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

经济参考网读书频道

衰落之源

到底是哪些缺陷导致美国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力被显著削弱，从而失去自主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进步时代充满了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批评，其中的一些批评催生了有效的行动，例如对垄断现象的反制。当时的反对理由是基于静态的资源配置：垄断力量可以限制产量，提高相对于成本的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如果是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由单一企业进行生产能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率，就将其改组为接受价格控制的公共事业机构。进步时代还把批评指向原始的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不应该给予工资补贴、利息收入不应该征税等。然而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试图寻找的缺陷是制约创新能力的因素，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大企业、共同基金和银行的结构性缺陷
　　
　　美国产业界和金融界的老手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了严重的缺陷。某些缺陷已经扩散，过去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些企业组织办法，如今都需要从创新的立场出发重现检视。
　　杰出的商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用“管理革命”这个鼓舞人心的说法描述“专业管理”的崛起，它们可以把“多重产品线”纳入由中高层经理人组成的层级管理体系。
　　到20世纪中叶，这些企业雇用数百甚至数千名中高层经理人监督几十甚至几百个经营单位，员工总数达到数万甚至数十万……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种组织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展到如此重要和普及的程度。
　　这种新型管理方法得到了广泛赞誉，它能找到最节约成本的生产方法，从而提高经济效率。这种新型管理方法本身就是杰出的创新，它改变了全世界的经营实践。此外，新兴企业的规模之大，使其可以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小型企业难以承担的创新项目。然而不利于创新的因素也随之出现：在传统的小型企业里，即使是最底层的员工，只要他们有新奇或与众不同的想法，就有机会传递到较为高层（就算不是最高层）的管理者那里。因此，企业员工会更留意自己灵光一闪的瞬间，从而更容易获得创意。但是在管理层级极其复杂的大企业里，员工看不到这样的前景。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企业所有者不进行干预以控制公司规模、改善内部沟通？原因在于，大企业（包括那些成功进军甚至开创某个产业先河的大企业在内）都容易有所有大型层级组织共有的内部交易的弊病。即便公司的首席执政官本身就是最大的股东兼董事长，情况也是如此。有关微软公司的报道就是典型案例。
　　在我任职初期，我们工作组的绘图专家发明了一种在屏幕上显示文字的方法，名为超清晰显示技术……电子书已经采用了这种技术，而且该技术几乎对任何带屏幕的仪器都有价值，因此称得上是微软拥有的潜力工具。可是这种技术让微软公司的其他工作群组感受到了威胁和不快。视窗群组的工程师们虚伪地宣称，这种技术在展示某些色彩时会出现故障，办公软件产品部门的负责人则说这种技术让他头疼，便携设备部门的副总裁更直接，声称只要我把这个项目和程序员转移到他手下，他就会支持和采用该技术。最终的结果是，尽管这一技术获得了广泛赞誉和内部推广，并申请了专利，却花了整整10年时间才在视窗操作系统中推出完整的实用版本。
　　内部竞争在大公司里很普遍，激励创意的竞争是明智之举，但是在竞争失去控制甚至带有破坏性时，问题也就来了。微软公司形成了一种有功能障碍的企业文化，大型既得利益集团可以猎捕那些新兴团队，蔑视他人的努力，不公平地和他人争夺资源，不断排挤对手……微软公司的未来堪忧。
　　首席执政官即使同时兼任董事长（甚至本身就是公司创始人），手握强权，类似的问题依然难以避免。很多创始人并不具备管理一个复杂组织所需要的才华，或者不愿意投入必要的时间。脸谱网（Facebook）富有远见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就很明智地招募了一位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不过随着公司组织越来越复杂，就需要分权给中层经理人，麻烦也在不断产生。各种问题虽不足以完全阻碍公司创新的步伐，但肯定会拖累前进的速度。
　　对大公司而言，即便最优秀的领导人也难免管理不当，如果公司控制权掌握在创始人和控股股东以外的职业经理人手里，情况可能更糟。在职业经理人阶层出现后不久，就有人指出把大公司的治理交给这些人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例如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1932年）一书中的评论就是非常经典的批评。股票工具可以使公司的股权持有人迅速获得资本收益，哪怕公司从事的项目在很多股东都已去世的遥远未来才能产生利润，这种做出长期承诺的妙招屡试不爽。然而，大公司经理人也由此产生了背叛股东利益的想法（当然未必都会付诸行动）：青睐那些会在他的预定任期内产生回报的项目，而放弃时间跨度更大、前景更远大的项目。为防止此类行为，给经理人制定薪酬标准的董事会明白，在股票价格上扬时可以给经理人提供奖励，某些时候还可以在股票价格下挫时收取罚金。然而经理人（尤其是有年幼子女的经理人）会要求更高的固定工资，以弥补罚金损失。此外，这些做法还会迫使经理人回避所有给自己带来风险的投资项目，特别是成本较高的长期项目。注重长期回报的精神依然很难成气候。有时，强势的大股东可以帮助解决公司治理问题，而某些与经理人同样短视的法人股东则会使问题雪上加霜。
