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一般都是由经济衰退、社会动荡造成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财政发展的规律。正由于此，人们往往只重视社会衰退时期的财政危机，而忽视了经济繁荣时期的财政问题。但历史发展往往也有例外，繁荣的背后也潜伏着各种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就会像一颗定时炸弹而爆发，造成不可预测的结果。唐代就是这样的典型，在历史上构成了一个特殊事件，给了唐代执政者以沉痛的教训，也为今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唐代宗	唐德宗

盛世背后危机四伏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可谓人人皆知。就在这看似社会稳定，百姓安居，统治者歌舞升平的年代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从小到大，由暗转明，聚积凸显起来。
　　首先是土地占有不均等。唐代前期，国家实行的是均田制，这种土地制度基本上为国有性质的，是国家立足、农民立业的基础。均田制下丁男授田百亩，其中80亩是口分田，国家将掌握的大量无主荒地按不同等级、年龄、身份授给不同数量的土地，主要让农民耕种缴纳国家的田租，以保障国家粮食的安全。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只能耕种不能买卖。超过了授田年龄和死亡的男子要把口分田退还给国家，国家重新分配给新成年的男丁。另外20亩是永业田，规定种植桑榆，解决农民穿衣和向政府缴纳庸绢。永业田为农民自己所有，在家庭遇到病死等大事发生经济困难时才可买卖。从武则天执政开始，一方面由于地主豪强经济力量的发展，另方面农民负担的加重，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的局面。失地农民纷纷逃往他乡，出现了大量的逃户流民。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家有900多万户，但至唐肃宗时期(760年)只剩下193万多户，减少了3/4，“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其次是租税负担不合理。唐代前期税制实行的是租庸调法，“租”指田租，按丁缴纳，每丁一年纳粟2石；“调”指户调，按户缴纳，每户每年交纳纺织品共6丈；“庸”指不服役者交钱，每日纳绢3尺。租庸调税制的特点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在这种税制下，规定皇室贵戚、官僚贵族、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具有租税减免权。逃户流民为了生存投靠地主豪强做荫户，也不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只有留住户成为国家的纳税户，出现了“课户”和“不课户”之分。由此可知，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租税负担处于极不合理状态。
　　再次是收入分配不公。农民所创造的大量物资和财富，绝大部分被封建国家所占有，农民得到的极为有限，只能保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所以在开元天宝时就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现象。分配不公加剧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直接动摇了封建国家的基础。
　　除了经济问题的蔓延恶化以外，政治危机也日益凸显。与土地制度相适应，唐代前期实行的是府兵制，士兵闲时务农，战时从军。但随着土地兼并，均田制的破坏，农民逃亡，军队失去了来源，只好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政府出钱招募士兵，军队成为专业性质，从此造成了各地驻军首领的权力膨胀，他们将军事、政治、经济、财政之权集于一身。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节度使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大大削弱中央集权的力量，贬低了朝廷的威严。在政治和军事上，唐代由原来的内重外轻的布局转变为内轻外重的局面。在危机四伏中，唐朝的政权实际上是外强中干，随时都有被颠覆的危险。 

唐代开元通宝货币，在钱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初沿用隋五铢，轻小淆杂。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为整治混乱的币制，废隋钱，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开铸“开元通宝”，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 　　除铜质开元通宝(本图)外，唐初还铸造过金、银质开元通宝。这两种贵重金属币仅限皇家赏赐，供显贵玩赏，并不投入流通。

渔阳鼙鼓动地来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互为影响，终于形成一股巨大的火山喷发而出。范阳节度使(今北京地区)安禄山和史思明，早有改朝换代之野心，看到唐朝矛盾尖锐，民怨沸腾，成了一堆干柴，一燃即发，于是乘机发动兵变。从范阳出发，横扫千里，直入长安，沿途烧杀，千村残破，京城变成火海，国家积蓄为之一空。安禄山打进长安后，唐玄宗带领少数亲臣狼狈逃往四川，走到马嵬坡，军士不行，提出杀杨贵妃以谢天下。唐玄宗无奈上演了一场“霸王别姬”的历史悲剧。天宝十五载(756年)，唐玄宗逃到成都后，让刀剑火影吓破了胆，再也无心流连宝座，不久宣布退位，称太上皇。其子唐肃宗在逃亡之地灵武(今宁夏灵武县)仓惶即位。从此，唐朝政府成了流亡政府，一有风吹草动，皇帝就仓惶出逃，一直到了唐代宗在位期间仍然如此。有一次吐蕃攻陷长安，诸道不发救兵，唐代宗逃亡到陕州，无隔夜之粮，捋麦穗为食。
　　安史之乱后，唐代今非昔比，昔日的繁荣全化为泡影，动荡、割据、空虚、萧条，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政治上，不再是中央控制的一统天地，藩镇割据的态势愈益严重。“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各地节度使拥兵自立，与中央分庭抗礼，贡赋不入朝廷，政令不听中央，各自为政，称帝称王，唐代统一大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旋涡之中。由于阶级矛盾与日俱增，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广大农民揭竿而起，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宝应元年(762年)，浙东袁晁起义，有众二十余万；江西方清、陈庄起义，连接郡县。至于小型的农民反抗活动就更多了。
　　经过战乱的社会经济，千疮百孔，一片萧条。史载：人口死亡，烟火断绝，中原膏腴，淮泗沃野，变为荆棘。如国家的在册户口，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仅有1933174户，16993086口，分别比天宝十四载(755年)减少了19%和32%。由于户口锐减，土地变动，经济衰败，市井萧条，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税收，财政危机日甚一日。

