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善于在马背上打天下的元代统治者，却不善于下马治天下，近百年的国家财政一直处于贫困之中。元代统治者为了挽救长达百年的财政危机，也进行过多次改革，但多次改革救不了财政危机，发行钞票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彻底崩溃。元代的财政困境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减轻赋税与稳固财源的问题，才能发展经济、壮大财政。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

元太祖成吉思汗(1162—1227)。

元代纸币

　　元代的财政困境

　　我国内蒙古草原东部的呼伦贝尔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如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在这里度过他们的青春时代，然后走上政治舞台。在这里悄然崛起的蒙古族，在我国的10-13世纪，挥戈南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元帝国，导演了一幕壮丽的剧目。
　　元代在军事上是非常强盛的，从公元1135年开始，相继灭掉西夏、金朝和宋朝，又分兵四路西征，踏遍中亚西亚，所统版图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因此，元代闻名中外，威震欧亚，超越秦汉，不亚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但是，善于在马背上打天下的元代统治者，却不善于下马治天下，近百年的国家财政一直处于贫困之中。
　　元代政权自忽必烈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建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灭亡，共经历了97年，财政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元世祖至成宗时期(公元1271—1307年)。元世祖时期，虽然是元代国家财政比较好的时期，但财政亏空的现象经常出现。如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由于南下巴蜀作战，“府库已竭”。元世祖即位后，为了改变“财不赡费”的状况，进行了三次财政改革，才使国家财政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但好景不长，从元世祖末年开始，财政进一步出现亏空。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应收入297万锭，入库的才189万锭，但“自春至今”，支出已多达363万锭，赤字达到66万锭。
　　第二阶段，武宗至文宗时期(公元1307-1332年)。这一时期，国家财政始终处于困难状态。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财政收入按正常的年份来说为400万锭，但因歉收总额不到400万锭。但上年支出1000万锭，粮食300万石。当年粮食支出比上年又多出30万石，为330万石。仅以钞来计，就超支收入的2.5倍。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每年支出钞600余万锭，土木营缮计用数百万锭，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六七百万锭，但库藏只有十一万余锭。这实际上已达到空竭的程度。元仁宗延you七年(公元1320年)，由于财政空竭，停发对诸王的供给。英宗登极，次年出现了“国用匮竭”的困境。元泰帝即位，“以国用不足，请减厩马，汰卫士”，可知财政困竭到何种地步。
　　至文宗天历时期，日子更无法维持。只好加重赋税，除税粮、科差以外，其他课税日增月益，比至元、大德时期增加了20倍，但“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
　　第三阶段是元顺帝时期(公元1333—1368年)，这一时期财政情况更加恶化，元顺帝毫无回天之力，索性深居后宫，不理朝政，“国用不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使元代财政走向崩溃。

　　以钞票救财政

　　元代统治者，为了挽救长达百年的财政危机，也进行过多次改革。特别是元世祖时改革了三次，元顺帝时改革过二次。其中除了元世祖时改革有些成效外，其余改革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始终没能改变元代财政赤字日益加大、危机不断加重的趋势。所以把希望寄托在货币的投放上。
　　元世祖时期，在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阿合马改革中，首次运用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不过，开始发行的不多，每年发行中统钞保持在40万锭左右。随后增加到140万锭，其余年份大致在80万—100万锭，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但到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卢世荣主持改革时，由于财政状况恶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发行中统钞多达300万锭，以平衡财政收支，结果钞值大贬，一贯当往日百文，物价腾贵达十倍。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桑哥主持改革时，财政状况日趋恶化，物价高涨。于是每年又发行至元钞50万锭，与中统钞并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通货膨胀。
　　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元武宗即位后，为了摆脱财政更加入不敷出的困境，下令变更钞法，发行“至大银钞”，致使钞币大幅度贬值。大抵至元钞是中统钞的五倍，至大钞又是至元钞的五倍。通过这种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至大银钞仅发行20天就无法实行了。因为当时支出需要中统钞五百万锭，财政已借支钞本1060万余锭，只好罢中统钞。又拨至元钞本百万锭以给国用，至元钞难以再流通。可见财政赤字挖空了中统钞本，又接着挖至元钞本，这时财政赤字创下了元代前所未有的最高纪录。元仁宗时期，财政更加恶化，鉴于货币的混乱，只好废止了至大银钞，专用至元和中统钞。压低纸币发行量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的意图本来是正确的，但后来迫于财政恶化，一反常态，突然加大货币量的发行额来弥补财政亏损。结果财政困境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又一次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风潮达到了无法制止的程度。
　　元代末年，由于财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用钞票救财政的办法仍然改变不了。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13岁的元顺帝即位，幼小的身体拖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到30岁的时候越发感到财政危机的严重，于是以元脱脱为丞相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实行变钞弥补财政赤字，开始推行“至正交钞”，同时发行 “至正通宝钱”。“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很快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腾贵，价逾十倍，货币贬值，形同废纸。民间“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看来发行货币也没有发挥什么积极作用，反而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彻底崩溃。