　　近年来，大公司的短视行为随着共同基金的兴起愈演愈烈——这是路易斯·洛温斯坦（Louis Lowenstein）及其儿子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的研究课题。对冲基金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较为忠实的、不经常换手的投资人，因此会高度规避股票价格有大幅下挫风险的公司。共同基金会宣告其投资的公司下个季度的盈利目标，并给公司施加相应的压力。于是，这些上市公司的经理人被迫把很多精力放在实现季度盈利目标上，而不是思考长期投资和创新战略。
　　共同基金还造成了更多缺陷：它们进行极为广泛的分散投资，使财富所有者丧失了利用自己独有知识的动力，他们不再需要分析特定企业、产业和技术的情况，只需要简单地把财富委托给一家或多家基金即可。新古典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用科学的资产组合分散投资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实际上正如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é）发表于1993年的《股市流动性的隐含成本》（The Hidden Costs of Stock Market Liquidity）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巨大退步。对我们目前的议题来说最重要的是，由于共同基金对各种类型的公司保持相对稳定的投资权重，这会使发现特殊机遇的公司几乎看不到其股价的相应涨落，以至于错失投资和创新良机。此外，人们把投资决策委托给专业机构，这也会削弱他们了解公司实际情况的动力。
　　最严重的是，现代经济的各种缺陷集中表现在大型投资银行内部。金融市场的许多不完善之处目前已被修补，资产流动性大大增强。于是，大型投资银行将其很大一部分资金（及金融业的大量专业人才）用于货币和政府债券的投资，而不是用来评估各公司和产业、判断新的发展方向的价值。此外，这些银行的风险水平也大幅提高。很多过去一直采用合伙制、由合伙人承担重大责任的银行如今已改组成公司制，在股票市场上市，而股东们对它们的控制力却很弱。在遇到麻烦时，股东将蒙受损失，而不再是合伙人身份的经理人却无须对任何错误的投资决策承担个人偿付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还称不上“赌场银行”（casino banking），因为赌场不存在这种道德风险。讽刺的是，银行却宣称可以通过大数定律科学且精确地管理风险。
　　银行的投机行为还加剧了整个经济遭遇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和严重冲击的风险。在利率较低时，银行倾向于借入短期资金、贷出长期资金，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长期利率的下降幅度没那么大，银行轻轻松松就能从中获利。虽然从概率上讲这很有利，但也容易导致“赌徒破产”的结局。如果短期利率意外回升，引起长期利率提高，使其价格相应下跌（就像长期投机泡沫之后房屋价格下跌一样），银行将在借款中遭受巨额损失。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要求投资银行必须靠长期借款进行长期贷款，因此在债券到期之前，银行还有挽回损失的机会。这种无约束的金融投机的另一种社会效应是，迫使各国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民粹主义的限制措施，这有利于已经掌握资本的既得利益者，却增加了新兴企业的融资难度，并使它们担心能否在下次危机来临之前完成项目，总之不利于创新。当然，这并不是说应该全面禁止个人、企业和银行的任何投机行为。
　　在很多方面，美国的商业银行（为家庭和企业提供储蓄服务的银行）受到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之前1929年的危机曾致使美国1/5的商业银行倒闭，前任检察官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在国会举证说，银行在过度投机中推波助澜。该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业务、为顾客买卖股票债券的经纪业务，以及通过自身账户买卖股票债券的自营业务。然而到1999年，该法案被取消。随后几年，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银行纷纷建立或收购投资银行，通过大量短期借款提升资本杠杆率。
　　人们所说的“恶性竞争”给银行业和航空业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不过这个术语已不再流行。航空公司不断开辟新业务，银行不断向外发放贷款，都是考虑到企业管理费用可以分摊到越来越多的航线和资产上，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可是，当所有航空公司都大肆扩张之时，它们之间的竞争会破坏彼此的盈利机会。2005~2006年之所以出现疯狂的“打包分销”贷款浪潮，也是因为银行考虑到如果不把新资产卖掉，损失就只能自己承担。但它们没有考虑到竞争对手也在做同样的打算，从而导致整个产业过分膨胀。结果就是，这些产业不断爆发的危机造成了就业和利润的损失，也波及其他经济部门。
　　银行业违背了现代经济的基本概念，它们投入巨额资产参与赌博，而没有形成现代经济良好运转所必需的远见和判断力。
　　
　　金钱文化、自负心理、做和想
　　
