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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社会保障体系与“三农”问题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国民来说是必需，但对政府来说是个难题。如贫困人口吃饭、失业人员生活该找谁？百姓生了病怎么办？我们老了谁来养活？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否则社会将无法安定。
　　解决这些问题是政府的任务，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政府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人们才敢花钱、敢消费、敢投资，经济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那么，怎样建立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钱从哪里来呢？把国有资产的存量盘活，用收回的资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当然，中国有9亿农民，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更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提高农民的收入，就没有人愿意种地，没有了农业生产我们吃什么？没有了农业基础那中国经济又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呢？
　　由于历史上的特殊原因，我国形成了城市、农村泾渭分明的二元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是步履维艰。这是因为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利益。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还包括那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数量庞大的“民工”队伍，十年、数十年后他们的生活会怎样？这是我国改革与发展到今天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是涉及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大事。
　　大家是否还记得，一国财政支出有两大块：一是经常性支出，二是建设性支出。在经常性支出当中，又分为三块：一块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行的支出，一块是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支出，第三块是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运行的支出。第三块是目前我国政府面对的难题，即怎么解决穷人收入的问题，怎样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
　　为什么它是政府的一个难题呢？因为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从统计数据看，到2006年我国在人均收入683元绝对贫困线下生活的人口还有2148万，同时，人均年收入不到958元的低收入人口还有3550万。2006年中国投入了近200亿元开展扶贫工作，中央财政投入了137亿元，地方财政投入了50多亿元，列入国家扶贫计划中总体还有1亿左右的人口需要帮扶，也就是说，十几个人中就有一个贫困的人，这样高的贫困比例是需要政府来承担解决的。这些贫困人口，一部分在城市，大部分在农村。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企业所有制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改为国有企业比例在缩小，民营企业比例在增加，股份制企业在增多。比如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私营企业数量已经占到90%以上。这种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变革，使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没有相应建立起来，使那些下岗的、失业的人员找不到饭吃，生存艰难。
　　在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大量企业职工失业了，尽管经过多年的消化已经大部分实现再就业，但是在我国五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对建国初期的那些以156个大项目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职工，过去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的政策。随着医疗、教育、住房制度的改革，这些福利措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部分年龄大的职工现在面临工资低、收入少，没有房子，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养老保险或者医疗、养老保险支付不足的状况。相对而言，农村居民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指望，住房也不用再花钱，然而城里居民的养老问题和社会保障怎么办呢？
　　我国是人口大国，中央政府已经考虑这个问题多年了，可是要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钱从哪里来？政府手里没有这笔钱。于是政府就想了，我们不是有很多国有资产吗？从建国到现在，我们积累的国有资产存量已经不少了，有统计数据表明，国有资产大约在1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于是政府就考虑先建一个2万亿元的社会保障账户。有了这个2万亿元的账户，只要是下岗的工人或者失业的人，就可以到这个账户上领失业救济金，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这样，国有企业就不再承担下岗职工的负担，它们可以轻装上阵，和所有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竞争。
　　如果我国政府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下岗和失业的人员不能给予生活上的基本保证，那中国的改革就无法向前，它必将拖住改革的后腿；国有企业不能摆脱下岗员工的包袱，就无法进行彻底的改革；如果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向前，我国所有的改革都将面临困境。这样拖下去，我们支付的改革成本就会越来越大。
　　大家知道，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是中国自己的特色，它具有普遍性。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有责任实现社会公平，让穷人有饭吃，让下岗待业在家的人、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能够生存。这样社会才能安定，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国家才能兴旺，人民才能安康。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虽然近年来经济发展不好，社会问题也很多，但是老年人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政府早就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西方国家的老年人为什么可以放心养老？因为他们不必担心老了没有生活来源，国家为他们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老有所养。
　　但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步其实非常困难。政府没有现成一笔钱，只能从国有资产中挤一部分出来。而我国现在的国有资产还只是一个存量，要把它变成现金，变成流量，需要一个变现的过程，之后它才能进入这个账户。
