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公元1563—1620)

明中叶，力推“一条鞭法”的改革家张居正

　　提要

　　明代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政权陷入危机四伏之中。身居帝师、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为了拯救明朝的危亡，力推“一条鞭法”的财政改革。他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建立起层层制约、随事监督的考成制度；接着实施了整顿田赋拖欠、清丈土地、解决赋役不均等一系列改革，从制度上对官吏的行为加以约束，在统治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改革的矛头应指向哪里

　　16世纪，从农民起义发家的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大明帝国。经过前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国势逐渐强盛，但是从明中叶开始，经济社会危机日益严重。问题的根源主要是土地兼并和社会分配不公，由此引起财政空虚、人口流亡，阶级矛盾加剧。公元1573年，年仅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即位，他把图存救亡的大事一手交给了自己的老师张居正。
　　土地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农民安居乐业的根本。但是明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之风蔓延四起。皇庄、王庄、官僚地主和商人的田庄遍及各地，大批农民纷纷破产，流亡他乡。据统计，武帝朱厚照的皇庄就有30多处，1514年皇庄占地37500多顷。同时，土地欺隐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具有特权身份的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政府根本无法控制；一般地主兼并的土地，常以“花分”、“诡寄”、“飞洒”等方法，将土地寄于他人名下。土地兼并导致国家耕地面积锐减。全国垦田数额从明初的850余万顷，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下降为422万顷，减少了50%，其中绝大部分是官僚地主隐瞒匿藏的土地。宦官、权贵、大小官僚和豪强地主的田庄有的凭借特权不纳税，有的通过各种途径偷税漏税，国家收入减少了一半，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严重影响，致使“帑藏匮竭”，“财用大匮”。
　　明代的田赋是对应着土地来缴纳的，但皇室、王公、勋戚、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广占良田却不纳税，国家的赋税全都压在无地少地的农民头上，出现了“税存而产去”、“有田而无税”的现象。
　　明代的赋税形式上沿袭唐代的两税法，八月之前收夏税，次年二月之前收秋粮。但实际来看与唐代的两税法已差之千里，税外有税，法外有法，赋役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明朝初期，两税是实物税，一般夏税交小麦，秋税交稻米。然而后来不断演变，政府扩大征收范围，改变征收方式，农民在米麦之外，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丝、麻、棉(后增绢、麻布和棉布)。到了正统年间，政府又把田赋大部分折收成银，称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分五钱，成化年间又增加为一两，农民负担加重了三倍。民间歌谣唱到：“一亩官田七八斗，先将六斗送皇州，自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这是当时有地农民的真实写照。
　　再说徭役。明代规定，年龄在16-60岁的人要服徭役。徭役有三种：一是里甲，二是均徭，三是杂泛。在徭役执行过程中，豪门地主勾结地方官府，把国家的差役负担转嫁到中下户身上。普通民众的徭役负担日渐沉重，而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豪门地主却一身轻松，赋役不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土地兼并造成大量的流动人口，赋役不均激化着阶级矛盾，遍地铺满了干柴，只要有半点星火，就会引发燎原之势。洪武以前的农民反抗斗争且不说，洪武之后的永乐、正统、天顺、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各种形式的小型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特别是从明武宗开始，农民斗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史言：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盗贼并起”。又云：从畿辅到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总之，历时二百余年，农民起义几乎没有停止过。

明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公元1563～1620年)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地面建筑的总布局，呈前方后圆形，含有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天圆地方”的象征意义。它是十三陵中唯一一座被发掘了的陵墓。