　　曾于20世纪80年代担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夫人丹尼埃尔·密特朗在去世前不久接受RTL电视台采访时批评了法国的经济文化：“众所周知，今天的制度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金钱是导师，金钱决定着一切。”这一论断不但明确指出如今比过去有着更强烈的“向钱看”的倾向，而且意味着资本主义是靠金钱驱动，而密特朗、贝当或考伯特（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家）主张的社团主义则不是。然而在社团主义经济制度中，寻租和庇护行为也在追逐金钱，与前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一样。但与社团主义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除了人们对利益和金钱的追逐外，还在于他们想创造不同的愿望：为社会做出贡献，让自己青史留名或者参与激动人心的事业。
　　即便在美国，金钱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颇具诱惑力。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十分在乎少交税，而剩余的99%的群体十分渴望政府对高收入者严加看管——如果媒体上的议论准确的话。这些景象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在探究经济活力下降的原因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与20世纪60年代或20年代相比，金钱在今天的影响力是否更大？知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深入观察过金钱在20年代的美国的地位。他注意到，除经理人外，其他员工对业务都没有发挥想象、思考或投入感情，于是希望通过雇员联合体培育一种“新个人主义”。他的巨大贡献是，把员工的想象力、思考力和情感引入公共议题：过程同样重要，目标的正确并不代表手段的正当性。杜威在1929年写道：
　　我们生活在金钱文化中……人生的价值由在金钱游戏中展现出来的能力决定……工薪阶层的父母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们的孩子进入商务阶层或专业阶层……最受赞誉的个人品质是对自身利益的清晰判断，以及不惜任何代价进行捍卫的决心。
　　杜威继而分析了这种新 “金钱文化”可能的来源：
　　工商界追逐利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已有之。然而机器的发明赋予它们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和影响范围……机器和货币的最新组合形成了当代文明的金钱特征……这颠覆了个人主义观念的以适应金钱文化的现实。
　　杜威的说法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解读。市场规模的扩大刺激了高层经理人要求更高薪酬的欲望。里根时代下调高层经理人、银行家和投资人的高端所得税税率，也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而这种疯狂又被布什在21世纪前10年的减税政策继续放大。用杜威的观点来看，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化进程和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金钱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再度被强化：从上海到慕尼黑再到硅谷。企业走向世界、个人成为亿万富翁的壮丽景象很自然地点燃了许多企业和个人的激情。股票市场在60年代的巨大收益，私募股权机构在80年代通过并购积累的财富，以及90年代的互联网投机热潮，都证明了获得永无止境的超级回报的可能性。
　　本章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贪婪到底好不好”，这是下一章的话题，现在的问题是，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升温，与70年代早期以后美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有没有关联——导致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工作满意度下滑以及大规模财政刺激、监管机构的失职和投机热潮？答案是肯定的。追求财富与追求创新之间存在冲突，很多人因此离开了创新之路。而且投资人和经理人对挣快钱的兴趣提高了，金融业通过增加资金杠杆在其熟悉的领域投入巨额赌注（对居民家庭贷款、从事政府债券和外币交易等），并进入没有太多经验的领域（资产抵押证券和信用掉期交易等）。而实业部门的扩张和投资则被挤压。由于可观的金钱回报，越来越多有天赋的年轻人选择投身金融业，而非产业部门。大量资本也从产业部门转移到金融行业。由于这种趋势是全球性的，不能完全依靠外币存款提供资金，本国的产业投资必然会受到影响。
　　对金钱的过分痴迷无疑是美国社会好讼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人羡慕他人才华，但对此几乎无可奈何而嫉妒他人财富的人却可以抓住（必要时甚至故意制造）机会起诉对方。诉讼文化必然使创新经济失去某些活力，因为人们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相互间的诉讼，而非创新。硅谷的一位企业家评论说，当下的新兴企业需要的律师数量和工程师数量一样多。
　　还有几位观察家分析过当代社会主流文化发生改变的其他原因，其中撒切尔夫人的观点与我们颇有共鸣：她发现，过去人们更渴望做成某事，而不是获得某个社会地位。在社会地位或身份为主导的文化中，人们为压倒他人而战，只想着往上爬，而不是创造财富，杰出的成就反而得不到承认。这种文化会贬低有成就的人通常具有的品质（如意志力、判断力和关怀），却对他们平时的习惯和小毛病吹毛求疵。近年来，许多描写杰出人物的传记，通行的写法都是关注主人公的失败之处和违法乱纪行为，包括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和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传记等。最近有关托马斯·杰斐逊的传记更是如此，书中描写他赞同奴隶制，实际上他对于奴隶制的厌恶在他的公职活动中表露无遗。某些评论家把更多的篇幅用于指责批判，而不着力描写他们作品的主人公因为哪些贡献受到后世的认可和崇拜。讽刺的是，最近有人评论撒切尔夫人的传记电影《铁娘子》，说这部影片是在“讲述她个人生活的痛苦”，而电影实际上追溯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并用大量镜头记录现场活动、演讲、政治谈话、政治经济状况和她周围的社会，包括她想“做成某事”的评论。
