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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温州模式看民间投资

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但是一如对非公经济有过曲折的认识一样，人们对有些民间信用的形式，也存在某种排斥的态度。比如，对温州的“钱会”就是一例。
　　长期以来人们谈论温州模式，着重谈它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很少谈它原始资本的积累。我是研究投资和投资史的，非常看重对原始资本积累的研究。比如，国有企业的原始资本是来自国家拨款或银行贷款；“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常州、沙市和襄樊等城市中小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财政信用的“小额信贷”；80年代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原始资本最初语焉不详，后来经调查，很多来自“绕规模贷款”。但是对温州模式民营经济的原始资本积累，始终是个谜。2002年夏小军寄给我的一篇《论民间金融在温州模式中的作用》，解开了这个谜。温州模式民营经济的原始资本积累，来源于温州土生土长的“钱会”等民间金融活动，它实际上起了类似于西方国家筹集创业资本的风险投资基金的作用。夏小军估计，温州民间金融的规模约占当地金融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在创业资本的形成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三分之一的民间金融活动中，又有三分之一或一半构成创业资本，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70年代末的温州，人多地少，教育水平低，经济落后，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线之下。夏小军观察，是改革开放伊始的两项小小变通政策为温州模式起步建了奇功。一是基层政权允许外出经商的农民可以“挂户经营”，解决了弃农经商者的身份问题；二是温州农村信用社突破了现金管理上 “一定额度以上的款项必须通过支票划转”的限制，允许农民汇入的销售货款提现，使商贩们可以在专业市场上以现金采购，解决了原始小商品市场和国营商业体系之间的资金流转。这两项变通在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是解决了商品经济发展初期人的流动和资金的流动问题，使农民经营的小商品在计划体系之外有进行大空间流通的可能。 当然，这还只是影响了商品流通的方式和流通的空间范围，虽有破冰之效，却不是本原性的力量。温州模式的快速起步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其民间资本的形成。
　　温州的发展是从小商品的流通和生产开始的。组织小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需要有一笔最低的初始资本。著名的桥头纽扣市场在起步阶段，本地并无生产厂家，而是从全国各地采购纽扣运到桥头市场上批发销售，其资本规模至少要有几千上万；而面向全国零售商推销纽扣的推销员，至少也要有三五千元的资本才能从事商业推销活动，否则所获利润不敷差旅费支出。他们的初始资本从何而来？ 1978年的温州，人均年收入只有113元，这个收入水平连吃饱肚子都有困难。农民既无积累，也无法贷款，如何筹集最初的经商资本？考察发现，温州农民(也包括城镇个体商户)的创业活动均与当地民间金融活动有直接关联。
　　温州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一种是“会”，一种是经“钱中”居中牵线的借贷，还有就是亲戚邻里间的直接借贷。“会”是最基本的形式，对初期资本形成的贡献最大。
　　温州民间的“会”，一般叫“钱会”，也有叫“聚会”、“邀会”、“成会”和“呈会”的，“呈会”的叫法最接近温州方言的发音。《温州市志》(1998年版)民俗卷对“呈会”条目如此介绍：“急需钱用，借贷无门，乃请亲邻戚友呈会。会钱多少视邀会者即头会人需要而定。通常十个会脚(会众)。头会人要宴请会脚，称吃会酒。第二会起，每月定期摇会一次，以骰子点数最多者得会。已经得会者，每月将会钱交给头会人，称拔会。呈会月利一分至一分五厘，亦有不计息，故迷信者常祈求神灵保佑其尽早收会。”用金融界的术语来描述，“呈会”活动是集中十个人的小钱，济一人之急，先得会者如借债分期还本付息，后得会者如储蓄零存整取。
