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5月8日，国家发改委宣布调整260种西药最高零售价，其中70%的品种价格下调，这是10年来第二十三次调低药价。然而，如此调价，百姓能得到实惠吗？这种方式能解决看病贵吗？怎样管理、改革才能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我们汇集了网民、专家、记者的调查和意见，期望促进医疗体制改革的思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日宣布，调整260种西药最高零售价格，其中70%品种价格进行下调，降价金额约50亿元。9日，国家发改委表示，药价还将延续按种类分批调整的方式进行。近年来，我国连续23次降低药品价格，其中最大降幅达90%左右。在对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进行限价的同时，一些省份也已陆续开始对医疗机构用药进行竞标限价。在一轮又一轮的药价下调中，许多百姓却感觉似乎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要求降低药费的呼声依然高涨。

药店：降价药“有价无药”

    记者在北京、太原、长治和大同市等地一些药店采访时发现，经物价部门限价的“头孢曲松钠”、“红霉素肠溶片”、“乙酰氨基酚”等几种药品基本无货。与这些“低价药”相比，药店工作人员更乐意向消费者推荐一些有同类药效但价格较高的“替代药”。记者问起其中原因时，被告知：“多半降价药已断货。”
    山西省物价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药品降价后，药品生产企业利润大幅下降，连锁反应之一就是降价药断货，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剂型、不同包装的同类高价药品。因此，每次降价后都会有一些药品从患者的视野里消失，用不了多长时间一种新名称的药品便会“面世”，成分与此前消失的药品大同小异，但药价却高了许多。
    以“阿司匹林”为例，原价为每10片0.3元，更名为“巴米尔”后售价成为每10片6.3元，“身价”涨了近20倍。高利润空间促进一些厂家和药品代理商更“偏爱”新药的生产和销售。如此一来，药品一旦“登上”降价目录，不久就会从药商的供货单上消失，本想惠及患者的降价努力也就化为乌有。

医疗机构：药品招标认利益不认质量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喜欢高价药胜于低价药，这一点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药店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这种“潜规则”产生的原因在于：高价药的利润空间更大。正因如此，更多药厂热衷于生产包装花哨而疗效低下的药品，还有的药厂想方设法让“问题药”中了标。
    据报道，去年年前被曝光的“广州佰易”事件，老板就是通过操纵招标使“问题药品”中标，而原来当地许多医院一直使用的另一种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即使质量广受赞誉也未能中标。
    “欣弗”事件发生后，经有关部门调查，一瓶出厂价为2.7元的“欣弗”，从医院医生开方后转至患者手中时已成38元。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指出，一些地方以药品招标名义巧立名目乱收费，投标企业要预交数万元保证金，还要交纳风险金及管理、入围、专家评审、药品质量检验、会务和场租等各种杂费。如此一来，有些药厂不顾药品质量偷工减料，压低成本以保障企业的利益。药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患者也不能成为降价的受益者。
    山西省卫生厅药品招标办主任赵殿龙告诉记者，2006年山西首次实行医疗机构药品网上竞标，首次竞标有6000多药品参加，其中多数是抗肿瘤和抗生素药物。由于使用者有限，所以百姓受惠感觉并不明显。

药品降价“博弈论”

    记者了解到，国家对某些药品实行的是分次降价。为平衡药品生产经营者和广大患者的各方利益，降价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此外，慢性病患者、急症患者等不同人群对药品降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据介绍，我国药价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种形式。其中，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少数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和特殊性的药品是政府管理价格，其他大部分药品则由企业自主定价。政府数次对药品降价，所降的都是“最高零售价”，这是“政府指导价”。而许多药店在实际操作中出于竞争、让利等种种原因，其零售价格有很多已低于甚至大大低于政府指导价。在这种情况下，降低药品“最高零售价”自然不会让百姓有什么感觉。
    事实上，即使在药价下降的情况下，用药结构和用药水平的提高，也影响着患者对药品的实际支出。
    山西省长治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刘星认为，药品消费是一种不对称的消费，除极少数的日常用药外，患者吃什么药、吃多少药，都只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被动消费”。统计表明，药品消费市场的80%在医疗机构。就这层意义而言，中国真正的“药品消费者”是医生。“医疗机构是药品使用单位，实质上更是药品经营单位。”
    此外，业内人士还指出，地方保护主义决定着药品的“源头”价格。如同样是“阿莫西林”，由于不同省份物价部门的不同定价，不同产地的药品定价自不相同。药店、医疗机构被“指导”经营、用药时也会首选“本地产”，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存在。中央政策和地方利益之间的隐性“博弈”，是造成国家“三令五申”药品降价但百姓受益感却不明显的又一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