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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后亚里士多德的实用主义者突然停止讨论美好生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这些讨论几乎都干巴巴地把最美好的生活描述成一长串解决问题的实用行动，鼓励我们保持投入，从掌控中获得满足感。这一美好生活的概念虽然也有价值，但没有涉及对新的可能性的想象、新的征服以及“美梦成真”的满足和激动甚至在梦想未能实现时可能获得的满足感。得到完全实现的生活当然比实用主义者的描述更为丰富多彩。但奇怪的是，这个狭义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版本曾一度流行，1920~1970年，大量民众过上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经济中，很多人在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构思新产品，想象其对最终用户的好处，各种团队在承担开发、尝试和应用的风险。那么是否有其他关于美好生活的视角能够更好地描述在那种社会中生活的感觉，表现现代经济中的成员对于参与经济过程的价值判断？
　　与实用主义版本平行，从古代社会起，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哥伦比亚大学的雅克·巴尔赞和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将其命名为活力论。这个流派的主要人物和观点在本书第四章中已经介绍过，这里还要做更全面的分析。就在不久之前，欧洲国家的高中和美国的大学都在西方文学经典的核心课程中引入了活力主义文学的内容。最早的活力主义者可能是公元前12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他留下的史诗讲述了古希腊英雄的传说——他们的意志、勇气和耐心。
　　另一位早期的活力主义者是雕塑家本韦努托·切利尼——颇具传奇色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也是柏辽兹创作的同名歌剧的主人公。在其自传中，切利尼坦率地表达了对创造力的欣赏以及发挥创造力带给他的狂喜。即使在今天，年轻的读者也可能会为书中的远大抱负所震撼。
　　稍后，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描写的是关于个人探索的故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讲述了梦幻骑士的不切实际的梦想，它想传递的是，充满挑战和冒险的生活是实现人生满足的必要条件；如果西班牙荒漠的枯燥环境不能提供这样的挑战，就必须靠自己创造挑战，在必要时甚至需要想象这种挑战。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王子认为如果想成为某个人物，就必须站出来反对国王，当然他很清楚可能遭遇失败并付出生命的代价。这部作品预示着国王的责任一开始就具有不确定性。这不禁让人想起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说过的话：如今很多人知道自己说的可能不是事实，但极少有人会表现出来。剧本也展示了哈姆雷特初期的矛盾与彷徨，因为采取行动会有失去一切的风险——他的地位和奥菲莉亚。在《莎士比亚：人的发明》（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一书中，布鲁姆称赞莎士比亚为纯粹的活力主义者——从他这面“巨镜”中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形象。
　　在18世纪启蒙时代，此类观点也得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回应。大卫·休谟在讨论法国的理性主义时，肯定了“激情”在决策中和“想象力”在社会知识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休谟可能算是第一位现代哲学家。如前文所述，伏尔泰鼓励人们从个人追求中寻求满足，倡导耕耘“我们自己的花园”。杰斐逊提出“追求幸福”的权利，并评论说人们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追寻幸运。“追求”表达的意思是，获取财富比拥有财富更可贵，旅程本身就是目的。
　　在现代社会初期，浪漫主义作品中充满了对探险和发现的各种描写，及其所需要的意志和坚持。我们都能想起约翰·济慈的诗句：“或者像科尔特斯，以鹰隼的眼凝视着太平洋……尽站在达利安高峰上沉默。”还有威廉·欧内斯特·亨里（William Ernest Henley）的《不可征服》（Invictus）的磅礴：
　　无论命运之门多么狭窄，
　　也无论承受怎样的惩罚。
　　我，是我命运的主宰。
　　我，是我灵魂的统帅。
　　接下来是现代主义哲学家。在美国哲学家中，描写活力主义最热情的莫过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亲眼见证了时代的活力。詹姆斯于1842年生于纽约市，亲眼目睹了美国经济的巨大变革——从相对缓慢的爬升到爆炸性的创新。在他的伦理规范中，新问题和新体验带来的兴奋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如果说沃尔特·惠特曼是反映美国精神的诗人，詹姆斯就是概括美国精神的哲学家。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种观念悄然兴起：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本我，但人们成年后并不是很清楚这个本我到底需要什么。这种观念意味着，生活之旅不仅是自我实现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前进，而且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通过一系列尝试，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谁”，答案可能和旅程初期的设想有很大不同。这样一种看待美好生活的态度，由当今一位成功的歌手兼词曲创作者嘎嘎小姐（Lady Gaga）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天生完美》（Born This Way）这张新专辑是关于重生的各种思考……在一生中，你能够不断得到重生……直到你发现自己的内在身份，只有它才能最恰当地描述你到底是谁，并让你感觉自己是生活的成功者。
