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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定义

社团主义和新社团主义的拥趸都习惯从物质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例如低生产率、失业浪费和波动成本等。资本主义的传统拥护者也是如此。社团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制度在这些指标上面优于现代资本主义，通常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率、更少的失业浪费，还能通过就业保障提高个人财富、工资和就业的稳定性。实际上，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运转较好的社团主义经济在这些指标上至多能与运转较好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当。要在这两种制度中选择一个，我们必须从物质主义视角转向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本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很多溢美之词都是针对非物质层面的回报：挑战带来的刺激感，尝试和探索带来的满足感，以及成功带来的喜悦等。典型的运转良好的现代资本主义可以给社会成员提供机遇：发现生活的丰富多彩，促进自我实现和个人发展。社团主义则是一种冷冰冰的学说，为保护民众之间互不侵害而抑制创造性和主动性，打压创新的苗头。
　　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的强大活力是其独特回报的来源。对创造过程的参与本身就是一种回报：精神刺激的体验、解决新问题的挑战、尝试新事物的机会以及踏入未知领域的兴奋之情等。当然，它也有副产品：工作动荡不安、盈利前景不明、不断遭遇挫折甚至最终失败，以及上当受骗的可能性等。这些回报和危害是现代经济的正反两面。
　　当今的社团主义者会回应说，他们的制度也带来了美好的感觉和体验：团结、安全以及产业和平。他们经常提到，这些是美好社会的基本要素。那么要想理解现代经济的回报和危害对人们的意义，就必须对现代经济相对于社团主义经济或其他类型的经济的必要性或吸引力有所了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但不包括马克思本人）认为，非物质层面的影响并不重要。如果人们并不需要现代资本主义善于提供的东西，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因此，在回答美国需要做什么和值得做什么来扭转经济活力的减少趋势（这与解决工作满意度下降和其他麻烦有关）之前，在探讨银行改革和所得税改革这样的细节问题之前，从逻辑上讲还有更基本的问题要解答。
　　本章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就两种经济制度而言，到底哪一种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致力于社会团结和其他目标的协作制度，还是致力于探索和其他目标的个人主义制度？是提供保护的制度，还是提供活力的制度？人们对现代生活的期盼是否出现在很久以前，是在现代主义文化发端的时期，还是在此之前？是否存在更高的反映美好生活的指标？是否只有充分达标的经济制度才能称得上美好的经济制度？涉及多样性和平等性的其他基本问题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有关“美好的经济制度”和“美好生活”的话题，对政治经济学来说并不陌生。就像其他人抱怨的那样，社会主义思想并没有界定理想的经济生活的概念，即社会主义者支持的制度最适合创造的生活形态。社团主义思想也没有描述对个人而言的美好生活，而是关注国家产值和社会和谐，试图通过协作机制、社会保险普及财富以及培育团结精神。
　　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经济视角的问题在于，它们忽略或者否认了手段对于其目的的重要性。这里的手段指的是经济制度的程序和特性，它们是产品生产和就业创造赖以进行的基础。手段造成的影响并不限于物质方面。选择现代经济会带来不同的路径和体验，以及现代社会特有的各种回报和危害。
　　有人会问，考虑到每个国家和各时代民众的不同选择，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精辟并获得广泛赞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19世纪，美国迎来了大批希望在新的冒险和事业中取得成就的人，其他许多人则选择留在欧洲。到19世纪末，乘船过来的人似乎对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包括组织工会和分享利润等。到20世纪下半叶，各国人民都在谈论通过整顿资源的途径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然而，选择的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价值观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新诉求可能只是新环境或新技能的产物，例如财富增加和民主观念普及的各种影响。在最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需要一个世纪前不曾想到的高度经济安全。但是，人们的这些愿望没有充分考虑到一个社会的系统适应问题，那会有意无意地减缓改变的速度。在评判21世纪经济发达国家的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时，正确的标准应该是人们最基本、最深层的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
　　人性（尤其是哲学和文学以及最近的心理学中探讨的人性）关系到最深层的愿望和收获。数千年来，人文主义者思索了能带来最深刻、最持久满足的各种生活方式，并积累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深邃见解。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思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创业型和创新型经济在条件成熟之后如何萌芽生长，而不受限于条件的存在。这些思索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为创业型、创新型经济寻找合理性。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能吸取人文学科的精华，就会在这个领域变得很贫乏：在关于现代经济的新一轮辩论中，依旧无法提供强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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