在危机中改革图强

　　到了唐代宗和唐德宗执政时期(760—783年)，为了挽救唐王朝的命运，开始寻找生存的出路，先后重用刘晏和杨炎化解矛盾，增加财政收入。唐代宗任命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租庸等使，主管财政经济工作。不久又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主管财经，被称为“计相”。唐德宗时期又任命杨炎为宰相，制定和推行了诸多财政改革措施。
　　一是改革漕运，解决京城粮食危机。唐代政治中心在长安，但经济中心却在江南，粮食供应要靠运河来转运，漕运成了唐代政府的经济命脉。安史之乱后，漕运工作遭到很大的破坏，京城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改革漕运，变散运为纲运，以减少漕粮的流失和浪费；变民船为官船，保障了漕运安全；变派役为雇用制，提高了船工的积极性，解除了运河沿途州县人们的痛苦。通过改革，漕运效率显著提高，每年转输一百多万石，成功地解决了中央和长安地区的粮食供应问题，稳定了物价，安定了民心。
　　二是改革专卖制度，增加财政收入。封建社会的盐铁茶酒是重要的财政来源，但在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影响下，隋代和唐代前期对此都不实行专卖政策，也很少征税，即所谓官不与民争利。安史之乱后，农业税难以征收，专卖收入成为消除财政危机的重要措施。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任命第五琦制定专卖政策，对食盐进行官产官运官销，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因官营出现了许多问题。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刘晏对官营专卖制度进行改革。一是精简盐铁专卖机构，裁汰冗员，提高工作效率；二是改变原来的官办性质，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制度。在国家的总体调控下，发挥商人的作用，提高了销量；三是创立就场专卖，国家建立专门的食盐中转站，通过“寓征于价”的办法实行就地征收，然后商人可畅通无阻；四是利用常平盐仓，通过官运官销进行调节。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盐利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国家每年总年收入1200万缗，“而盐利居其太半”。
　　三是改革常平与和籴法，平抑市场物价。常平法是国家出本钱储存粮食，粮食价格低时购进，价格暴涨时抛售，以调剂供应，稳定市场。和籴法是国家通过市场采购粮食，以解决国家粮食储备问题。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刘晏建立了信息网络，了解物资余缺、物价涨落和生产丰歉等情况。制定最优收购法，规定在比较方便的地区，把近数年的粮食价格和收购的数量定为五等，价格高的地区按最少的数量收购，价格最低的地区按最多的数量收购，以较少的资金收购较多的粮食。扩大和籴范围，把国家一部分赋税变现，在低价地区收购土特产品，转运到京师和洛阳等价格高的地方出售，既调剂了物价又增加了财政收入。
　　四是改革税收制度。为了公平税负，废除租庸调，实行了两税法。两税法在预算上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每年财政经费先计算数额，然后按照各地的土地、人口、条件等实际情况进行分配，分配时坚持贫富有差，税负均等。这一原则防止了地方官吏强取豪夺，多收多征，加重民众的负担。在征收中实行不分主客，按户征税。改变了原来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免税而农民纳税、常住户缴税而客户不缴税的不合理现象，税基大为扩大。在税额的制定上不按人丁征税，而以资产为准。资产包括土地、房产、收入等，资产多者多交税，资产少者少交税，无资产者不交税，使赋税趋于公平。
　　五是规范了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实行了“两税三分法”的分税制度。即把国家的两税收入划分成上供、送使和留州三部分：上供部分是各地上缴中央的税收，为中央财政所有；送使部分是地方交解诸道节度使的军费，保障节度使的财政支出；留州部分是各州留在本州的财政收入，以供地方政府的支出。在这种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1/3，地方收入占2/3，如建中初年，每年总收入是3000余万贯，送使留州的为2500余万贯，上供的部分是950余万贯。这种制度既是中央对地方的让步，也是对地方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达到了保障中央财政支出，和谐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的目的，改变了财政分配的混乱状态，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走向了规范。
　　通过以上的改革，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的负担得到减轻，税负趋于公平，收入有所增加。同时，经济开始恢复与发展，国家户口呈上升趋势，交通发达，商业繁盛。史载：自长江、淮河到黄河、洛水，“舟车辐辏，人庶浩繁”。世人评价此时“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峤，可追贞观、永徽之盛”。可以说此时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但是，由于改革是各种利益的重新分配，每一次财政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杨炎在改革中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致使贬官外地，最后被迫害而死。唐代后期的“中兴”，也远远比不上前期的辉煌。由此证明，盛世往往一去不返，造成这样结果的根源，就是盛世背后潜伏的矛盾。所以，关注盛世下的财政危机比关注社会衰退时期的财政危机更加重要。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