　　然而，美国的社会分歧已滑落到更低的层次。最近几十年，一种自我中心或自以为是的文化发展起来。许多曾经不断尝试新观念的学者如今自视甚高，从来不做研究却到处指手画脚。打进陌生电话和发送垃圾邮件的人给他人的印象仿佛是有紧急情况让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打扰别人的生活。十几岁就生育小孩的女生像养育宠物一样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这种自以为是的感觉的不断增强，有助于解释社会安全网络的费用不断上涨，它人为地增强了私人财产无法提供的经济独立性，使企业更难找到忠诚和愿意努力工作的员工。这种生活态度也使新兴企业更难招募到具有主动精神、愿意帮助他人、拥有专注力和判断力的员工，这些都是成功的重要基础。自以为是的文化也是诉讼泛滥现象的一个原因。
　　美国的许多观察家都讨论过所谓的青春期文化崛起的现象：年轻人通常都愿意冒险，许多金融企业也一直在拿老本当赌注。这些观察家发现，人们的储蓄意愿有所减弱，但一个国家的高储蓄并非高水平创新的必要条件，因为可以从外币储蓄或者其他投资活动中把资源转移过来。然而，开发创造性的新产品却离不开愿意献身的企业家。不管这些创新项目有多么吸引人，如果企业家把开发项目需要的资金用来给自己发工资，项目还是很有可能失败。不幸的是，19世纪的新兴企业通常具有的这种可以在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为了事业而勤俭节约的精神，如今已经萎缩。投资社交媒体的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和初出茅庐的新兴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会面时发现，这些年轻的企业家都给自己发10万美元以上的年薪——直到他遇到只给自己发很少工资的脸谱网的马克·扎克伯格为止。此外，原创性要求人们愿意并有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度的专注力。最近几十年，这种能力也在减退。一位教育专家告诉著名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已经没法在纽约州的高中讲授了，因为学生们没有足够的专注力把作品读完。很多人已注意到，今天的年轻人独处的时间总体而言比上代人要少。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里有很大一部分当时还是少年心态，他们从成长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追逐梦想。自那以后，这种保持童心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有时间独立思考的人如今还会受到社交媒体的吸引——这是一种通过网络实现自我满足的经济。今天的年轻人需要通过博客、电子邮件和推特（Twitter）等工具保持密切联络，这占据了思考的时间，强化了人云亦云的风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其政党、宗教或朋友的安排，而不是通过工作努力争取自己的位置。这种循规蹈矩之风不对产业界的创新造成消极影响才怪。
　　随着美国经济中群体现象的兴起，人们或许会认为群体的支持会增强安全感，而感到安全的人会愿意冒险、创新。然而，群体的运转也可能导致人们更加不愿意失去群体利益，例如收入水平和雇佣状态。
　　除上述的新价值观外，某些传统价值观也开始复兴，从另外一个方向破坏经济活力。例如，重新关注家庭价值观的风潮给企业增加了压力，允许员工在家办公，目前很多员工也的确获得了这种权利。大批员工离开办公室肯定会减少员工之间的交流，这不但会弱化远距离办公员工的创新能力，也同样会影响留在办公室的人。这不仅仅是猜测。一篇头版的新闻报道就描述说，雅虎公司近年来在家办公的员工比例增加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以至于新任公司负责人玛丽萨·迈耶（Marissa Mayer）在2012年大胆采取行动，把在家办公的员工请回了办公室。
　　总之，现代价值观依然可贵，依然有利于丰富生活和个人成长，这是本书倡导的主题的基础，而本书的主题是，草根活力和自主创新必须成为每个有能力做到的国家的发展目标！传统价值观并不都是有害的，一个能够包容现代价值观和部分传统价值观的社会才能开创创新生活。
　　
　　政府和经济的更广泛联系
　　
　　“左”翼和右翼对政府角色都提出了批评：政府的行动远远超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纠正经济不公的传统定位。政治家们利用政府权力分配利益，希望借此拉选票。政党接受来自公司、工会、政治基金和富裕个体的捐助，并为他们的特殊利益服务。在竞争选票和竞选经费的过程中，会出现某些经济上的低效和不公结果。然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政府行为的政治化即便不会使静态的低效和不公现象恶化，也会使现代经济丧失部分活力。
　　社会上总是存在某些形式和某种程度的社团主义，它反映着政府同劳资双方的相互关系。但在目前，政府与产业经济的联系有了更大范围的拓展，其中很多发生在过去的10年。本书第六章回顾了美国社团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工会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美国公司像钱德勒观察的那样逐步被中高层经理人掌控，工会在私营企业的势力有所减弱，但从那时起，工会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公共部门。第六章还回顾了始于50年代的社团主义的发展趋势，实力雄厚的公司对政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动向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看得清清楚楚，他在1963年的卸任演说中特别提到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概念。
