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航计划于2010财年裁减约1/3即1.65万个就业岗位，以减少成本支出约817亿日元(约合8.7亿美元)，比原裁员计划提前两年完成。图为4月7日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拍摄的日本航空公司客机。新华社/法新

    编者按：二战中，美国用武力战胜了日本，然后扶植它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这也为它自己树立了对立面。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就在经济上打压日本，且力度不断增强，最后使日本遭到“第二次战败”。
　　从二战后持续不断的日美贸易战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上世纪70年代迫使日本进行“自主限制”

　　二战后，日本执行“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努力创新，实现赶超，并利用国际经济“三低”(汇率低、油价低、工业原材料价格低)的有利条件和美国发动朝鲜、越南两次战争的机会，在经济上创造了“高速增长”奇迹，1968年GDP超过西德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印有“madeinJapan”字样的工业产品犹如洪水一般充斥国际市场。
　　对于日本来说，美国是最大的海外市场，占其外贸大约40%的份额。1965年美日贸易发生逆转，1968年日方出超5.59亿美元，并逐年增加。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人穿的毛衣1/3、衬衣1/4来自日本，遂导致两国在纺织品、钢铁、彩色电视机、汽车等产品上发生贸易摩擦。
　　为纠正贸易不平衡状态，美国迫使日本实行“自主限制”，减少出口。此外，美国还要求日本改变“促进出口而抑制进口”的国策，开放国内市场，更多地进口美国的大米等农产品及电讯器材。
　　但是，这种措施丝毫没有减少美方的贸易赤字。于是，美国决定降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企图以此达到减少对日贸易赤字和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双重目的。这就是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日本对美元升值幅度达16.88%。
　　随着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美国开始加大对日本经济制度的批评。1972年，美国商务部公开内部报告，称日本经济存在两大特点，即政府制订计划与进行诱导、政府与企业存在相互依赖。

　　上世纪80年代压日本大幅提高汇率

　　日元升值、产业公害与石油危机等原因迫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进行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技术革新，并以知识密集化为目标，应用信息化技术对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由“重厚长大”型到“轻薄短小”型的转变。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因此降低，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为增强。
　　因此，上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空前增加，如半导体元器件、机床、家用录像机等，美方贸易赤字在1985年增加到460亿美元，引发了新的贸易摩擦。
　　为此，两国从1985年起举行MOSS(以开放市场为目的的行业协商)，美国要求日本在电子元器件、电讯器材、医药品和医疗器械、林产品及运输机械等行业放宽限制，开放市场，扩大进口。
　　1984年，两国举行“日元—美元会议”，美国要日本实行“金融自由化”。1985年9月，美日等5国财长会议达成“广场协议”，决定日元对美元升值。年底，日元对美元汇率由250比1升至200比1，翌年再升至120比1。
　　其结果是以美元计价。在日本方面，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虽被极大地削弱，但GDP规模却相应膨胀，同时，也为其扩大进口、企业走向海外等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日本国内，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企业因此盲目扩张规模，甚至向金融、证券、房地产等行业投资，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飞涨。东京商业街银座的地价2年间猛涨2倍；股市直线飙升，日经平均股票指数1989年底逼近40000点大关。
　　与此同时，企业大举走向海外，或投资建厂、并购企业，或认购有价证券，或买断房地产。日本认购巨额美国国债，多年占到30%-40%的比例。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哥伦比亚公司影片公司、西雅图知名棒球队等一大批美国的象征物相继落入日本企业之手，被美国视为“经济侵略”。
　　以1988年制定《一揽子贸易和竞争力法》为标志，美国开始对日本实行“敌对性通商法规”，尽管如此，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与1985年(大约400亿美元)相比，仍然是有增无减，贸易不平衡状态没有得到明显纠正。

　　上世纪90年代逼迫日本推行“结构改革”

　　由于“泡沫经济”的效应，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迎来鼎盛时期：外贸盈余(1991年1034亿美元)、海外净资产(1991年3830亿美元)及人均GDP(1993年35008美元)、产业竞争力(1993年)、制造业技术水平等都跃居世界首位；GDP占到世界的14.1%；世界十大银行当中，日本占6家，日本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所占债权比例高达40%左右。日本俨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富有的国家。
　　与此同时，政治家们提出，日本不仅是经济大国，而且要做“政治大国”。文人学者甚至发出“新的日本文明将以亚洲为中心形成文明圈，向世界扩展”的豪言壮语。对美国说“不”的言行在政界、经济界及学界均有表露，大有日本是“地球的统治者”的气势。
　　这引起美国的高度警觉，特别是在冷战终结后，美国把不允许出现另一个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作为国策，此时的日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现实威胁与挑战。1989年初，供美国国会议员传阅的文件《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冲击》称，美国面临着两场“世界战争”——对苏联的军事斗争和对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
　　美国决定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日本这个异教徒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从1994年起，美国通过“一揽子经济协商”，每年都向日本开列具体的“改革要求”项目，强迫日本进行结构改革，改变日本的经济制度，向美国看齐。这个进程从中曾根内阁时代就开始了，到小泉内阁达到高潮。
　　小泉打着“改革”旗号，在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里实行“从官到民”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引进“能力主义”、“成果主义”等美国式竞争机制。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在劳务制度方面实行“派遣工(合同工)制度”、对邮政制度实施“民营化改革”、对金融体系及“商法”等经济制度进行自由化改革。
　　这些“改革”对于美国而言可以说是颇有成效。但是，对日本来说，则留下了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国际竞争力衰弱、国民收入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相对贫困率增高等多种后遗症。日本至今还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

　　日美贸易战对我的启示

　　从二战后持续不断的日美贸易战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忧患意识”帮助日本攻克难关，摆脱困境。上世纪70年代初，面对日元升值、公害及石油危机等三重困难，日本官民上下依靠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果仅用10年时间就治理了产业公害，建立了节能和节约资源型的产业结构。日本企业经营者在石油危机过后甚至希望经常来点危机，以促使自己不断努力。可以说，日本是中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哲学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实践者。
　　二、日本自1990年以来至今陷入“失落的十年”与“凋落的十年”而不能自拔，并不是因为在应对美国跨国公司引领的“全球化”形势方面落伍，而是在顺应这股潮流的过程中被迫或者主动地效法美国，结果丧失了自我。如放弃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企业经营方式、差距不过大的分配制度及“日本式资本主义”等。这对在历史上善于吸收外来文明而同时保持传统文化的日本来说，可以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
　　三、日元对美元汇率升高，对日本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把双刃剑。恰如其分地评价其利弊，采取正确的对策，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日本经济之所以在1985年以后产生“泡沫”，其后陷入长期低迷，就是过分看重日元升值带来的巨大利益而忽视了它的副作用，进而实施过于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导致一亿日本人大搞“财术”——炒股票、炒房地产的结果。
　　四，日本的失败还在于，在“泡沫经济”期间，财大气粗，一味追求“世界第一”，甚至扬言要开创“日本文明”时代。这从反面告诉世人，面对经济发展等巨大成就，不可忘乎所以，飘飘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应对，讲究实际，不图虚名。
　　五，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认为对它构成了威胁，即使是价值观相同的盟国，它也坚决打压，毫不手软。
　　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可取。这种以自由化为最大特征的经济理念唯利是图，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等根本性弊病。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