　　怎么把国有资产存量变成流量？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通过证券市场减持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也就是说通过国有股的减持来完成。比如，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原来不能流通的那些股票，现在可以减持一些，让社会公众持有。通过国有股的减持，政府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来建立这个社会保障账户。这个方案从2001年开始试行。但是，由于国有股的减持是以股票的市场价格来减持的，人们认为这样减持的价格太高了，所以这个方案没有被市场接受，于是在2002年6月，这项国有股减持措施在二级市场上停止了。尽管如此，这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思路。它说明，我国政府在努力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想办法筹措资金，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体系账户。我们必须要建这个账户，如果不建好这个账户，我国的改革将无法向前。
　　其实，不仅是从国有企业下岗的员工需要到一个地方去领钱，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那些从政府机构改革中分流出来的人，他们也需要到一个地方去领钱；还有，如果有的人找不着工作，甚至大学毕业生一时找不着工作，他们是否也该有饭吃，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否则这个社会怎能安定呢？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政府千方百计要把国有资产的存量盘活，可能会采取卖给民间一部分，让外国人来买一部分的方式，用拿回来的钱来建这个账户。如果这个账户建成了，国有企业就可以轻装上阵了，可以不用背这么重的历史包袱了。一个更有活力的企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在经济的良性循环中逐渐变得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这是市场规律决定的。当人们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解除了部分后顾之忧，就敢有计划、有步骤地多花一些钱了，整个经济的投资、消费也会良性循环起来。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划分成的两个国家。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德国随后实现了统一。在统一的时候，联邦德国政府在柏林成立了一个民主德国国有资产托管局，把所有民主德国的国有资产都放在那里进行评估。其中有4万个小企业直接卖给了民主德国的人，因为它们的规模很小，所以很快就卖掉了。对剩下一些中型和大型的国有企业全部进行资产的国际评估，还聘请了国内外的专家。当把所有的企业资产评估完了之后，联邦德国的企业家、全世界的公司都可以来买这些企业，政府公开出售，让大家公平竞争。
　　德国政府在卖出这些企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附带条件？卖企业的时候是否要求带着工人一起出售？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学生，读者朋友也可以自己想一想。当然，答案是五花八门的，有些人认为应该带着工人，否则，企业卖了，工厂里的那些工人怎么办呢？也有一些人认为，不该带着工人，如果带着工人，那些想买企业的人，他们怎能愿意承担这些工人的负担？
　　结果是，这些国有企业全部卖出去了，而且卖得很好。出售国有企业的时候，没有必须带走工人这个条件。德国政府说，所有的工人由我来负责，你们只管买企业，看着合适你们就买，不合适你们就别买。当这些国有企业全部卖完后，有人问德国前总理科尔：“你怎么这么便宜就把民主德国的企业全给卖了？”科尔回答：“我不便宜卖，有人买吗？不信，你们卖个试试！反正我们卖成功了。”
　　当时民主德国的企业的所有员工都失业了。政府说：你们不用担心，政府负责发给每个人生活费，每人每月1500马克。就这一笔开支，民主德国政府拿出了相当于7000亿美元的资金。所有失业的人都领到了政府发放的生活保障金。民主德国政府哪来的这么多钱呢？一部分来源于卖了这些国有企业后政府收上来的钱，另一部分是德国政府从财政拿的。虽然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但是这种支出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当任何一个企业家买了企业之后，它都要在当地招收工人，它会根据企业的需要去选择工人。于是，很快就有人找到了新的工作，这就逐渐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事实证明多数人都不愿意要政府的救济金，他们宁愿选择工作。这样，被卖掉的企业要在民主德国本地招收工人，增加了就业机会。同时，卖国企的钱又充实了政府的财政，增加了税收。为了合力渡过难关，德国政府为此还专门增加了一个新税种，叫统一税，到今天还有。如今总的算起来，改造民主德国，德国政府十年里就花了大约1.37万亿马克，平均每年花费大约为6000亿元人民币，德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随着我国城市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农村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浮上水面。
　　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就业机会而言，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依然会面临着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这么多的劳动力在农村是无法消化的，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这3亿人口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障碍。
　　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人员290余人。严重超编的冗员给农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由0.16增至0.295）。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有3倍之多，城乡之间贫富悬殊加大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连续多少年，中央政府制定的一号文件都是围绕解决“三农”问题的。尤其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面下工夫。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减负1200多亿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举措，是中国2600年以来第一次彻底地取消农民的田赋。由此可见“三农”问题的重要和新一届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之大。
　　所以我们说，任何一项改革事业都是需要成本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成本从何而来呢？建立城市社保体系的关键在于盘活国有资产的存量、多元化引进资金等，也就是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由于我国整体经济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财政总收入已达8万亿元的水平，这就为解决“三农”问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遗留的历史负担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契机。这是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和农村贫困问题与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相称，而且必定会为将来的发展埋下危机。
　　为城市和农村的低收入人群建立一个安全的生活保障体系，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需要和必要，也是新一届政府的英明之举。
　　以上所说的都是财政问题。但是，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对于宏观经济调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手段，那就是货币政策，下面我们将带领大家进入对货币信用、金融市场、中央银行、股票市场等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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