　　近年来出现的“国会—银行复合体”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集团。人们原本以为，政府的职能之一是监管银行，因此两者应该是一种对立关系。然而，银行和政治利益集团为了共同利益却达成了新协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之一是，银行持有大量美国政府债券。监管机构通常要求银行具备相应的资本金充足率，以免在资产价格出现轻微下跌时破产。政府债券并不是绝对安全的，政府可以破产，而且还没有破产法院保护债券持有人，但美国的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却没有相应的资本金要求，国际清算银行达成的多边协议也免除了所有银行持有各国主权债务的资本金要求。这给银行带来的巨大好处是节省了股本的资本成本。对政府的好处则是，债券发行价格可以提高（利率可以降低）。银行可以用持有政府债券节约的成本购买更多政府债券。政府也可以利用利率成本降低的好处销售更多的公共债务，以支撑越来越严重、越拖越久的财政赤字。可以获得更多更廉价的借款，这对各个政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欧洲国家在2011~2012年挽救希腊债务危机的借款就直接送给了持有希腊债券的各家银行，以满足这些银行继续持有大量主权国家债券的愿望和能力。可是，给国债提供这样的特权对社会并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它会使产业部门的资本支出成本和创新项目的融资难度加大。劝诫和防止政府违约的干预措施则会破坏信贷市场的正常秩序，资金就会流入那些负债累累的国家，影响这些国家及其贸易及金融伙伴国的经济稳定性，加剧全球经济波动。对于风险已经很高的创新项目来说，这是沉重的打击。
　　银行与政府的另一种关系体现在住房贷款上。1970年，美国国会授权当时的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购买没有其他机构担保的私人抵押贷款，并创立了美国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以便展开竞争。从此，银行业有了两家政府背景的企业。1992年，老布什总统签署法案，要求这些所谓的政府支持企业将贷款范围扩大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可负担住房”上。克林顿政府于1999年推动房利美进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并放松了对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用要求。同年，美国国会要求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在各自市场上购买新建住房30%的抵押贷款，并要求银行加大购买两房抵押支持证券的力度。到2006年，房利美和房地美已购买了价值2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占美国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当然，政府在此扮演的角色并不足以解释房地产投机泡沫的膨胀，因为在2008年，高端住房与低端住房的违约率一样高。政府的角色也不足以解释房产价格在大跌之前为什么会出现60%的增幅，其中肯定有投机狂热的因素，因为住房建设增长30%似乎不会导致价格暴涨60%。
　　这些金融领域的关系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背后是政府和私营产业形成的社团主义共同体，其盛行程度反映在第七章和第九章介绍的不断增加的监管规定上。集中议程网（Unified Agenda）上的资料显示， 1997~2006年，每年约有80项新的重要法规出台，每项法规每年需要1亿美元左右的成本。每年出台的重要法规的数量2007年后攀升到更高水平， 2011年达到150项，这已经不仅是预兆和趋势， 1996年以来积累的新法规可能已经对创新的投资和兴趣产生了显著影响，新兴企业需要越来越多的律师帮助其穿越不断扩大的监管丛林。
　　专利和版权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1704年，当亲王和贵族们组成的“文学作品委员会”不再能满足公众对阅读的需求时，小说家兼经济学家、当时最重要的知识产权拥护者丹尼尔·笛福抱怨说，文学作品复制如此之快，以至于没有人能通过写作谋生，这是典型的市场失灵。于是，英格兰在1709年安妮女王时期通过了《安妮法案》，首次在世界上建立了版权保护制度。早在1623年的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议会就通过了保护专利的《垄断法》。早期，专利保护对新工艺和新产品的鼓励作用显然大于其消极影响（担心其他人拖欠专利费和因为专利费争执而产生的法律费用）。对最早的专利拥有者而言，世界还是一片空白。然而，今天的经济生活已被专利挤满。在高技术产业，专利密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新工艺的开发者必须请到与工程师数量相当的律师才能推进项目；在制药产业，过度的专利保护引发了诉讼和药价上涨。版权保护只是到最近才出现争议，文学艺术产业似乎还没有被版权保护挤满，以至于要把很多作家、艺术家和设计师排挤出去。但我们有必要知道，越重要的创新，其用途也越广泛。美国国会在1998年通过的《松尼·波诺版权期限延长法案》将版权保护期又延长了20年（到作者去世后70年），以防范沃尔特·迪士尼的作品以及音像公司的很多表演作品被盗用。但版权保护的时间长度也可能阻碍创新活动，因为很多创作需要借鉴迪士尼公司或百代唱片的产品。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在延长版权和专利权保护期的问题上是有私心的，他们可以从少数获益者那里分得一杯羹，让社会其他成员分担不起眼的成本。