　　张居正以“一条鞭法”与既得利益集团较量

　　面对国匮民穷、社会动荡的首辅张居正，既然身负重任，就不能坐视不管。为了巩固政权，缓和阶级矛盾，振兴国家财政，他在万历年间推行了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财政改革。在统治阶级内部与既得利益集团开始了较量。
　　张居正认为，要解决土地问题和服役不均问题，首先要有各级官员去做，眼下那些大臣和封疆大吏，正直清廉者少，大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让他们割肉，无异与虎谋皮。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从整顿吏治入手，大力推行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监察六部、六部考察抚按的办法，建立起层层制约、随事监督的考成制度，从制度上对官吏的行为加以约束。与此同时，对官吏进行换血，实行不拘资格、唯重实才的官员选拔政策，建立一支正直忠诚、不畏强权、敢于改革的队伍。使“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在考成法的基础上，张居正第一步开始整顿田赋拖欠。明代中叶以来，豪门富室拖欠国家田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地方官吏畏惧而不敢过问，国家的收入越来越减少。张居正认为：行姑息之政，是逋欠的根源，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他下令清理田粮逋欠，并作为考成法的重要内容，以清欠的成绩作为考成优劣的标准。清理田粮逋欠，震惊内外，反对者威胁万历皇帝：“吹求太急，恐怕引起逃民大乱。”张居正反驳说：民之乱，全是贪吏剥削、豪强兼并造成的，反对者都是权豪，而不是小民。他要求地方大员坚定信心，有诽谤者绝不宽恕。江南豪滑之人对张居正怨气冲天，视机报复。
　　清理田粮逋欠之后，张居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地官员隐瞒吞并的土地。清丈土地遭到更多的权贵反对，张居正全然不顾反对者的嚣张气焰，于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丈中一个规定就是，凡是功臣之家，除朝廷赏赐的土地之外，其他田地一律尽数报官，照章纳税。“正人”必须“正己”，为了使清丈土地在全国顺利进行，张居正首先清查自己家的土地。万历九年，他要求在江陵老家的儿子张嗣修，严格清查自己田产和赋役，发现原规定优免田粮70余石，但县衙赋役册中注明张内阁免640余石，他人诡寄的多达570余石。其中有族人、家僮倚借名号优免者，有子孙族仆私庇亲故规避者，还有奸豪官吏窜名户下诡寄者，十分之中，本宅只得其一，其余全是别人的。张居正要求严肃处理，堵住了反对清丈土地之口。为了把清丈土地进行到底，在求得万历皇帝的支持下，他处置了一些抵制清丈的亲王、官吏，刹住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气焰。在清丈过程中，还处理了一批弄虚作假的地方官，有的废为庶人削其俸禄；有的降级处分，以观后效。到1581年清丈完毕，结果土地比明朝初年多出了300万顷，这些被清出来的土地都是官僚土地吞并隐瞒的“黑地”。清丈土地的成功，有力地阻止了土地兼并之风，也为改变“税存而产去”、“有田而无税”的现象创造了条件。
　　在土地清丈的基础上，张居正开始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税外有税，役外有役，是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原因，也为官僚地主多方搜刮百姓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是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的导火索。因此应把赋役合并，即将徭役摊入田亩中征收丁银，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其基本做法是：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在一起，摊进田亩(地税)中征收，土地多者交税多，土地少者交税少。国家的各种徭役，由官府募雇民工承当，农民也可以出钱代役，这样就可以解决劳役不均的现象。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办理，废除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的办法。“一条鞭法”的改革同样触动了地方官员和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部分部门和官员的抗议。为此，张居正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和清除阻力的工作。他承认改革有些弊病，但更强调进步的一面，对于反对改革的地主势力，则采取强力压制的态度。可见张居正改革是是非常坚决的，可以说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战胜了既得利益集团，使改革取得了成功。

　　“新政”遭废弃 褒贬身后事

　　通过“一条鞭法”改革，查出了不少隐田，从而使田赋的负担面有所扩大，有利于赋役均平；简化了赋税徭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负担趋向合理。同时，也使部分农民摆脱了徭役的束缚，获得人身自由，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其他生产，有利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因此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社会趋于安定，国家财政得到好转。经过张居正十年殚精竭虑的改革，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改革的最后一幕却是那样的凄凉。1582年，张居正病逝，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张居正生前没有得势，却在张居正死后反扑过来，采取欺骗、迷惑甚至威胁的手段使万历皇帝动摇，并使其对张居正产生怀疑和仇视。然后逐步废除改革中的“新政”。将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统统罢去，把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就连对张居正尊崇倍至的万历皇帝，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下诏定其多项罪状。而且下令免去张居正生前的官职和封爵，抄了张居正的家，掘了张居正的坟，连活着的家属亲戚也在劫难逃。张居正的弟弟及儿子，或自缢身死，或发配充军，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锁在室内活活饿死。
　　张居正改革是为了挽救朝廷危机，为了适当平衡一下过度倾斜的天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悲惨？从表面上看，张居正改革的是针对“时弊”，然而，当我们深究“时弊”的形成机制时就会发现，所谓的“时弊”恰恰是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伴生的，是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赖以存在的网络。其中的暗礁险潭，难以预测，张居正以个人的微弱力量去较量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即使生前成功也难免身后的悲惨。
　　张居正的改革历程告诉我们，任何改革都会面临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如何处理好少数既得利益者和多数改革受益者的矛盾统一关系，是改革者最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