　　“呈会”是温州和台州等地的一种民俗，但并不为温台所独有，费孝通在其《江村经济》里就描述过“摇会”的情况。温州“呈会”的习俗中也有通过摇签或掷骰子来产生每期得会人的，现代“呈会”基本上是在第一次邀会时就通过协商或抓阄安排好收“会”的次序和金 额。
　　温州的“会”，盛行于沿海山区乡村和城市，人民公社时期也同样存在，只是那时候“会”的功能主要是消费性质的，没有利息或利息很低，属于乡邻之间的互助性质。“会”的功能转变和规模扩大是在农村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大批农民转入商品经济的大潮之中，创业的农民首先求助于“会”来筹措第一笔创业资金。而随着经商规模的扩大，较早进入商品流通和生产的农民，也会继续通过“会”的形式来解决所需流动资金的增加。温州人中，与创业有关的“会”很少出现倒账现象。尽管现实中也有经营失败者，但是失败者也会千方百计借钱还债，最不济的也在未来有收入以后再归还旧债。
　　温州的“会”不仅盛行于本土，在旅居法国的温州人中，“呈会”活动也很普遍。据初步估计，居住在法国巴黎的温州人就有十万之多，他们大多是近20年内移民法国的。移民发展的道路分为三个阶段：打黑工阶段，确立居留身份后的创业准备阶段和成为小业主(开餐馆或办工场)阶段。“会”在创业准备阶段出现。在巴黎开餐馆至少要有50万法郎，对于这些移民来说，在几年时间里靠打黑工积累50万法郎几乎没有可能，而在异国他乡的银行里又难以建立起个人信用，这时从故土移植来的“会”为他们的创业筹措了初始的资本。据初步调查，在巴黎创业成功的温州人中有不低于90%的人首先是依靠“会”来补足其初创资本的。
　　“会”促进创业资本的形成，但它并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完善的信用形式。温州本地的“会”已经向着两个方向发展转变：一个是出现了“标会”，就是通过利率竞标产生得会顺序。谁出的利率高，谁先得会金。有的“标会”则是定向为某人而设，不是轮流得会，得会者依次还本付息即可。另一个是演变为民间的直接借贷，这与温州人大量外出经商，原有的人际圈 子分散在全国各地邀会不便有关。
　　“钱中”是与“会”同时存在的另一种民间金融方式，是不挂牌经营的民间金融中介。“钱中”有两种形式：一是资金供需双方见面，“钱中”居中见证，收取一定佣金；一种是资金供需双方不见面，“钱中”一手吸收资金一手贷出资金，从中获取利差。“钱中”是民间的职业货币经营者，其活动范围常局限于一个村庄或邻近几个村庄，后来随着城市化的脚步也走进了城市。一度在温州出现过的私人钱庄是“钱中”的机构化，后遭金融当局取缔。
　　此外，个人之间的自由借贷是另一种民间融资方式，一般没有什么手续，但对贷款时间长、数额大的，贷者要求借方打个欠条。自由借贷的特点是：投向自由，利率随市场浮动，借贷期限灵活，交易方式隐蔽。但无论何种形式的直接借贷，均以调剂头寸补充临时资金不足为主，在功能上与“呈会”借入的资金存在一定的差异。
　　温州民间创业资本形成的特点，决定了温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征和独立个性。
　　第一，以“会”的形式进行的融资，参与者（会脚）往往不是盟兄弟盟姐妹，就是乡邻亲友，相互之间知根知底，有很强的道德约束。它与银行或信用社的贷款不同。这类融资活动不需要抵押或者经济担保，不需要履行银行融资过程中的复杂手续；同时又带有很强的互助性质，融入者固然有巨大的道德压力，融出者往往也有极强的道义上的义务，尤其在那种不以获取利息为目的的“呈会”活动中，更不容易拒绝类似诉求。它与创业投资基金也很不一样，出资者要收回本息，而不是分红。创业者的风险完全由个人承担。创业成功者还要回报人情，满足他人的资金诉求，甚至有义务提携出资人或出资人的下一代，等等。
　　第二，“会”的融资活动有其自身的程序性特征。“会”不仅是一种信用关系，参与者还对资金的用途进行评议，较之两人之间的借贷也降低了风险。一般来说，“呈会”所得的资金投向小规模的商业活动较多，投向实业的较少。而“呈会”发起人不能仅仅向出资人简单地说明用于生意上的周转，而且要详细地介绍他的经商计划，会众会对他的计划及其能力进行认真的讨论、评估。如果太过冒险，可能会提出改进建议或者拒绝给予资金支持（这种现象在巴黎温州人的“会”中表现突出）。所以站在邀会人（投资者或经理人）身后的盟兄弟们（会脚）相当于评审决策委员会，蕴涵着一种为民间创业资本理性选择经理人和产业的原始内容。
