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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后来的哲学家和作家并没有察觉到他们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有了偏离，他们主要关注其他类型的知识和追求知识的活动，但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需求层次的基本观点：对知识的需要和知识的地位是最有价值但也最昂贵的善。
　　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哲学家引入了实用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因为自身就具有价值，其中很多并不系统，根本就没有文献记录。这些人文主义者还引入了在获取这些知识时开展的类型完全不同的活动，并且将获取这些知识的世俗背景考虑在内。
　　实用主义者就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他们得此名的原因是，关注实现目标的手段，注意到某些手段可能有价值，某些可能没有价值。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功利地只关注追求的目标。实用主义者关注知识的获取及其在生产或其他方面的用途。人们在工作生活开始时当然需要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解决常见问题时又会获得更多新知识。为了取得成功，他们必须能够满足技术方面的要求：解决问题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大量知识通常是令人愉悦的：无论其目的是不是追求知识本身，都会给人们一种掌控感和自立感。
　　实用主义群体的早期代表人物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他生于公元前70年（比亚里士多德大约晚300年）的波河流域的农民家庭，在奥古斯都时期移居罗马。维吉尔的著名诗篇《农事诗》（Georgics）之前一直被视作关于农业的初级读本，实际上，它在更深层次上是在探讨人性和古罗马文化。这部作品用了很大篇幅赞美农民掌握和应用的丰富知识，包括耕地、植树、圈养牲畜和蜜蜂等，表达了农民对工作的热情和丰收的喜悦。这部作品包含了维吉尔的不朽名句：知其所以然，幸福自然来。
　　伏尔泰也属于这一群体，在他从事写作的18世纪后期的法国，封建领主的势力正在萎缩，工商业的发展机遇被打开，他表达了行动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在其不朽作品《老实人》中写到，行动不需要任何社会理由或者是非判断。伏尔泰建议我们把这些都忘掉，因为商业活动本身就具有意义，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在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作曲的音乐剧《老实人》的最后一幕，作曲家斯蒂芬·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借用伏尔泰的原作，用四句话提炼了伏尔泰思想的精华：
　　我们既不纯洁、聪明，也不善良，
　　我们只是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我们要修建自己的房屋，砍伐自己的木头，
　　把我们自己的花园打理得生机勃勃。
　　伏尔泰认为，社会缺乏相应的智慧、专业知识和善意，因此无法设计、运行和维护可能实现的最佳经济结果。尽管对很多重要的事情知之甚少，但我们可以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进而拥有美好生活，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经济体。伏尔泰鼓励我们利用已经掌握的以及在前进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使生活变得更有趣味、更有收获。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是法国经济学家首先发现了企业家的关键作用。
　　在20世纪中叶，人们更加关注职业生涯带来的满足的性质，以及个人掌握和利用的知识对这些满足感的作用。这方面的思想先驱是约翰·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几十年的学术巨头。杜威先于哈耶克认识到，普通工人掌握了工作过程中需要的大量专业知识，并强调人们需要在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即便是普遍教育程度的工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并获得知识进步，通过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或者完成其他人安排的适当任务，可以掌握某些技能（知识的一种类型）。此外杜威似乎还认识到，每个工人都可能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工人们完全可以围坐在会议桌前进行内部讨论，为当前的问题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1943年发表的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对人类的需求进行了分类，在分类时，他为精通某种技能或产业（通常是经过学习培训）的需求留出了位置。这种需求紧随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和第二层级的安全需求。马斯洛还认识到了参与问题解决过程的需求，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求。
　　约翰·罗尔斯在其关于经济正义的权威著作的结尾处，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实用主义流派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他称其为“亚里士多德派”的观点。人们在职业生涯中通过发掘自己的天赋或能力获取知识，这是自我实现的本质。这种自我实现（或者我们能够做到的部分自我实现）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核心动力。罗尔斯的论述清晰有力：
　　人类喜欢发挥他们的能力（包括天赋和后天获取的能力），能力发挥得越充分、复杂性越强，这种愉悦感就越强烈……这是一种激励规则，是许多欲望的根源……还有，它表现为一种心理规律，影响着我们的欲望组成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一个人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提高……在人们培养起这些能力并掌握使用技巧后，他当然愿意从事他的新技能能够胜任的更复杂的事务。他在以前能获得满足感的简单事务已不再有足够的吸引力……现在我们可以接受亚里士多德规则了，在考虑到其他假设的情况下，发挥和培养熟练技能通常是理性的选择……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理性的选择可以使人动力十足，并且尽可能发挥其最大现有能力。
　　阿玛蒂亚·森1992年和1999年的著作是对这个学说相对较新的补充。森指出，目前对于亚里士多德定义的美好生活的思考缺失某些基本内容。现在仍在讲授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先不管是否排斥其他学派）把“效用”或幸福当作一系列产品和休闲选择的函数，这种幸福还可以被视为消耗的资源的间接函数。仿佛经济生活的参与者都参加了一场综合性的一次性大拍卖，将他们的整个未来投入交易。森对此表示反对。在他的“能力方法论”中，人们生活中获得的所有满足都要求具备相关的“能力”——做事情的能力。选择获取何种能力是实现满足的一部分。因此，他赞同马歇尔和缪达尔关于工作具有吸引力的说法（参见第三章）：
　　除了间接联系以外，能力与福利之间还有直接联系……福利直接取决于能力的发挥。选择本身就是生活中很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从严肃的选项中做出真诚的抉择可以被视为一种收获……
　　至少某些类型的能力对福利有直接影响，能使人们的生活拥有更多选择机遇。
　　森并不是在想象选择的乐趣，他指的是在环境改变时，有能力选择新道路所带来的深层次的满足。（“彩票中奖了，我将做出明智的决定，离开矿山，去上声乐课。”）
　　森的思想深处可能还隐藏着一些思考。罗尔斯的理论有一个新古典世界的隐含假设，即可能存在随机事件，但由于其概率是已知的，所以不会影响“自我实现”前景的清晰度：由于概率是已知的，个人发展的进步空间也是明确的。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几乎肯定会发生经济形态的某些根本性的改变，而我们却完全不知道那将是什么。在这种经济里，人们在某种情景中发展的自我可能和在另外的情景中发展的自我存在巨大差异。人们在生活中“实现”的不仅是发展的程度，还涉及发展的方向。在这样的世界里，自我既不是固定的，也不符合固定的运动定律，所以自我的概念不具有解释价值。在电影《亨利五世》（Henry Ⅴ）中，哈尔王子谈过人生发展中可能遇到的跌宕起伏，他在加冕两年后准备与法国的伟大战争时说:“我已经告别以前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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