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

　　在“农业化学化”的影响下，农民盲目使用化肥和农药，破坏了土壤结构，降低了土地的生产效率；同时，错误地把作物秸秆视为“废物”，将它们进行农业外处理，致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和中微量元素严重短缺，从而影响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郑玲富摄
　　为了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主要资源消费国。以2003年为例，我国消费了世界原油的7.4%，原煤的31%，铁矿石的30%，钢材的27%，氧化铝的25%和水泥的40%。我国每年消耗的棉花占世界消费总量的2/5。与此相对应，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多种重要资源的最大进口国。
　　与资源代价相比，为快速增长付出的更沉重的代价是破坏了人类和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水土资源。例如，农业中化肥和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导致了水土资源和食物的严重毒化，工业和生活垃圾已经把我国的几大水系严重污染。以至于许多地区的农业灌溉用水和居民的饮水都受到了影响，严重地威胁着居民的生存和发展。
　　尽管我国为经济发展投入如此巨大的代价，但是产出却远没有那么令人鼓舞。例如，2001年我国一次能源的消费约占全球消费总量的10.5%，但所生产的GDP只占世界总量的3.5%，目前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格鲁特曼“增量资本产出率”，我国创造一元GDP的投资将近五元，最近有人估计这一投入已增至八元。

矛盾和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国内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特别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国内需求迟迟不能启动，从而导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其一，国内经济过于依赖国外市场。为了扩大出口，以高价格进口的资源在国内加工并留下污染后，产品却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卖到国外市场，还频频引发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争端。此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急剧增加，国际贸易收支严重失衡，不仅增加了我国金融领域的风险，而且加大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削弱了我国经济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其二，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企业实行以牺牲国内劳动者为代价的出口政策。在我国资源利用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出口产品价格便宜的直接原因是人力成本过低。徐更生委员认为，我国企业应依靠科学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产品成本，以产品质量参与国际竞争，这样既能减少与各国的贸易摩擦，又能提高国内工资水平并启动国内消费。

亟须转变增长方式

　　20年前，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醒人们，经济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发展”有两种：一是依靠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而取得的“增长”；二是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条件下取得的“发展”。很显然，我们需要的是后者。徐更生委员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地将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首先，采用最新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推广使用代用品，珍惜自然资源。
　　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新技术。我国自然资源利用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技术陈旧，许多资源的有效成分未能得到利用。只有采用先进技术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在这方面，我国有很大的节能潜力。例如，2000年我国每吨乙烯综合能耗为1212千克标煤，相当于日本(714千克标煤)的1.7倍；我国重点企业吨钢的可比能耗为781千克标煤，相当于日本(646千克标煤)的1.21倍，也比1994年英国和法国的水平(分别为721千克标煤和735千克标煤)高出许多。此外，我国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2000年我国单位GDP排放二氧化碳的强度为0.62公斤，明显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同年，我国单位GDP排放有机污水的强度为0.5公斤，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二至三倍。
　　其次，农业领域内，在合理使用化学肥料的同时，实施作物秸秆的科学还田战略，逐步恢复已被破坏的土壤资源，提高土地生产率。
　　目前，我国土地资源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耕地面积迅速减少，二是土壤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虽然在保护耕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效果不理想。要想在土地保护方面取得进展，必须加大农民在保护耕地方面的发言权。只有广大农民积极主动全力保护耕地，才能使耕地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否则，不可能取得大的进步。
　　改良土壤和增强土壤肥力最廉价、最安全的办法是实施作物秸秆的科学还田战略。在“农业化学化”的影响下，农民盲目使用化肥和农药，破坏了土壤结构，降低了土地的生产效率；同时，错误地把作物秸秆视为“废物”，将它们进行农业外处理，致使土壤中的有机质和中微量元素严重短缺，从而影响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其实，与化肥相比，秸秆才是作物最全面的肥料。实施秸秆科学还田的战略，才能确保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
　　最后，制定法律，严格实施“三废”的排放标准，切实保护我国的水土资源，保护和改善人类及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各国的经验证明，治理污染最有效的手段是法律。欧美发达国家治理水土资源严重污染大约只用了10年时间。当然，除了制定法律及各种污染的排放标准以外，还要有严格的处罚标准。只有当受处罚的代价大于治理成本的时候，企业才会转而治理污染。另外，还必须从体制上切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害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执法。