　　第三，温州民间金融的单笔规模受其自身活动方式的限制，一般“呈会”的单笔规模在几千元、几万元，超过50万元的则属个别现象。民间借贷的单笔规模也不会很大，原因有两个：一是民间金融活动非机构化，资金来源受到限制。“呈会”活动的资金规模，受会脚的人数和每个会脚经济实力的影响。经济实力最小的人往往构成“呈会”规模的制约边界。二是分散放贷要规避风险的本能在起作用。民间放贷缺乏法律保障，靠面子维持信用，某个人的面子值多少钱，往往有个影子价格，单笔规模过大，超过了面子的价格，资金就有风险。所以民间金融的单笔规模有种自控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其个体体量不会很快长大。
　　正因为受到民间金融单笔规模长不大的约束，一方面，那些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有条件寻求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另一方面，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会”为资本形成中心而盛行的个体创业，开始向合伙投资（血亲、姻亲和盟兄弟是主要的合伙人对象）的合作股份制发展。从这时开始，温州才真正开始它的企业制度创新和发展之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钱会”的作用，在新一轮创业资本形成过程中则开始弱化。
　　第四，民间金融活动除受金融监管当局的严格约束不能组织化和机构化之外，其自身也有非机构化的要求。这种松散的完全植根于乡土文化（地缘、亲缘）之中的金融活动形式，具有极高的运行效率，并且可以很好地防止被乡村官绅的权势所操纵。它不仅在避免其活动机构化上表现出应有的谨慎，甚至在民间放款的对象选择和物色“中人”时也尽量地排斥地方权势人物。项飚在《跨越边界的社区》一书中曾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借钱时要找一个中人当面子用。这个人往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跟未来的债主关系还可以，能说上话；二是中人自己有一定的资金，让债主觉得实在不行了还能向他要；三是这个人在社会上得有一定的面子，出了事有解决的能力。但是这三个条件一定要组合好，比如中人是靠近借债人的，同时在社会上又是有一帮人，债主就往往会犹豫，因为他担心如果借债人还不了钱，他甚至不敢去中人那里要钱。债主希望的是一个有钱，但又比较老实的中人。” 项飚的描述与夏小军的观察一致，这说明民间借贷活动中有些微妙的选择标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比起有形的机构来，更容易抗拒来自行政或社会中不良势力的干预和操纵。由于温州民间金融活动极为普遍，以至任何人在其经济活动中，都需要得到民间金融的支持。民间金融活动的选择趋向，对人们的道德行为起着深刻的诱导作用。那些有权有势者能够行事温和，不霸道，不欺压百姓，同时还讲商业信用的，就能得到民间金融的支持，反之则被唾弃。因为民间金融是无形无组织的，它不像有形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人事控制或其他种种手段被地方权势人物所操纵，当然它更不可能被用于设租和寻租活动。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温州地区的金融发展反而比较健康，长官意志少、首长项目少、不良贷款少，整个社会信用状况良好。
　　1985年年底，在温州市的乐清、平阳一带出现过“抬会”事件，涉及两亿多资金，波及周围十来个县(几年前，阿尔巴尼亚和国内福建省的泉州、贵州省盘县也曾出过类似问题)。这次事件曾引起一系列的斗殴绑架，甚至凶杀事件，严重冲击了温州社会的安定。“抬会”不同于“呈会”和“标会”，其特点是会套会，垒成一个金字塔形的融资结构。用一个个小会构成大会的会脚，大会再构成更大会的会脚，这样层层叠叠往上，利率步步抬高，会款逐级向上集中，先入者可获高息，引诱后来者投入，资金越滚越大。由于“抬会”资金大部分脱离实体经济，无从产生利润，前边的会所获的高息，吃掉了后来者的本金，最后因再没有新的资金进入继续抬会，终于倒会。所以“抬会”于民于国于社会都不利，金融监管当局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对“抬会”全面否定，进行打击。