　　在职业生涯结束前发现自我并不意味着个人发展的终结。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和罗尔斯的自我实现都可以继续，由于完成自我发现，它们可以有更明确的方向。这意味着，没有必要假定自我在整个发现过程中保持不变。
　　自命不凡的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提出了大量的新观念，改变了我们对动机乃至生活本身的思考。他探讨了深入未知的探险、战胜困难、遭遇挫折、学习在逆境中坚持以及“一切不能杀死你的，都将使你更强大”等内容，并提出了许多箴言，尤其是他看清了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美好生活的缺陷。当我们为下次拍照节食，或者为创业项目省吃俭用时，我们并不是真正在为未来的收益做出牺牲，我们会很高兴参与那些能带来很多收获的项目，而不在乎需要我们付出很多。正如尼采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参与这些项目是出于内心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挣钱。他解释说，项目中遇到的障碍并不是实现物质回报需要的成本，相反，克服障碍本身就是满足感的源泉，因此这些项目本身就是回报——最有价值的回报。
　　威廉·詹姆斯的朋友、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也是19世纪高度现代性的见证者和活力主义的又一杰出代表。柏格森继承了尼采关于人们需要挑战的思想，认为人民被生活的激流鼓舞，并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创造的进化”——这也是他的书名。柏格森讨论的主题是，深入参与充满挑战性的活动会改变一个人，使其不断“成长”。《创造的进化》一书认为，“成长”的重要性远大于“存在”。当然，除尼采之外活力主义的先驱还有很多，例如蒙田、易卜生和索伦·克尔凯郭尔等人都认为我们必须重塑自我，才算真正存在。
　　哲学领域关于个人创新的讨论很少见。尼采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创造自身的价值，弄清楚善与恶之间的界限，但他并没有谈到创作一部交响曲、书籍或其他产品带来的巨大满足，尽管他本人是瓦格纳歌剧的忠实拥趸，也是业余作曲家。柏格森很清楚，如果我们进入决定论的世界，创造性将不复存在，但他并没有对创造性的人生进行描述，或者表现出对其内在回报的任何欣赏。
　　某些文学评论家和传记作家把创造性视为文学批评的核心主题。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文学是“对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进行最完整、最精确描述”的人类活动。本章开篇引用了马修·阿诺德的话：“除了创作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开展自由创造活动。”其他一些作家也描述过创造性的人生，并在不同程度上进入了他们刻画的创造者的内心世界。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作品就经常涉及这个主题，包括《创造行为》（The Act of Creation）和《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描写的创建现代物理学的故事。此外还有两部被改编为电影的作品：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和乔伊斯·卡里（Joyce Cary）的《马嘴》（The Horse’s Mouth）。迈克尔·利（Michael Leigh）的电影剧本《颠倒》（Topsy-Turvy）也探索了剧作家吉尔伯特和作曲家亚瑟·苏利文的人生境遇。
　　我们还是希望能从小说作家那里看到他们对个人动力的观察，尤其是当感觉到新生力量发挥作用或旧力量被重新激发时。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是个喧嚣时代，充满了各种结构性的调整和巨变。1870~1913年取得历史性的进步之后，美国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并于20世纪20年代重新开启了激动人心的创新进程。就连30年代的“大萧条”也没能阻挡前进的步伐，创新率空前高涨。某些作家试图反映这一创造和发现进程中感受到的愉悦和兴奋，当时的一位顶级小说家就着重描述了探索的神奇和激动人心之处：
　　最后，卡特厌倦了日落大街和古老瓦屋中间的神秘小巷，可他无法将它们逐出脑海。于是，他决定大胆地前往还没有人去过的地方，穿过黑暗中的冰原，挑战未知的卡达斯秘境：它隐匿在云层之后，映射在群星之下，诸神居住的幽暗隐秘的缟玛瑙城堡就坐落于此。
　　30年后，这些语句中所表达的“大胆走出去”的思想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早期登月项目的颂歌。
　　实用主义者和活力主义者对待美好生活的态度差异之大令人吃惊。两个流派的词典中都收录有“障碍”一词，但其含义却截然相反。在活力主义者看来，人们要主动寻找需要克服的障碍、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向去找寻它们。而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人们从事某些最有希望成功的事业，在追求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障碍。实用主义者没有说明人类所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只是说不管一个人的职业目标是什么，除非运气非常不好，这个人总是会遇到数不清的问题，并解决掉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才智，投入地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由此带来的技艺精进是美好生活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可以称之为“成就”。积极参与的价值和技艺精进的价值可以视为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尼采所说的克服障碍和柏格森所说的成长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源头。