　　政府成为重要的监管者或保护者，这使这些产业与政府接触密切，尤其容易索取过度补贴。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曾写到，产业界利用了新机遇：借助政治上的影响不但削弱了政府的作用，还可以为公司利益服务。这很好地总结了社团主义的一个重要影响渠道，成为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紧密联合的互利制度，这种制度形成了事实上的平行经济，其倡导者要求推行产业政策，其批评者则要求满足社团福利。
　　补贴本身不见得是坏事，但是对产业的补贴（拨款、贷款、担保和税收优惠，包括对农业的补贴）经常打着调整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旗号，其真实目的则是给议员们的支持者和亲朋提供好处。这些好处并不是小数目，在2006财年，公司福利性质的补贴达到920亿美元。一些重大补贴项目因为灾难性的后果而臭名昭著：20世纪70年代的超音速客机项目和美国合成燃料公司项目，90年代的乙醇补贴项目，以及过去几年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补贴项目。当然，很多私营企业（例如好莱坞影城）也遇到过灾难。但问题在于，这些补贴项目由政治家充当经济创新决策者，他们缺乏深入的专业知识，与私营企业的业务脱节。而私营企业的决策是由创意者、企业家、金融家和市场专家负责，他们会综合考虑是否有更好的项目可以探索和开发。
　　广泛存在的公私部门之间的联结对某些特定产业的影响要深刻得多。政府对教育和医疗产业的控制直到最近才引起重视，这种体制已无法用监管、保护和补贴这样的词语描述，而是形成了有机的、颗粒化的状态。阿诺德·克林（Arnold Kling）与尼克·舒尔茨（Nick Schulz）的一篇论文对此类政府控制做了如下描述：
　　医疗和教育产业的政府主导程度越来越强。这种主导引发了两种不良效应，使产业的发展持续恶化：通过发放补贴，政府干预人为地扩大了对医疗和教育的需求；通过提供保护、阻碍市场竞争，降低了这两个产业的供给效率。
　　效率不是唯一受到负面影响的方面，某些创新通路也被阻断。如今，私立中小学、大学和私立医院产业的进入空间很小，而这些机构曾在20世纪引领了美国教育和医疗产业的进步。此外，医生脱离标准治疗程序、教师尝试新课程和新教学方法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人们很容易在政治家所做的事情中找到其阴暗面，这是那些伪装成善举的行动的“潜在功能”。但我们也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大多数监管、保护和国有化除了成本之外还有好处，否则这些措施很难通过。因此有人会问：社团主义思潮到底会给经济活力造成多大的制约？幸运的是，社团主义关系在经济中的扩张如果像上文所说的那样普遍和深入，那肯定会留下各种证据。我们知道，社团主义政府喜欢和由少数大企业组成的产业打交道，而不是由很多小企业组成的产业，官员们都保存着产业巨头的电话号码。还有证据表明，在过去的60年中，美国经济的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在金融业，大银行成为巨兽，小银行逐渐萎缩。在非金融产业，经济活动也急剧地从创新主要依靠的中小企业集中到大企业，这可以从2011年的官方数据中看到200家最大企业的总利润在全美企业总利润中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15%提高到60年代中期的26%， 1966年之前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然后持续提高， 2004~2008年提高到30%左右。销售收入也表现出同样的趋势。在某些零售行业，4家最大企业的市场份额从1992年到2007年都基本翻番，达到令人震惊的水平，例如书店行业为71%，计算机和软件商店以及普通商品零售店都达到73%。由于政府监管和工会规则的影响，城市写字楼建设项目经常会被拖延。拖延的时间之长，会让很多新创意最后通通过时。
　　此外，如果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扩张的大企业的地位相对安全，考虑到它们惊人的增长速度，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成分（企业和产业）处于稳定地带，它们不会招聘和解聘太多员工；在稳定地带之外，处于发展（新兴企业）、增长（成功企业）和萎缩（失败企业）地带的经济成分会越来越少。如图10–1所示，1989~2007年出现了就业破坏的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员工安全地处于大型老牌企业的保护中，美国经济似乎进入了冰冻状态！在同一时期，就业创造也出现同样的下降趋势，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人口进入或离开新兴企业、成功企业和失败企业。简而言之，美国释放出员工流动率不断下降的信号，这是经济活跃程度下降的典型标志。
　　上述政府活动说明，曾经被视为促进社会繁荣和发展的政府角色出现了腐败趋势。1830~193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工程项目和干预措施都是出于对资源和生产率的古典主义的考虑：修建运河和横跨大陆的铁路、购买路易斯安那、兴办公立学校等。后来把注意力扩大到产业界，如给工人、债权人和投资者提供保护等。当时没有旨在稳定或调整消费的措施和干预，如给私人保险提供补充的社会保险项目。随着俾斯麦时期社团主义政府概念的复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到20世纪40年代末，各种类型的社会保险制度已经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建立起来：养老保险和残疾保险（美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美国的退休医疗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较小的项目。到60年代末，各种类型的社会扶助项目层出不穷：为穷人的医疗需求（美国的医疗补助计划）、食物需求（食品券）和住房需求提供各种补贴。欧洲国家所说的“社会模式”是实现医疗的社会化，采用公立医院、由政府雇用医生的办法；而美国的模式则是把医疗服务完全社团化，通过各种措施监管服务、限制价格，为私人医生和私立医院提供报销服务。如今，这些社会项目全都过分膨胀，混乱不堪。