但不应把婴儿和污水一起泼出去，因取缔“抬会”而连同“呈会”、“标会”也一并取缔。事实上温州地区自接受了1985年“抬会”事件的深刻教训以后，不再容易出现“抬会”或其他形式的严重扰乱社会金融秩序的现象。至于温州“抬会”造成两亿多损失，夏小军认为，任何金融活动都会有呆坏账。用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去衡量，整个温州民间金融活动算上“抬会”造成的损失，其资产优良率仍然出奇的高；而与那些近年被中央银行关闭的金融机构比起来，1985年温州“抬会”所涉及的资金总额也不可与被关闭的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后果同日而语。
　　总之，温州“钱会”等民间金融活动中有一种促进民间创业资本形成的机制存在。它植根于乡土文化之中，其形式具有浓厚的民俗色彩，其功能是促进创业资本的加速形成和流转，其活动落在寻常百姓层面上，排斥权势操纵，深具平民风格。民间金融活动对温州人来说是一种民俗、一种生活方式，它使温州农民以及城镇居民享受到平等创业的机会，使温州人民在较短的时间里普遍成为有产者，逐步形成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奠定了该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我国大多数农村没有温州那样幸运。“创业难”难在创业资本形成难，现在国家急切希望农村发展，农民富裕起来，还希望农民早日脱离土地，进城居住和就业，好扩大内需，启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但是农民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资本和成本，没有完善的自我资本形成机制，农民很快富裕起来的愿望只能是梦想。许多人建议兴办民营银行、兴办创业投资基金，希望借此加强对民间经济的金融服务。其实，即便兴办民营银行的速度很快、网点很多，也只能部分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至于那些“创业投资基金”更是与农民的发展挨不上边，都代替不了类似于温州和浙东地区的民间金融力量的作用，解决不了民间创业资本形成难的问题。所以夏小军认为，应高度重视土生土长的民间金融活动的作用，对于诸如“呈会”等形式不宜一概否定，可以在法律和政策上视时间地点有条件地予以肯定，或有条件地引导其发展，相信可以弥补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之不足，推动我国民间创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夏小军是温州人，他熟悉很多旅居法国巴黎的温州移民，对于温州 “呈会”等民间金融活动握有第一手资料，他的分析是可信的；他对 “呈会”与“抬会”的区分，以及对“抬会”的损失同银行不良贷款所作的比较，也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对“呈会”、“钱中”这类民间金融活动，只宜疏导，不宜轻率否定，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夏小军的这篇文章曾经刊登在2002年2月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同时，据我的记忆，这种“钱会”和“钱中”，在江苏一带也曾经广为流传，真可谓“源远流长”。远在解放前大约20世纪40年代我在苏北的老家（东台县安丰镇），就有亲戚为突发的资金需求，邀集亲朋设酒而举办“钱会”，间或也有只请“钱中”作保借贷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以非法集资而明令禁止，但私下仍有存在。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进入新的时期，我们要进行西部大开发，要加快城镇化，特别是小城镇建设步伐，每年将有上千万农村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如何利用民间金融活动帮助转入城镇的农民筹集创业资本，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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