　　在实用主义盛行了数十年之后，活力主义学说（先不管现代经济中的活力主义力量）正在复苏。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s）的早期英译本中，人们就把“eudaimonia”解释为“happiness”（幸福）。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人们会认为，就像亚里士多德建议的那样，积极投身学习研究的人会因为获取更多的知识而感到愉快，会因为自己的博学而自豪。而且这种解释否定了把幸福作为娱乐手段的看法，虽然实际上也的确会产生笑话和欢乐。然而，约翰·库珀（John Cooper）等后来的一些学者认定，希腊语中的“eudaimonia”的准确译法应该是“flourishing”（繁荣）。此看法也得到了托马斯·内格尔的认可。不过后来的译者仍然继续采用“幸福”一词。如果我们用“繁荣”解释“eudaimonia”，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就是在说美好生活是一种繁荣的生活，同时必须承认这是个含糊的概念：
　　在所有行动中，“最高的善”是什么？从名义上讲，不管是受过教育还是没受过教育的人，几乎都会赞成，它是指繁荣，创造繁荣与实现美好生活或者成功人生是同义词。然而，不同的人对繁荣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把“eudaimonia”译为繁荣，会极大地拓展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研究”的含义。他肯定认为，人们在阅读激昂的辩论稿时会感觉兴奋，在发现能驳倒对手的新证据时会感觉激动。他还会认为，追求知识的人生是非常充实的。而冷静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宣布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时肯定也有同感。因此，这样的解释有助于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探索物质世界的人，但他支持对各个领域的搜寻、探索、调查和实验，涉及公元前4世纪所有可能的事物。就人类追求繁荣的欲望而言，他是一位开创性的思想家。
　　某些活力主义文学作品描绘了有兴趣为大众尝试或证明某些事物的探索者的形象。当然，成功的创新必然是公众事件，隐士的发明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但也有其他活力主义模式，阿玛蒂亚·森强调的“做些事情”就很符合活力主义观点，另外还有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近期的研究成果，他在调查中发现，许多美国人希望执行能“带来改变”的任务。例如，一位护士宁愿去大型城市医院的一线急诊室，也不愿做临时护士之类收入更多的工作。森内特认为，这些人有着对于“使命感”的深层需求。
　　最新一部涉及这个主题的书是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2011年出版的《繁荣》（Flourish）。他认为，人们追求的是“福利”，但和自由一样，福利也由多个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可以测量，但作为整体的福利却无法测量。塞利格曼说，家庭调查报告中的生活满意度反映了我们当前的印象，但很少反映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意义以及我们对工作有多大投入。在他看来，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为成就而成就）。他认为，每个要素都对福利有影响，但本身都是追求的目标，并且可以测量。这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组成要素的分类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但并没有反映出活力主义对于“福利”的看法或者人类的真正需要。尽管塞利格曼充满热情地采用了“繁荣”一词，他却没有认识到与活力主义有关的高层次的繁荣活动：尝试、创造和探索。
　　那么当代的主流伦理道德观包含活力主义的看法吗？从我们熟悉的人中得到的印象未必可靠。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种志学者罗纳德·英格莱哈特（Ronald Inglehardt）及其同事开展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搜集了1991~1993年许多国家的家庭访问资料。针对“你在找工作时是否会寻找能发挥主动性的机会”这一问题，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52%，在加拿大占54%。针对“是否寻找要承担责任的机会”这一问题，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61%，在加拿大占65%。对亚里士多德伦理的实用主义解释也反映在这些调查中：“你是否在寻找有趣的工作？”做肯定回答的受访者在美国占69%，在加拿大占72%。相比之下，做肯定回答的法国人，对主动性占38%，对兴趣占59%，对责任占58%。
　　大国之间的差异较大。那么与大国相比，小国是否更关注集体而没有那么强烈的成功驱动力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吉尔菲·索伊加在被问及冰岛公众对于新企业家的态度时说：“人们对企业家没有坏印象，他们只是努力思索如何实现自己的成功。”因此，有关活力主义反映了重要的推动力，并深刻影响了我们在社会中的体验和实现程度的讨论，依然是个有生命力的命题。