　　几乎没人知道这些社会福利项目的巨大规模。在社会开支方面，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确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到1990年，欧盟21国政府的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0.5%，而美国只有13.5%。美国此后逐渐缩小了这方面的差距，而德国和瑞典却在2003~2007年压缩了社会开支。2000年，欧盟的支出占比为21.5%，美国提高到14.5%； 2007年，欧盟为22.0%，美国已达16.2%； 2012年，由于失业救助力度的加大，双方的支出都有所提高，分别达到24.1%和19.5%。美国的社会支出水平如今已非常高，接近全国可支配收入的1/2，在可支配收入中与非工资收入（红利、利息收入、财产利润和土地收入）的份额接近。因此，美国人从所谓的社会财富中获得的收入已经和从私人财富中获得的收入相当。此外，社会财富带来的收益几乎不用缴税，而私人财富带来的收入却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在美国和法国（还有其他一两个国家，但程度稍轻），社会福利支出还将快速攀升。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达到退休年龄后，将大大增加社会保障和退休医疗保险的年度支出需求。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退休之后并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补充进来。因此，或迟或早，政府必须通过增税应付这两项支出，通过削减政府的“随意”支出项目转移资金的做法将不再可行。这样一来，可支配收入将减少，福利收入会压倒工作收入。金融学家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通过研究发现，美国人福利权利的折现价值在2010年年底已达66万亿美元，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569%，远远超过约10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总额。社会财富总额也超过了美国私人财富的总额。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中期家庭净财富约为60万亿美元，相当于可支配收入的517%，其中资产为74万亿美元，负债为14万亿美元。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社会福利系统与欧洲的社会模式相比还差得多，但实际上已非常庞大。
　　在解释福利体系的膨胀时，有人认为，议员们之所以允许社会福利的扩张，是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增长速度会为这些福利提供支撑，以免赤字恶化。然而，随着生产率大幅减速现象的延续，这种预期最终会被证明是巨大的错误。在城市和州政府的政治改革中充当斗士的理查德·拉维奇（Richard Ravitch，曾任纽约州副州长）说：
　　美国政治一直都是在竞选时向民众承诺更多福利，但突然间，我们已没有钱支付所有这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福利了……
　　当然，大多数承诺的福利是经过计算的。即使在过去10年，推出的新福利也主要是那些成本在后期才会出现，或者初期规模不大、不需要大规模增税的项目。这种做法导致福利的扩张能够从尼克松到小布什时代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小布什总统于2003年签署的法案把退休医疗保险的范围从医院服务扩大到药品费用，这会使福利承诺的现值一次性地提高数万亿美元，法案得到了两党的共同支持。许多共和党议员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员在里根时代加入了共和党，于是改变了他们原本对福利制度的厌恶态度。民主党则发现，其依靠的中产阶级希望尽可能借鉴欧洲的社会模式，自然也不会反对这类法案。
　　传统价值观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制定有着更激进的影响。众所周知，共和党不愿意动用政府的税收权力进行再分配：从本国人到外国人，从利润到工资甚至从高收入者到低收入者。根据他们的学说，收入应该用于公共服务。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尼克松到小布什的共和党人都把各种形式的政府福利解释为公共利益服务，包括社会保险项目、抵押贷款补贴和教育补贴等。
　　对社会福利扩张的另一种理论解释是，公共支出会很自然地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瓦格纳法则。然而，1973~2007年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慢于“二战”后初期的几十年。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则认为，福利的巨大扩张与大企业的扩张非常类似，是组织发展的自然现象，不断索取能实现其目标的资源，以尽可能地扩张并且持久。一旦去除对政府的传统限制，公共机构就会无情地扩张。
　　这种大肆扩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他政府项目被显著边缘化，如修缮破败的国家基础设施，或给低收入者提供就业和工资补贴。消费福利（以及更广泛的公共消费）对全国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在公共财政的经典理论中早已被确认。人们所熟悉的观点包括：提高收入增税以支付社会福利会打击工作积极性。政府提供的免费福利会使人们节省相应的开支，可以弥补多交的税收，但人们可以少做一些工作，减少自己的税负，并且不会减少政府福利。