　　什么是灵丹妙药

　　元代多次改革救不了财政危机，发行钞票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那么什么是解决财政困难的灵丹妙药呢？
　　造成元代长期亏空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元代的战争之多，统治者靡费之巨，土木营建费用之大，赏赐开支之厚，是历代无与伦比的，这样无节制的支出是无法满足的。其次是财政管理混乱。从财政体制上看，在中央财政之外，中央各中枢机构和专门机构，都有自己的财权、财源和仓库，而又互不相属，以至政出多门，财分多途。从财政制度上看，南北各异，征收办法不统一，户口划分呈多样，致使赋役不均，矛盾百出。与以往各朝代财政管理相比，元代管理混乱特别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财政的效率。
　　针对存在的问题革故鼎新，本来是解决财政危机的惟一出路。但元代却把财政改革的重点放在增加各种赋税上。如元世祖时期的改革，急于敛财，先后重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人主持财政，增加盐课、理算钱谷、整治钞法、厉行钩考、杜绝漏洞，每项措施都是为了敛财。因此，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在历史上留下了“暴敛无艺”的骂名。之后的历次财政改革，仍然把眼光盯在单纯的增加赋税上。又如元宗时增加盐引，提高盐价；增加烟酒税率；开征富户收入税；追征赋税拖欠，与元世祖时期的改革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元代的赋税越来越重，《新元史》指出：“元中叶以后，课税收入，比元世宗时增二十余倍。包银之赋，亦增至十余倍。其取于民者可谓悉矣。”这样的改革，无非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终有一天鸡死鱼灭，国家失去了税源，造成更大的财政危机。
　　第二个改革重点是抓表面上的矛盾，如改革中实行专卖制度、实行南粮北调、裁减机构和官吏、削减赏赐、加强吏治、实行节俭等等，这些措施也是必要的，能够减少国家开支，减缓财政危机。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只能解决财政的一时困难，不能产生长久的效果。如果财政收入持续减少，即使再节支减员国家机器也难以维持。这种治标的措施只有与治本的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
　　至于说把发行货币作为国家财政主要增收手段也不是不可，但要谨慎，使用合理，而且还要控制在一定的数量之内。我国的纸币在唐代出现了飞钱，宋代有了交子，但都是不完善的纸币，真正的纸币从元代开始。元代纸币不仅达到了完善，而且成为国家唯一的法定通货。与别的朝代相比，这本来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如果合理使用，解决财政的一时困难，是无可厚非的，也能够发挥货币的积极作用。但元代的统治者却把发行货币作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并将此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良丹妙药。财政一旦发生困难，就发行大量货币，这种作法在以往的朝代也是绝无仅有的。结果不但不能解决财政困难，反而火上浇油，引起了通货膨胀，更加剧了国家的困难局面。
　　那么解决财政危机的根本办法使什么？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减轻赋税。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善于狩猎与征战，很少重视发展经济。元代统一国家建立之前，还属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在皇室集团内实行分封制，在财政上无固定的制度，各部酋长的开支靠本部族奴隶的生产(主要是牲畜)和臣服部落的贡献。成吉思汗即位后，仍然靠掠夺维持统治，他曾标榜：“天下土地宽广，河水众多，全靠自己去占领，掠夺别人的一切是男子最大的快乐之事。”蒙古军队进入中原以后，大肆杀戮和掠夺。太宗说：“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元蒙帝国的铁蹄，却无情地扫荡和摧残了中原和江南的社会经济，北方农业遭到致命的破坏。如圈地运动风卷中原，华北平原变为牧场，汉民几乎沦为奴隶，使农业经济雪上加霜。直到公元1252年，忽必烈才逐渐开始对农业重视起来，但它只是对原有经济的恢复，并没有出现大发展的趋势。所以，元代历次财政改革措施中，几乎没有发展经济的内容，把壮大财政的根本的根本丢掉了。
　　另外，改革不注意减轻农民的负担，这也是关键的一项改革措施。元仁宗改革中实行经理法，元英宗改革中实行助役法、改革赋役制度，目的都在于平均税负，而不是减免赋税。事实上元代的租税是越来越重的趋势，看来平均税负人民的负担也不会减轻多少。从历史上看，轻徭薄赋是壮大财政的重要途径，西汉前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因为它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繁荣，为财政创造牢固而丰厚的税源。重税政策是削股饱腹，迫使农民破产流亡，不仅毁灭了税源，而且点燃了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因此可知，发展经济与壮大财政，减轻赋税与稳固财源的问题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元代的财政改革之所以挽救不了其财政危机就是放弃这两条。

(作者为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