　　如上文所述，亚里士多德认为，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伦理观是普遍的人性。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包括活力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解释）是不是社会的主流？这种观念从来都不缺乏对手。意大利经济学家帕斯夸莱·卢乔·斯堪蒂佐（Pasquale Lucio Scandizzo）提出，沉迷于思考的人也喜欢追随者，这显然是在谈论他自己的国家。社会上总是有人拥有为群体或社会服务的愿望，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或者拥有表现奉献精神的愿望，如巴赫创作的清唱剧；有人喜欢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还有人醉心于追求和征服美色，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卡萨诺瓦（Casanova）。然而，这样的人生都不是活力主义的生活动力的反例，只是追求的方向不同而已。只是在大多数人心里，物质主义的美好生活概念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旗鼓相当，并在某些国家占据主流地位。
　　从物质主义视角来看，大多数人的生活是由获取收益、积累财富或权力的愿望推动的。人们追求财富的持续积累，直到能支持高标准的消费或休闲甚至两者兼得。中国的主要改革者邓小平宣称“致富光荣”。在加尔文学说中，获取财富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一个人积累的财富数量是上帝眷顾的标志——财富越多，证明其越受上帝垂青。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财富积累的主要动力是造福社会。然而，有两个最常见的例子表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依然成立，即人们的生活是由对知识的渴望推动的。第一个例子是，在微软公司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比尔·盖茨成立了规模庞大的慈善基金会，为促进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寻求新途径。第二个例子是，德国商人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致力于获取大笔财富，并明确宣称这主要是为他此后对特洛伊城的研究提供保障。许多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其实是他们痴迷于尝试某个新奇创意而收获的副产品，其中包括雷·克罗克（Ray Kroc）的麦当劳帝国。麦当劳的所有加盟店都没有任何创新自主权，完全不符合哈耶克提出的现场决策和本书所关注的草根创新的原则。不过，克罗克的继承者们逐渐脱离了他的这个古怪念头。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的生活动力也许只是希望展示他们对资产市场和产业投资的洞察力超乎常人。但大多数人的财富积累（包括巨额财富）可能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目标，只是追求安全、舒适、优雅、自豪、尊严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有个说法，高强度和高目标的职业生涯是某种伤口的标志，受伤者希望通过成就抚平创伤。更可悲的是那些获得了巨额财富却不知道怎样发挥其价值的人，新兴富豪阶层的高自杀率或许就能说明问题。
　　不管人们的行为涉及多少复杂的动机，也不管到底是收获还是学习、创造还是积累，但很少人会否认，只有收获和财富积累的生活并不能像充满创造与创新的生活那样，提供更高层次的满足和骄傲。与韦伯及其之后鼓吹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比，亚里士多德、维吉尔、切利尼、尼采、詹姆斯和柏格森等人所赞美的“最高的善”（尤其是关于繁荣生活的体验）能更好地反映我们尊崇和期盼的生活方式。
　　在物质主义和其他观念之外，追求繁荣的生活伦理观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依然鲜活。它的勃兴进程包括：1675年前后科学革命爆发，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扩展了对抗国王的权利，休谟、杰斐逊和伏尔泰等人在18世纪中叶发起了启蒙运动。亚里士多德生活伦理观的流行是现代经济在19世纪兴起的必要条件（算不算触发因素或次级触发因素暂且不论）。相反，现代经济在某些国家的延续对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伦理观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存在来说，也可能是必要条件。
　　本章并不意味着对繁荣生活的追求是现代经济在19世纪产生的动力，或者这种观念的衰减是现代经济于20世纪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衰落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追求繁荣的愿望是普遍的人性，当然不见得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能获得必要的机遇。本书第九章和第十章已经讨论了最近几十年现代经济文化的某些要素衰落的可能性，但这两章并不是说人们追求繁荣生活的愿望有所减退，最多只是说经济活力所需要或必要的工作态度可能退化。这两章还谈到其他价值观复兴的证据，例如共产主义或社团主义的伦理观和家庭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质的愿望有所减弱。 
　　主流文化和主流伦理观不是一回事。在某种社会压力下，人们可能会违心地做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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