雍正认为，亏空官员的宗亲戚友平时大都分用赃银赃物，或者有窝赃的可能，因此查抄亏空官员家产时必须同时抄没其宗亲戚友的家产。若果官员畏罪自杀，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加重处罚其家属，向其家属追赔。
　　雍正严查财政亏空的态度是十分强硬的。各省督抚必须将所载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必须如数补足，如限满未能补足，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从严治罪。亏空的钱粮，属于贪污情况的，一经查明，即行正法。如果地方督抚包庇隐瞒，一并从重治罪。可以说，雍正在治理财政亏空问题上使用了“斩尽杀绝”的严厉手段。
　　在严厉查补以往亏空钱粮的同时，若遇有新的贪赃案件，雍正更是严惩不贷。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告发“纳贿营私”，资财数万，雍正断然将其处以斩刑。经过三年的清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雍正并不满足，他深知有些封疆大吏没有很好地执行政策，审理亏空案件时有从宽开脱的情况，为此下令再展限三年，如果届期再不能完成清查任务，地方督抚从严治罪。
　　第二，实行耗羡归公。雍正对耗羡的滥征、滥派心知肚明，他上台伊始就告诫地方官：现在火耗日渐加增，搜刮民脂民膏定会引起百姓反抗。但是地方官员对耗羡问题提出两种建议：一是耗羡归公，一律上缴中央，消除地方积弊；二是必须维持耗羡征收，以弥补官员工作生活费用之不足。双方各持己见，争得不可开交。
　　雍正见地方官员争论不休，果断拿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宣布实行耗羡归公制度，各省征收一定比例的耗羡，将之全部上缴中央国库；另方面实行高薪养廉制度，中央政府增加地方官员一定数额的养廉银和办公经费。有人想拖延时间，推迟这一制度的实行，提出先在山西试行，看效果如何再推广。雍正断然否决，认为实行耗羡归公有利于国家财政，也可以减轻百姓负担，必须马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自此，各省相继实行了耗羡归公改革。
　　耗羡收入归公上缴中央后，主要用于三项费用：一是发给地方官吏“养廉银”。雍正知道，耗羡归公等于断了地方官的财路，容易引发地方官加重百姓负担，因此中央在各官日常俸禄之外发给养廉银，各省文职官员养廉银总计280余万两；二是弥补地方财政亏空，不使耗羡收入再变换形式返还给地方官吏；三是充当地方公事经费，使额外的收入用于政府的正常运转。
　　耗羡归公及养廉银政策推行后，耗羡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私征滥派的状况，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百姓负担。另外，官员养廉银和衙门办公用银也固定下来，地方政府除了上交国库的钱粮，收入和支出均固定化，基本上保持收支平衡。
　　第三，实行“摊丁入亩”。为了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雍正对清代赋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摊丁入亩。经过详细规划，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将丁银均摊到地亩之内，造册征收，在全国推行统一赋役标准的“摊丁入亩”制度，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省陆续实行了摊丁入亩。摊丁入亩的方法各地不一，有的以全省为单位，有的以州县为单位。总之是将丁银总额(即康熙五十年的丁银额)平均摊入地亩或田赋征收。
　　摊丁入亩是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变为以土地作为单一征税标准的重大赋役改革，它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增加了地主的赋役，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减少了户口隐漏，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保证。同时，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之上，大量剩余劳力可以流动，从事租佃、佣工、经商、手工业，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

雍正通宝

　　保障了盛世的持续发展

　　雍正皇帝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首先是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截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耕地达到了890万顷，与清初相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顺治时国家耕地为526万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也不过589万顷，康熙六十年(1721年)达到735万顷。雍正时的耕地分别比以前三个时期增加了364万顷、301万顷、155万顷。耕地面积的扩大，缓和了康、雍之际“地少人多”的突出矛盾。与此同时，农田水利也有很大的发展，不仅治理了黄河、运河、永定河等主要河流，而且至雍正七年(1729年)就修建了6000余顷水田。农田设施的改善，使农业产量不断提高，黍稷稻粱，盈畴遍野，下种一斗可收一石三、四，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工商业进一步走向繁荣，史载：“人民商贾，番船辏集，市井繁花，乡村绣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从亏转盈。到雍正末年，中央仅存在内阁库里的各种赃款羡余银两就多达3000余万两，加上正常的税收共计6000万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康熙末年，库存银两只有800万两，雍正时增加了5200万两。乾隆时中央库存银两最多时号称8000万两，雍正时几乎就占其八分之六。各省的仓库，也日渐充盈，帑藏足用。魏源曾说，康熙时库存只有800万两，主要是耗羡没有归公，乾隆时财政充裕，全是雍正十余年清欠的结果。
　　这样的判断是实事求是的。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的强大，与雍正推行的财政改革有密切关系。这次改革扭转了康熙末年的衰败迹象，又为乾隆时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正是从这个角度看，雍正拯救了康乾盛世。（连载完）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