　　福利和就业之间还有两种联系且都与税率无关。我们已讲过，财富增长的“财富效应”会降低劳动参与率（劳动供给），从而减少就业。当然，雇主支付的税后工资（或净工资）的提高会产生相反效应，吸引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导致就业增加。在很多经济模型中，净工资与财富的比例很关键，工资和财富同比提高的效应会相互抵消。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产率增长再度加速，这一比例在50年代早期到1965~1975年持续提高，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就业水平在60年代达到顶峰的原因（见图10–2）。在生产率增速显著下滑后，工资增长减速，该比例也随之下降，这可以部分解释1979~2008年就业率普遍较低的现象。1995~1996年的就业率比较正常，也恰好对应着正常的工资财富比。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前10年中期的剧烈波动可以用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解释。如果我们把社会财富的因素加入工资财富比中，使分母增大，则可以为2011~2012年后危机时期的高就业率和1995~1996年的正常水平的差距提供一半的解释。
　　另一种联系通过对劳动的需求产生作用。如果政府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为将来的福利支出筹集资金，之后再通过增税偿还债务（与战争支出一样），那会产生未来甚至当前的利率上升的预期，并且可能会在某个时点提高税率。即便在今天，虽然储蓄者愿意以较低利率贷款（因为对未来发展的期望降低），利率提高的预期也会压低股票价格和企业资产评估，而企业需要这些资产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厂房、员工和海外顾客等。
　　新增福利对就业的影响可以从所谓的“希腊病”中看到，它甚至可以被称为“美国病”。有效的财政政策应该是公布一段时期的财政收入增长情况，这会降低公共债务，进而减少人们的私人财富，减少数量相当于新福利带给他们的社会财富的增量。通过这个办法，新项目可以“中和”就业和储蓄的财富效应。这种策略是笔者首先提出的。然而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政府采取了其他策略：在2001年和2003年实行减税政策。我曾在2001年2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不支持减税的理由》（The Unproven Case for Tax Cuts）中断言：
　　减税将给未来带来负担，要么减少公共服务，要么增加公共债务。这些负担……表明不支持减税的依据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小布什的减税政策造成的负担会永远存在，其激励效应（刺激劳动供给）的有效期则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效应会逐渐减弱，就业的结构性提升将消失，因为工人和经理税后工资的提高会使他们的财富增加……如果不削减公共服务，税率必然会提高，以应付公共债务的扩大。但据我们所知，未来的经济形势并不明朗……小布什的经济政策背离了美国人传统的用自己的努力让国家变得更美好的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这种改善精神表现在把税率定得足够高的政策上，以清偿政府债务，并提供在未来降低税率的可能性。在华盛顿大规模减税、更大的支出增长这一失败选择背后，有着深刻的、令人不安的经济哲学观的变化。
　　当然，议员们会让税收负担滞后于他们制造的福利项目，这并不奇怪。如果在推出新福利项目时就明目张胆地增税，这样的福利项目可能难以得到足够的赞成票。通过减税，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专家们认为未来并不见得必须增税，这也是对税收不足的一种解释。
　　最后还是会涉及创新的议题。我们已经看到，丰厚的福利减弱了人们获取收入的动力，进而削弱了市场的作用，其途径要么是提高税率（财富不会增加），要么是增加财富（税率基本不变）。这反过来会减弱市场上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正如斯密所说，创新规模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例如，假如每个人每周都只工作30个小时而非40个小时，创新存量的增速会减慢，这与资本存量是一个道理。
　　美国政府管辖范围和规模的显著增大还催生了一个副产品，即提高税收的需求。整个社会似乎达成了某种政治协议，即收入较高的一半人口向收入较低的人口提议说：“如果你们同意让我们来决定你们可以从教育、公共项目中得到哪些福利，那我们会负担你们需要支付的税收。”其结果是，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支出不足：如果纳税人必须为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及不纳税家庭的孩子埋单，那为什么还要给孩子们安排音乐课呢？这种政治协议的后果是，收入较低的那一半人接受了服务不到位的公共部门，以降低家庭间的福利不平等——但这种降低只是一种假象。
　　由于制度、价值观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不利趋势，美国的经济活力严重退化，并导致创新乏力。尽管创新率有波动，但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大多数产业部门的创新率在大多数时间都呈现下降趋势。由于反对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和政策的兴起，较为低端的劳动人口的现代价值观相对薄弱，而且其处境在初期较为不利，因此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其蒙受的损失更为突出，向上发展的流动性也因此下降。

第

页

关于我们 | 版面设置 | 联系我们 | 媒体刊例 | 友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